馬明方

一片丹心圖報國，千秋青史留精神。在紀念馬明方同志誕辰100週年之際，我們要學習他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強烈的革命事業心與高度的政治責任感，自覺地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始終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學習他對黨赤膽忠心，不為任何艱難困苦所動搖，不為個人名利所困擾，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鬥。學習他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深入調查研究，尊重事實，尊重科學，無私無畏，光明磊落，努力提高“五個本領”，善謀全局，科學決策，求實創新，維護穩定，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學習他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密切聯繫羣眾的優良作風和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精神風範，牢記“兩個務必”，發揚延安精神，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永遠和人民心連心。

當前，我們要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堅持以人為本和科學發展觀，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緊緊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萬眾一心，加快陝西經濟建設步伐，為早日把陝西建設成為經濟強省而努力奮鬥，用更加輝煌的成績來紀念馬明方同志。

馬明方，1905年12月14日生，陝西米脂人。1925年在綏德師範學校讀書時參加中國共產黨，後被派到西安國民軍史可軒部做兵運工作。

1927年回到陝北，先後在綏德、橫山、米脂等縣任中共區委書記、縣委書記，在白色恐怖中深入農村恢復中共組織。

1931年任中共陝北特委代理書記。

1933年主持召開特委擴大會議，作出開展游擊戰爭、創建農村根據地的決定，會後深入游擊區，加強對武裝鬥爭的領導。

1934年至1937年，馬明方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省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8年去蘇聯學習。

1941年回國途經新疆時，曾被國民黨軍閥盛世才拘禁。

1943年4月2日被捕入獄。獄中參與領導絕食鬥爭。

1945年獲釋出獄，回到延安。同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1946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兼中共晉南工委書記。

1947年曾參加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楊家溝召開的十二月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馬明方歷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職。

1954年秋至1960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財貿部部長。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1960年冬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他是第一、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文化大革命”中，馬明方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於1974年8月12日逝世，終年69歲。

1979年12月中共中央為其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1] 

他組織反對帝國主義的遊行示威，參加反對陝西軍閥吳新田的活動；組織成立農民協會，進行抗租、抗税、抗糧、抗捐鬥爭。大革命失敗後，馬明方為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顛沛流離，宵衣旰食。1927年至1930年，馬明方先後任中共橫山區委書記、綏德縣委北區區委書記、鎮川區委書記等職，在橫山響水堡，綏德四十里鋪、米脂楊家溝、鎮川堡等地，以教書為掩護，秘密發展和整頓黨的組織。他與馬文瑞等領導了陝北歷史上著名的、有十數萬農民參加的“三抗”（抗糧、抗捐、抗税）“三要”（要土地、要飯吃、要自由）鬥爭。建立了各種進步組織，如鹽工工會、貧民團、互濟會、婦女會等。1931年1月，馬明方任中共陝北特委委員，中共米（脂）、佳（縣）、鎮（川）中心縣委書記兼中共米脂區委書記；1932年冬，任中共陝北特委代理書記。他經常穿梭往來於敵人關卡崗哨之間，走鄉串村於坡坬溝坎之上，秘密串聯，使一度處於渙散、停頓的組織有了很大的改變。

1933年7月，馬明方主持召開了中共陝北特委第四次擴大會議，制定了開展游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的策略和方針，使陝北武裝鬥爭由過去以在敵軍中搞兵運為主轉入全面創建紅軍的時期。會後，經一年多的艱苦工作，先後組建起三支游擊隊，建立了安定、綏清、神府三塊蘇區，黨員數量和黨的組織也有了可觀的發展。

1935年1月25日，陝北召開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馬明方當選為陝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領導陝北人民開展了根據地的各項建設工作。同年2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和中共陝北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兩個蘇區和兩支紅軍，馬明方當選為西北工作委員會委員。5月，西北紅軍在劉志丹的統一指揮下，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使陝甘邊、陝北兩個蘇區聯成一片，為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勝利創造了一個穩固的落腳點。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時任陝北省蘇維埃主席的馬明方按照中共陝北省委的指示，積極動員羣眾捐獻糧食、縫製衣服，解決部隊的衣食用度。1936年冬，馬明方擔任中共陝北省委書記。

1936年5月，馬明方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全國黨的代表大會，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抗戰全面爆發後，先後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團委員兼內政部代部長、民政廳廳長。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使其積勞成疾，於1938年4月赴莫斯科治療，1941年1月回國後，中央讓暫住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八路軍辦事處，任支部書記。

1942年9月，新疆軍閥盛世才將在新疆工作的馬明方等100多名共產黨幹部軟禁、逮捕，投入監獄，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和種種折磨。在監獄，他參與領導獄中同志與敵人進行英勇的鬥爭，先後組織了三次“反普遍審訊”、三次絕食鬥爭，實現了獄中黨組織提出的“變監獄為戰場”“變監獄為學校”的戰鬥口號。

1946年7月11日，在周恩來與國民黨當局的鬥爭下，經張治中協助，馬明方等100多人被釋放，輾轉回到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和林伯渠等中央領導的熱烈歡迎。在延安，馬明方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兼晉南地委書記和西北人民革命大學校長。1947年3月，胡宗南進犯延安，馬明方隨中共中央轉戰陝北，擔任西北局後方工作委員會書記，與林伯渠一起負責地方工作和支前工作，全力保障前線的需要。毛澤東稱讚説，你們前後方合作得很好，後方雖然運輸困難，但糧食和軍需物資，都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運上去了。兼任晉南工委書記期間，馬明方深入晉南31個地縣調查瞭解情況，創造性的領導完成了晉南131萬人口的土地改革和城市接管工作，正確執行了黨的幹部政策，及時糾正了工作中出現的左傾錯誤。1949年9月30日，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在北平召開，馬明方率西北解放區代表團出席會議，被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並光榮參加了開國大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馬明方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陝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局第三書記、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區副政委等職。期間，他正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從政權建設、土地改革到三大改造，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1954年8月，馬明方調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協助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鄧小平工作，以主要精力負責中組部的常務工作。1956年1月，馬明方任中共中央財政貿易工作部部長。根據中央給財貿部門規定的任務，他着力抓了財貿部門的思想政治工作、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和幹部隊伍的培養工作。1960年10月，馬明方調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在東北工作之初，馬明方針對當時糧食減產，人民生活困難的情況，提出要把安排好人民羣眾的生產和生活作為整風整社的重要內容。他還根據東北的實際，提出了安排好市場供應和生產責任制、自留地等發展農業生產的一些重要的意見。1965年11月，在營口官屯公社搞“社教”時，他根據調查瞭解的實際情況，向東北局提出了要肯定農村幹部成績，對錯誤要嚴肅批評，以團結為根本目的的報告。這一報告被東北局批轉全區執行，減少了“四清”運動中的負作用。“文化大革命”中，馬明方受到了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1967年，以所謂“馬明方叛徒案”被押解到北京，長期秘密關押。1974年8月13日，被迫害致死，終年69歲。

馬明方被國民黨新疆當局逮捕。盛世才勸他，只要放棄信仰，脱離共產黨，就可立即釋放。他當着審訊者的面奮筆疾書：信仰——共產主義；志願——回延安。在獄中，國民黨頑固派用盡了各種酷刑，但他始終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崇高的革命氣節。他參與領導獄中鬥爭，與同志們一起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他時常教育大家要堅決與叛徒鬥爭，並帶領大家唱《國際歌》，學唱《囚徒歌》：“堅定信念，貞守立場，砍頭槍斃，告老還鄉……擲我們的頭顱，奠築自由的金字塔；灑我們的鮮血，染成紅旗，萬載飄揚。”馬明方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頑強的鬥爭精神，使國民黨頑固派非常害怕，驚歎：“長此羈押，恐非善果。”

馬明方忠誠於黨的事業，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他常説：“黨員心中要有黨，黨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曾無數次“路過家門而不入”。一次，他和戰友傳達特委的指示，路過老家葉家岔，戰友勸他回去看看老人和孩子，他説：“任務急，不行啊。還是趕路要緊，時間就是勝利嘛。”戰友風趣地編了個順口溜：“不是孺兒不孝娘，重任在肩非尋常；過家不歸算甚事，一切都應獻給黨。”

“文化大革命”中，馬明方受到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在生與死的嚴重關頭，他堅信黨的事業必然勝利，堅信正義必然戰勝邪惡，始終不肯向“四人幫”低頭。去世前，他告誡孩子：“幹革命不容易，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就是我死了你們也不要悲傷，不要埋怨黨”，“你們都是共產黨員，黨員心中要有黨，要相信黨早晚會把我的問題弄清楚的，你們應當耐心等待黨給我的結論。”充分表現了馬明方同志對黨的忠誠。

人民的利益是馬明方工作中考慮的重點。他常説：“凡事想想鄉親們。”1949年5月西安解放，時任西北局第三書記的馬明方來到西安，當他看到西安城外胡宗南駐軍挖的一條佔地很多的戰壕還未填平時，痛心地説：“為什麼還要把這個戰壕保留下來，這麼多肥沃的良田，能打多少糧食呀。應當平溝還地於民。”在他的督促下，戰壕很快被填平，農民種上了莊稼。

“文化大革命”中，馬被林彪、康生等打成“叛徒”，關進監獄，受到殘酷的迫害。但他堅貞不屈、寧折不彎，生命垂危之際，仍對家人説：“我沒有做過任何有損於黨的利益的事。你們要設法轉告毛主席，我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1974年8月13日含冤辭世。197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文件稱：“毛主席、黨中央已經批准對‘新疆馬明方案’予以平反”，“馬明方等絕大多數同志在敵人監獄裏表現很好，沒有自首叛變。”197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為他舉行追悼會，肯定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198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總政治部《關於為“新疆馬明方案”平反報告》，推倒一切誣衊不實之詞，為馬明方徹底平反昭雪。

馬明方同志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馬明方等從陝北的實際出發，反對和抵制了中央駐北方代表批評陝北特委的錯誤指責，保障了陝北的革命鬥爭沿着正確方向健康發展。

土地改革中，他密切注意運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指出，我們不能從主觀願望出發，不能用包辦代替的形式主義工作方法和空洞的會議制定不着邊際的計劃來指導工作。他接見來訪的幹部和羣眾，聽取彙報，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寫出了《關中地區土地改革總結和土地改革後的農村工作任務》，為以後陝西其它地區開展土地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大躍進運動中，他看到報紙上刊登某地畝產超萬斤的報道後説，我種過地，每畝增產一二十斤都要費很大的勁，當前畝產幾千斤甚至幾萬斤，是吹牛，自己欺騙自己。他去陝北視察時，對米脂縣委書記説，陝北沒有大鍊鋼鐵的條件，恐怕鋼鐵沒煉出來，樹就被砍光了。廬山會議期間批判彭德懷，馬明方對身邊的同志説：“我沒有看出來彭老總的信有什麼問題。”1964年，在一次幹部會上林彪公開誣衊説：“朱德有野心，”馬明方憤然作色説：“朱老總德高望重，哪裏有什麼野心。”

馬明方一生儉樸、忠厚清廉，時刻從嚴要求自己。他常説，我們國家還很窮，人民生活水平普遍還不高，所以黨的幹部要同廣大人民同甘共苦，切不可搞特殊。他衣食簡單，從不單獨開小??不允許親戚佔公家便宜。1948年冬，馬明方與妻子去晉南工委，途經米脂家裏。第二天臨行時，隨行人員把一件灰色棉襖留在家裏，他母親説：“把這件棉襖留給你爸穿吧，”他沉思片刻説：“這是公家的，留下不好，爸的棉襖我另想辦法。”有一年，他小女兒病了，需要長時期治療。妻子為了使他能安心工作，便經常請假在家照顧，單位照常發工資。馬明方知道後對妻子説：“你沒有上班，發的工資不能拿，應該交黨費。”妻子按照他的意見把一年多的工資全部作為黨費上交。馬明方很愛自己的孩子，同時對孩子的要求又很嚴格。兒子上中學時，一次放學回家自行車壞了，便打電話叫小車司機接他回家。馬明方知道後，對孩子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自己也在黨小組會上作了自我批評，並要求秘書、警衞、司機和炊管人員對他和家人進行監督。1954年8月，馬明方調中央組織部任副部長。他在西北局工作時，行政級別定為三級，當他得知中央許多部長的級別都比自己低時，便主動請求中央將自己的級別由三級降為四級。

馬明方同志心繫人民，密切聯繫羣眾，一生樂於助人。他生性謙虛和藹，平易近人，經常深入基層，和羣眾打成一片。戰爭年代，他常與農民同吃一鍋飯，同睡一個炕，噓寒問暖、促膝談心。他沒有一點架子，有説有笑，和羣眾親如一家，革命老區人民親切地稱他“老馬”、“馬大哥”、“明方”。由於他深深紮根羣眾之中，深受羣眾的讚譽，在羣眾的掩護幫助下，多次臨危脱險。革命勝利後，他始終保持着勞動人民的本色，不居功自傲，不頤指氣使。他經常教育同志：“無論走到哪裏都要謙虛謹慎，不要給人留下機關幹部高人一等的印象，要老老實實做人。”

馬明方不但在政治上、工作上關心同志，而且對同志們個人生活上的困難也熱情關心，積極幫助。他用自己火熱的心温暖大家、團聚同志。他任陝北省委書記時，常幫助同志介紹對象、組成家庭、尋找離散的子女，同志們開玩笑説：“馬書記是個大人物，還關心這些小事。”他説，對於個人來説，這就是大事，我當然要管，管好了，同志的後顧之憂解除了，工作就會做得更好。他幫助同志看病、站崗放哨，幫警衞員學文化、學軍事。馬明方無論走到哪裏，哪裏的幹羣關係就特別融洽，同志們情同手足，親如一家，形成堅強的戰鬥集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