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財經會議

1947年，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和解放區的日益擴大，中國北方的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各解放區的軍民交往、物資交流日益頻繁。然而當時各解放區的財政金融還沒有統一，各個解放區都有自己的銀行，並各自發行貨幣。當時晉冀魯豫有冀南銀行、山東有北海銀行、晉綏有西北農民銀行、陝甘寧有陝甘寧邊區銀行。成立解放區統一的銀行和發行能在各解放區流通的貨幣，成為當時亟待解決的問題。 ^[1] 

1947年，解放區在進行了一年多的自衞戰爭後，開始由戰略防禦轉向戰略反攻。中共中央號召全黨：目前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全力準備反攻。但由於空前自衞戰爭的巨大消耗，解放區的財經情況已陷入困境。加上各解放區之間的經濟割據，區與區之間的關税堡壘嚴重，許多解放區在與鄰區的物資交換中賠了錢，財政收入日趨減少。這種狀況，不利於解放區克服財經困難，共同對敵。在此情況下，冀察晉中央局提議召開華北財經會議。 ^[2] 

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採納晉察冀中央局的建議，發出《關於召開華北財經會議的指示》，指出：“由於空前自衞戰爭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區的財經情況陷入困境，必須以極大的決心和努力動員全體軍民一致奮鬥，並統一各區步調，利用各區一切財經條件和資源，及實行各區大公無私的互相調劑，完全克服本位主義，才能長期支持戰爭。中央認為應立即召開此項會議……會議的議程，應為交換各區財經工作經驗，討論各區貨物交流及貨幣、税收、資源互相幫助、對國民黨進行統一的財經鬥爭等項，並可由各區派人成立永久華北財經情報和指導機關。”此時，晉冀魯豫地區已經處於相對和平狀態戰爭干擾較少，中央決定選擇邯鄲召開這次會議。 ^[4] 

根據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晉冀魯豫中央局成立了華北財經會議籌備處，開始會議的準備工作。 ^[2] 

華北財經會議從1947年3月10日開始，到5月11日結束，共62天時間。出席代表17人，列席代表38人。大會主席團主席為薄一波，成員有南漢辰、慄再温(晉察冀)、薛暮橋(華東)、王任重(華中)、楊立三、戎伍勝(晉冀魯豫)、白如冰、陳希雲(晉綏、陝甘寧)、劉子久(中原軍區)，秘書長為陶希晉，副秘書長範若一。

整個會議分為座談、報告、討論與總結三個階段。 ^[2] 

3月10日至3月24日

華北財經會議原定於3月1日召開，但由於晉綏邊區、陝甘寧邊區代表未能通過封鎖線到達邯鄲，3月9日，會議決定先開座談會，一邊開會，一邊等待兩區代表。

座談會從3月10日開始至24日結束，共15天。中心議題是討論貿易與金融問題，重點解決冀中區爭購外來物資，致使在外匯與貨幣上負擔過重的矛盾。

3月10日，薄一波主持會議。南漢辰針對解放區經濟上的封建割據情況，提出三條意見：①各區間的統制應取消；②關税堡壘要減少到最小；⑧要一致對法幣作鬥爭。

薛暮橋就山東地區與友鄰區存在的食鹽、貨幣兩大問題也作了發言。

3月11日，薛暮橋主持會議。王元波就冀中的情況作了發言。他指出：由於敵人的封鎖，加上封鎖與傾銷相結合、傾銷與吸收相結合，破壞了冀中的出入口工作，冀中貿易賠了錢，以糧為主的財政收入大大虧空。這樣，冀中就不想與渤海交換法幣，用淪鹽抗渤海鹽。同時，對冀南食鹽棉花作了扣留。這是隻看到冀中的困難，而對於從戰爭全面出發認識不足的結果。他提出急需解決的問題是；①冀中外匯如何解決?②外貨如何取得合理價格，保證需要，減少中間利潤?③外匯困難，實際是出口困難，運輸困難，如何解決出口問題?④解決問題時，步調如何取得一致，集中力量統一對敵?⑤各友區交換，以減少對敵依賴十分重要，但如何從上至下地貫徹，搞通下層思想?

3月12日，南漢辰主持會議。劉岱峯作了《一年來的貿易工作情況》的發言。他説，一年來，我們是不知己，不知友，也不知敵。過去我們只怕冀中物價漲，影響冀南物價，從昨天冀中同志發言中，深刻感到冀中對冀南物價起了掩護作用。

接着，林海雲也就冀南工作作了發言。他説，冀南為了增加收入，在對外貿易上總是想壟斷，特別是對主要產物——棉花的掌握管理上，提出對濟南等地的出口由冀南專營，因冀南出口必經各友鄰區，就想把友區也管起來，名義上是為了對敵鬥爭統一，實際上是怕出口税被友區徵走，減少自己的收入。

3月13日，楊立三主持會議。呂鏡符作了《渤海鹽產及運銷情況之介紹》的發言；何幼奇作了《冀魯豫工作》的發言。

3月14日，薛暮橋主持會議。周伯易作《友鄰區税務關係的幾個問題》的發言；李友三作《太嶽區工作》的發言，李一清作《太行區工作》的發言；楊文漢作《冀東情況介紹》。

15天的座談會，圍繞貿易與金融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晉冀魯豫小組提出：各區對外出入口貿易，只在出入口地點收一道税，內地不再重收，出入口税税率應儘可能一致。

冀中小組認為：冀南棉花可以過境出口，但不同意自由貿易。

冀南小組認為：物資工作中，不應要此拒彼，冀南棉花布匹銷售中，冀中就可以大量組織出口，這對冀中也有利，對全解放區都有利。

山東小組認為：管理大鹽很成功，對各區的輸出，只可以取消差額税，不應停止專賣。

經過討論，座談會初步達成以下協議：

①在交換地區開設混合市場，各區貨幣可依自然價格交易；②邊地銀行互相依照比值兑換，出入手續費共收千分之十(入五、出五)；⑧各區互存匯兑基金。 ^[2] 

3月25日至4月13日

3月24日，座談會結束，陝甘寧和晉綏兩區代表還是未能到會，3月25日，大會主席薄一波宣佈會議不能再拖了，“從今天起正式開會”。薄一波在開幕式上作了重要講話，他分析了撤離延安後的形勢之後指出，中央最關心的是兩個問題，一是兵源接濟問題；二是財政困難問題。他説，戰爭是長期的，單靠任何一個地區不可能供應戰爭，各地必須聯合起來，共同支持戰爭。同時，後方工作的同志，特別是搞財經工作的同志，要更加努力，才能達到勝利。

從3月25日到4月13日，共20天的時間，是華北財經會議的報告階段。這個階段，以工作報告的形式為主，對各區的財經工作狀況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山東、晉察冀、晉冀魯豫、中原軍區的代表先後作了報告。晉綏、陝甘寧代表於4月7日趕到，也作了報告。

3月26-27日，薛暮橋代表山東區作了《山東的財經工作情況》的報告；3月28日，南漢辰作了《晉察冀財經工作情況》的報告；4月8—9日，南漢辰作了《陝甘寧邊區的財政工作》的報告；4月10日，劉子久作了《怎樣解決我主動出擊到蔣管區時的財糧問題》的報告，4月11日，陳希雲作了《晉綏財經工作》的報告。

(一)關於山東的財政經濟工作。1946年、1947年兩年中，山東普遍組織土地合作社，辦集體農場，因未辦好，生產下降了。當時最大的困難是棉布、棉花缺乏。

山東財經工作實行了①緊縮發行，厲行節約，平衡收支，合併機關商店；②掌握物資，管理對外貿易，獎勵土產出口，提倡用土貨，改變高價人口、低價出口狀況；③扶植生產，發展農業、手工業、羣眾性經營等做法。取得的主要經驗是：①掌握物資、穩定物價。本幣發行要由工商局掌握，各地不許亂髮貨幣，不許壓低法偽幣值。本幣與法偽幣比值要依自然價格運行。②開展外貿工作以有利交換、保護生產、保障軍需為原則，主要辦法是爭取出超，爭取主動。⑧對內貿易在於扶助生產，保障供給，調劑供求。調劑區域性差額的辦法是組織運輸；調劑季節性差額是秋收春吐。生產要自力更生、自給自足。貿易要分清敵友，取消限制，進出不封鎖，友鄰區互相幫助，發展經濟。

(二)關於晉冀魯豫的財政經濟工作。當時晉冀魯豫的財政經濟工作主要問題是貿易各區的計劃性與全區的盲目性、貨幣物價全區的計劃性與各區的盲目性的矛盾。 ·

為解決這些矛盾，晉冀魯豫提出發展生產是平穩物價的基礎；公營商店要以平穩物價為主；銀行發行貨幣要採取緊縮政策，要把大規模緊縮和小範圍的緊縮相結合、大量透支和貿易上的拋售物資相結合等政策。晉冀魯豫金融工作的主要經驗是：①羣眾徹底翻身後，必須發放生產貸款，扶助羣眾生產。②在合作社普遍發展起來後，生產貸款要通過農村信用合作社進行。③貸款要集中貸給貧苦農民。貸款期限，根據生產情況自願確定，分配採取民主評議，手續愈簡單愈好，貸款利息一律照顧羣眾利益。

(三)關於晉察冀的財政經濟工作。報告指出，①從1946年開始進入城市以後，晉察冀生產上重工輕農，農貸23萬萬8千萬，只貸下去20萬萬，工業投資單公營新華實業公司即達50萬萬。②邊鈔在反攻前發行不統一，一直到現在仍未完全統一，1946年8月統計，邊鈔在冀晉佔66．6％，冀中佔38．5％，冀東佔14．4％，察哈爾佔27．1％，熱河佔2．8％。⑧對偽蒙疆銀行券，採取開始承認、逐漸壓繳、貶值、收回。政策是打出去，走羣眾路線，動員合作社村政權、羣眾團體，到唐山買東西回來。

(四)關於晉綏的財經工作。晉綏的財政經濟，主要問題是在1946年取消食鹽管理後，鄉村現洋復活，農幣市場縮小，貿易出超，金融波動；針對以上情況，實行了手工業生產提倡標準幣，禁止現洋黃金法幣交易的辦法。此外，由於大力發展生產，收入增加，人民負擔減輕，部隊機關生活得到改善。但也存在鋪張浪費現象。

解決辦法是實行統籌統支，大小單位家務集中繳公。除糧食外，其他一律不發，由生產自給。組織檢查委員會，實行從金庫到個人的財產檢查，號召私人財產繳公，一次減少個人佔用牲口4000頭。以此來減少開支，發展生產。

(五)關於華中的財經工作。華中財經工作主要問題是，沒有把支持戰爭和發動羣眾很好地結合起來，發動羣眾搞財政的很多機會沒有開展好，致使出現了財糧困難。解決的辦法是，離開根據地，深入到蔣管區，就地取材，自力更生髮展財政。用階級鬥爭辦法，打土豪分田地。①組織隨軍政府，保證作戰繳獲沒收資財交公，保證供給；②原則上是有糧出糧，有錢出錢，按當年產糧的十分之一徵取，低於國民黨的徵取；③徵收運輸由地方幹部負責，保管由供給幹部負責。 ^[2] 

4月14日至5月11日

在各區代表作財經工作報告的基礎上，大會進入分組討論與總結階段。

討論的中心問題是：

①支援戰爭問題。與會者認為，目前戰爭的規模是空前的，沒有雄厚的物質力量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為此，在財力物力人力的使用上必須是“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

②發展生產問題。討論的焦點是三種經濟形式(公營、私營、合作)以哪一種為主。意見都是為了發展生產，提出過“大量的自由發展生產是必要的”和“應提出自由發展，而不是齊頭並進”。

③統一與調劑問題。

④獨立自主問題。 ^[2] 

有關金融工作的幾個要點是：一是成立華北財政經濟辦事處負責領導和調整各地區的貨幣貿易關係並在財政上作適當調劑。二是各解放區間應大力開展物資交流和貿易往來打破互相封鎖，實行自由交易，採取同樣的政策；鄰區貨幣要互相支持，並在財政上互相調劑，協助貧窮地區，避免苦樂不均現象。三是貿易金融貨幣工作要為生產服務，為戰爭服務，並應加強對敵經濟鬥爭。貿易工作的方針是“對外管理，對內自由”，辦法是“統一管理，分散經營”，以有利於對敵經濟鬥爭。對內貿易主要是調劑供求，平穩物價，藉以發展生產，繁榮市場。貨幣工作的基本方針是堅持獨立自主，平穩物價，保護人民財富，保證生產發展。為了達到平穩物價的目的，首先必須排擠蔣幣(把蔣幣逐出解放區市場)，使本幣在市場上取得獨佔地位。在本幣獨佔市場以後，必須慎重掌握貨幣的發行數量以免引起物價的劇烈波動。為此應當：(1)爭取財政收支大體平衡；(2)掌握一定數量的糧食、棉布等重要物資；(3)在秋收以後和春荒時期貨幣流通要根據需要數量多少不同作適當調劑。 ^[4] 

1947年4月25日，薄一波集中討論的意見並向中共中央提出書面報告：

一、財經會議已進入最後階段，準備產生一個決定，已經起出草來，從保證長期戰爭供給及土地改革與解放區的生產建設方向出發，基本上要爭取獨立自主，完全不依靠，而且是與美蔣鬥爭的經濟體系，根據10年來的經驗，提出財政、經濟各種不同政策，如財政、華北人民負擔政策、整理村財政、財務行政、開源節流、貿易、税收、金融、貨幣等均有詳細規定，正在討論中。

二、大家根據逐次長期戰爭供給的觀點，擬建議將銀行發行、各區脱離生產人數、人民負擔標準及可以調劑貧富的幾種統税、專賣收益歸中央，以便中央斟酌各區財經情況適時給以指導，又能機動調劑貧富，如補助晉綏、陝北或其他臨時開支。

三、各區相互關係亦進入解決階段，辦法：自行提出困難和要求，由大會研討解決辦法，如晉綏、陝北提出70萬匹布，150萬斤棉花，大家認為這小的很，由太行北嶽完全負擔起來，用貨換或乾脆幫助均可。

中共中央5月4日批准同意由會議通過產生一個正式決定。

在形成《華北財經會議決定》之前，大會起草了一個《華北財政經濟綜合報告》，這個報告分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財政工作中的幾個具體問題。經濟工作中的幾個具體問題三個部分，報告指出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公私兼顧，軍民兼顧：放手讓私人資本和私營經濟自由發展，把公營經濟與合作社經濟結合起來；在組織領導方面，逐步從分散走向統一。

報告指出財政工作的具體問題有開闢財源、精簡節約、人民負擔、糧食工作、調整戰勤、財務行政等。經濟工作的重要問題是改造農村的貿易機構和金融機構；在消滅舊中國經濟的半封建性時，同時設法消滅半殖民地性，即消滅對於帝國主義及國民黨統治區經濟上的依賴。 ^[2] 

5月11日，在《綜合報告》基礎上，大會通過了《華北財經會議決定》。這是華北財經會議的一個重要成果，共分9個部分：

一、經濟建設必須獎勵土貨，抵制美蔣貨，加強對敵經濟鬥爭，實行保護政策。

二、目前財政工作的首要任務，是集中一切力量，保障戰爭供給。

三、實行精兵簡政，首先精簡地方機關人員、充實部隊。

四、開源取之於民，改進公糧税收工作，增加財政收入。

五、整理村財政。

六、調整戰勤。

七、貿易和金融貨幣工作，應為發展生產服務，貿易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對外爭取有利交換。

八、由於交通運輸困難，出擊部隊的糧食等供給，主要依靠戰爭繳獲和就地籌措，不應單靠後方補給。

九、組織領導，集中統一成立財經機關。

這次會議成立了以董必武為主任的華北財經辦事處，以統一華北各解放區財經政策，調劑各區財經關係和收支平衡。 ^[2] 

華北財經會議形成共識，決定在太行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落實會議決定，統一華北各解放區財經政策，調劑各區財經關係和收支。1947年7月中旬，華北財經辦事處籌備成立，董必武任辦事處主任，辦公地轉移至河北平山西柏坡。 ^[1] 

華北財經會議在中國革命處於大轉折時期召開，及時總結了一年自衞戰爭以來財經工作的基本經驗，調整了各解放區貨幣貿易關係，便利了人民物資交流，加強了對敵經濟鬥爭的力量，支援了戰爭，為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財經基礎。 ^[2]  華北財經會議最後的綜合報告裏面，對人民的負擔有着明確規定，而當時的戰爭形勢，雖説軍需還十分緊張，但是對人們的徵收，為了保障民力，有着嚴格的規定和執行。這次會議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成果，就是緩解了軍需和人民負擔之間的一個矛盾問題。華北財經會議為新中國財政經濟工作的建立，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的成立，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