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梓楨

1913年9月，張梓楨出生于山西省靈石縣交口鎮（今交口縣）回龍鄉下莊村一個農民家庭，曾用名張松操、張天喜。 ^{[1]  [7]} 

1919年，張梓楨6歲的時候，被過繼給大伯父。沒有親生子女的大伯父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兒子”張梓楨身上，讓他念書。他們還請了先生算卦，先生一句“此子將來有官無印”。雖然沒有印，大伯父也很高興，更加省吃儉用供張梓楨讀書。張梓楨曾在村辦小學和回龍小學讀書。 ^[6] 

1931年，張梓楨報考山西省立第一師範。考完後，老師告訴他，初試被錄取了，卷號、名次、姓名都沒錯，可是揭榜時，他的名次上面竟是一個姓高的學生。張梓楨被別人頂替了。這時，他開始嗅到現實社會的一點黑暗。之後，張梓楨又考上了山西省立國民師範，三年後又考入太原師範學院。 ^[5] 

1935年，張梓楨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任學校地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支部書記，積極從事學生運動。 ^{[1]  [7]} 

1936年3月，在學校裏就喜歡當“職業革命家”的張梓楨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紅軍東征期間，張梓楨奉上級之命任紅軍孝（義）靈（石）汾（陽）遊擊第三大隊大隊長，活動於中陽、孝義、隰縣一帶。後來，張梓楨任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隊獨立二營連指導員。不久後，張梓楨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政治部宣傳部的幹事。同年6月，張梓楨轉入中國共產黨。 ^[1] 

1937年4月，張梓楨調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政治部幹事，參加了平型關戰役。張梓楨的工作就是利用日軍俘虜，瓦解日軍鬥志。後來，日軍俘虜多了，張梓楨就開始對日本的風俗習慣進行研究，抓住日本士兵的心理要害，啓發他們思家厭戰情緒。 ^{[6]  [10]} 

1939年8月，張梓楨調任一一五師政治部宣傳部教育幹事、教育科科長。 ^[10] 

1940年5月，張梓楨調任一一五師政治部宣傳大隊政委兼教導大隊代政委。 ^[10] 

1941年6月，張梓楨調回一一五師政治部宣傳部教育科工作。 ^[10] 

1942年1月，張梓楨任一一五師政治部敵軍工作部副部長，後任部長。當年的日本的櫻花節，在一一五師駐地的一個地主家大院裏的櫻花樹下，張梓楨為日軍俘虜舉辦了一場櫻花晚會，擺下水果、食品，播放日本音樂，當時政治部主任肖華還到會講了話。日俘們激動得載歌載舞，徹夜不散。張梓楨還向師部申請，給日俘們安排“保健飯”，在日常生活中爭取日俘。保健飯是大米、白麪和蔬菜，相當於當時八路軍團職以上幹部的就餐標準。對日軍戰俘這麼好，一些幹部戰士還很有意見。張梓楨和他們講了瓦解日軍的政策後，大家都沒説什麼。在政策感召下，日本戰俘本喬朝治成為對日軍工作的積極分子，擔任了“日本反戰同盟會”山東支部支部長。但是也有頑固不化的戰俘，一個被俘日本軍曹想方設法要逃跑，用自己的毛衣和金牙來賄賂看守戰士。後來，張梓楨同意他走，但是勸説他回去多做對中日人民有利的事，那個軍曹淚流滿面，點頭稱是。 ^{[6]  [10]} 

1943年，張梓楨調任山東軍區敵工部副部長、部長，參加了挺進山東，創建發展山東抗日根據地和山東軍民反“掃蕩”的鬥爭。 ^{[5]  [7]} 

1945年10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張梓楨隨部赴東北，任遼東軍區政治部秘書長。 ^{[1]  [10]} 

1946年1月，張梓楨任遼寧人民軍政學校教育長。 ^[10] 

1946年8月，張梓楨調東北軍政大學遼東分校任副政委，對學校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10] 

1947年1月，張梓楨調任旅大警察學校副校長兼政委。8月，張梓楨調任東北軍政大學遼東分校副校長兼副政委。 ^[10] 

1948年2月，駐紮營口的國民黨暫編第五十八師師長王家善宣佈起義，這個師後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167師”番號。5月，張梓楨調任遼東軍區獨立第五師政委。10月，張梓楨任中國人民解放軍167師政委，負責改造這支舊軍隊。張梓楨到任後的第一個命令就是讓起義過來的參謀長給自己分派警衞員和門衞。事情雖小，但是影響很大，部隊上下都議論：“張政委對我們起義部隊很信任。”張梓楨做改造工作非常注意方式方法，他説一切工作都應該圍繞“光榮起義”，激發戰士培養光榮，熱愛光榮，向光榮的人民軍隊看齊。他一直迴避在起義部隊面前講“國民黨反動派”等詞句，因為這常引起起義官兵誤會，認為是“指桑罵槐”。張梓楨做工作靈活，不拘小節，又不失原則。一位師裏的高級起義軍官通過手下一位財務科長貪污了一筆錢，後來怕被查出，就指使這位科長流落瀋陽，不準歸隊。一次張梓楨和這位軍官一起到瀋陽公幹，見到了這位科長，對他説：“你趕快回師吧，長期在外，不是長久之計。”科長説：“政委，我也很想回去。”張梓楨説：“咱倆一塊回去。”這時隨行的那位軍官啞口無言。回到駐地後，心虛的他找到張梓楨，説明了事情，説：“對不起共產黨。”張梓楨説：“革命幹部有困難應該報告組織解決，貪污是錯誤的，但承認了檢討了，就歡迎。”當即動員他在司令部幹部會上承認錯誤。這件事讓起義部隊幹部心服口服，他們説：“共產黨才有光明，共產黨寬大為懷。”經過改造的167師後來歸屬1948年長春起義改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番號150師，在抗美援朝作戰中，這支國民黨起義部隊打得相當英勇，受到彭德懷的表彰。 ^[8] 

1949年9月，張梓楨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政治部副主任，參加了鄂西戰役、成都戰役。年底，範紹增的袍哥武裝“挺進軍”和陳克非的第20兵團在四川起義後，交由長春起義部隊成建制改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負責對其實施改造，張梓楨負責主持改造工作。接到任務後，張梓楨從五十軍內部選了三四百名基層軍官（這些軍官90%以上為經過改造的海城起義和長春起義官兵，由起義官兵去改造起義官兵），帶着他們進入起義部隊，圓滿完成了改造這支部隊的任務，把這支部隊變成了英勇善戰的人民子弟兵。 ^[1]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政治部副主任張梓楨隨五十軍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兼任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副主任，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敵工部部長、秘書長。他參加了第一至四次戰役以及攻島作戰、飛機場修建、朝鮮西海岸反登陸防禦等鬥爭。在第一、二次戰役中，五十軍主要任務是保證主力部隊的側後安全及追殲南逃敵人。第三次戰役中，五十軍打得十分英勇，取得勝利。戰役結束後，張梓楨組織軍政治部有關人員，收集材料，整理英模事蹟上報。在第四次戰役前夕，張梓楨以五十軍與在二次戰役中立了大功的三十八軍並肩作戰為契機，抓住機會進行宣傳，以激發全軍指戰員的榮譽感，加強全軍指戰員的責任心。他及時組織政治部工作人員深入瞭解戰況，宣揚先進典型，介紹防守方面的成功經驗。在有關場合，他啓發各級幹部，要大講第四次戰役的重大意義，且要講明我方的困難，同時要求指戰員熟悉地形，抓緊構築工事，科學地佈置兵力，以保證在漢江南岸牽制敵人主要進攻集團，阻止敵人前進，掩護主力集結的任務完成。此役中堅守白雲山的四四七團與敵激戰11晝夜，斃傷敵1400餘人，被總部授予“白雲山團”光榮稱號；堅守帽落山的四四三團激戰八晝夜，殲敵1500餘人；堅守修理山的四四四團奮戰10晝夜，斃傷敵1100餘人。 ^[1] 

1951年1月，50軍和39軍成為最先打入漢城的兩支志願軍部隊。1月31日誌願軍首長表揚了五十軍“打得英勇、頑強，特別是一四八師四四三團、四四四團、一四九師四四七團”。張梓楨等將上級的表揚轉發全軍，進一步堅定了敢打必勝的信心。2月7日至3月15日，五十軍在漢江兩岸的機動防禦作戰中戰勝了重重困難，斃傷俘敵11000多名，繳獲各種槍支1800多支及許多軍用物資，打擊和消耗了敵人有生力量，保證了我預備隊的開進和集結，為實施下一次戰役爭取了時間。隨後，五十軍回國整補。張梓楨與政治部主任領導各級政治機關，宣傳由於全軍作戰、艱苦奮鬥而取得的勝利和榮譽，要求指戰員們認真總結前四次戰役的經驗和教訓，發揚優點，克服缺點，使新增補的幹部、戰士（共補19000餘人）受到一次生動的入朝作戰教育。7月4日，五十軍再次入朝。該軍大部分奉命承擔修建永柔、南陽裏、順安、順川機場的緊急任務。修建機場雖不在前線，卻同樣遭到敵機不分晝夜的轟炸。有的人對此認識不足，張梓楨便用戰士們的親身經歷，教育大家認識修建機場的重要性。他説祖國的空軍就要出動了，要嚴懲那些殺人放火的美國空中強盜，為中朝人民報仇，為死難烈士雪恨。可是現在前線沒有機場，影響我方空軍的出動，以致美國空中強盜仍在我們頭上作威作福，這是我們堅決不能容忍的。廣大指戰員聽後心情十分振奮，都拼命加班趕修機場，於9月16日提前完成了修建機場的任務。10月，為配合板門店“關於島嶼部隊撤退問題”的談判，解除西部沿海島嶼的敵特武裝的威脅，志願軍首長命令五十軍渡海作戰。在動員工作中，張梓楨再三向各級政工部門和幹部提出：要突出渡海作戰是我軍歷史上第一次陸、空協同作戰，其意義遠遠超過了戰鬥規模，且難度很大，戰術技術要求很高。全軍經深入動員後提高了認識。由於動員深入，準備紮實，自11月5日起至月底，五十軍在空軍配合下，連續組織了四次渡海作戰，攻佔了椴島、大和島、小和島等十多個島嶼，殲滅敵特武裝570餘人，從而掃除了敵人在朝鮮北部海域中的情報基地。 ^[1] 

1952年1月，五十軍奉命擔任鴨綠江口至清川江口的100公里的朝鮮西海岸的防禦任務。張梓楨組織軍政治部將上級發下的《積極準備、堅決粉碎敵人冒險登陸的政治動員要點》印發給師團，組織全軍普遍進行了政治思想動員和戰備教育，糾正了輕敵麻痹思想，提高了築城的自覺性和備戰的積極性。於是，全軍上下都開始進行緊張的抗登陸準備。4月底，敵人被迫放棄了登陸進攻的企圖。9月，張梓楨調任志願軍政治部敵工部部長，參加了1953年的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儀式。抗美援朝結束後，張梓楨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自由獨立勳章、二級自由獨立勳章、二級國旗勳章。 ^[1] 

1955年9月，張梓楨被中央軍委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 

1960年1月，張梓楨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部長。 ^[10] 

1962年，中印邊界自衞反擊戰後，總政派張梓楨率工作組到西藏，指導和幫助俘虜收容所的工作。當時在西藏邊境俘虜收容所中有3000多名印軍俘虜。他們得到我軍多方寬待和妥善照顧，極大地維護了我國的國際形象。但是，看似平靜的戰俘管理背後竟是驚濤駭浪，一起印俘的騷亂事件卻險些釀成大事件。 ^[9] 

1963年春天的一天，一名警衞戰士和印俘因為生活習慣問題發生衝突，在槍支被印俘抓住時，情急之下開槍，子彈擊中印俘肩膀。一些印俘以此為由，聚集在戰俘營前廣場上，亂摔被服、呼喊叫罵、絕食。其中一些印俘還拿起木棒，叫囂要夜打營部。危急時刻，時任解放軍總政聯絡部部長的張梓楨一面指揮加強警衞，一面讓衞生所給受傷戰俘精心治療，准許印俘中擔任過衞生兵的俘虜擔任陪護。同時要求各中隊備好吃喝，願吃者歡迎，不吃者不強迫。時間一長，印俘中吃飯的人越來越多了。隨着天氣變冷，那些扔掉衣服的俘虜開始撿回自己的衣服，有的人後悔下手晚了，衣服讓別人搶走了，咒罵帶頭鬧事的沒良心。到了半夜，那羣手拿棍棒，叫嚷着要血洗營部的人早都沒了人影。5月底，三千多印俘被遣返回國。張梓楨在《自我紀事》中説：“數千印俘回國後沒有一個人説我們壞話的，我作為中印邊界反擊戰中有功的高級將領受到毛主席的接見。” ^[9] 

1967年6月，張梓楨改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秘書長。 ^[10] 

“文革”中，張梓楨曾一度受到迫害。 ^[10] 

1976年8月，張梓楨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旅大警備區副政治委員。 ^[10] 

1981年5月，張梓楨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旅大警備區正兵團職顧問、遼寧省第四屆政協委員。 ^[10] 

1982年8月22日，張梓楨因病在大連逝世，享年69歲。 ^[1] 

1940年敵人掃蕩時，一一五師戰士劇社分幾個小隊活動。駐在山蔭寺裏的一個隊，由於個別管理人員政策水平低，紀律觀念差，見寺廟的和尚行為可疑，誤認為是漢奸，竟在返回師部時擅自沒收了這個和尚的一些豆油等挑回駐地。劇社政委張梓楨當晚即發現了，令管理員將油原封不動地妥為保存，並迅速地反映給羅榮桓政委。羅政委對此事極為重視，他親自主持召開了師直屬隊的黨、政幹部會議。張梓楨承擔了領導責任，並作了檢討。羅政委講了話，強調要嚴格執行統一戰線政策，要團結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他指出領導上的責任，並給了張梓楨同志一個口頭警告。會後，張梓楨派人把沒收的東西全部退還寺廟，並向和尚承認了錯誤，挽回了不良的政治影響。 ^[4] 

張梓楨曾寫過文章總結工作經驗，名為《加強敵工工作 爭取偽軍起義》，將偽軍分為中下級和高級軍官，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逐個攻破。對於不同軍官，採用如下方式：“……召集偽軍家屬座談會，號召他（她）們……請他（她）們吃飯，以示關懷。不少偽屬願意為我往據點裏送信、聯絡，紛紛勸説其親人‘洗手’回家團聚。對有些民族意識的偽軍上層軍官，向他們宣傳要保持民族氣節，‘驅逐日帝，還我河山’，以及‘蘇武牧羊’‘岳母刺字’等故事，送‘關公像’‘岳飛像’。還通過各種社會關係對偽軍中、下層軍官進行秘密聯絡，建立朋友或情報關係。對偽軍高級軍官中有條件的，則進行公開或半公開的聯絡活動，設聯絡員或聯絡站，定期派人晤談。‘山東軍區辦事處’主要是聯絡和接待那些願意來抗日根據地瞭解我方政策、試探我們態度或有某種個人要求的高級軍官和家屬。敵區社會上層開明人士，也請一些根據地的上層統戰人士到敵區、偽軍中去結識舊交，進行抗戰遊説，或通過偽軍上層主官同意，派秘密工作幹部以‘合法’身份在其內部進行爭取工作。這些工作都是和軍事鬥爭有機配合進行的，一打一拉，先打後拉或先拉後打，使偽軍從‘保存實力’“出發，權衡利害得失，促成我爭取之條件。同時，也對部隊、對根據地居民進行政策教育，使廣大官兵和人民在艱苦困難條件下從大處着眼，理解我們採取的寬大政策，捨得必要財物換取政治主動的重要意義，發揮他們參加瓦解日、偽軍的積極性。” ^[3] 

日本投降後，有不少日軍流散的士兵，到處謀求職業。有的同志還保持着以往收容國民黨軍士兵的老辦法，盲目地收容甚至武裝這些人。一天張梓楨乘卧車去後勤部加油，一進門遇到荷槍的日本人盤問，大為驚奇。問及後勤某負責人，他説：“這些日本人不錯，很負責任。”他們收容武裝了10多名，這多危險！張梓楨當即要他們解除武器。還有，一位被派進“滿鐵醫院”的政委，一天夜間來向張梓楨彙報工作。當時張梓楨上廁所一出門，看到走廊上對着他的門口站着一名端槍上刺刀的日本人。張梓楨回來問及該政委，他説：“這個日本人是醫院中的積極分子，可靠，是跟來作警衞的。”張梓楨當即批評他決不能這樣幹。張梓楨説，這期間，東北有的城市發生日特、國特暴動，暗殺也不少。在大好形勢下，一些同志進城後，容易和平麻痹，喪失警惕。 ^[3] 

張梓楨於1950年春節前趕到陳克非兵團司令部開始工作。他到後第二天早飯後，陳克非提出一個出乎意料的邀請，就是次日上午，兵團為機關12對男女舉行集體婚禮，請張梓楨參加典禮和宴會。張梓楨想，這個要求是“先斬後奏”，突然襲擊。去吧，就等於組織批准了，卻不合解放軍的制度；不去吧，就等於給這些男男女女潑冷水，給人們製造不滿情緒留下口實。但轉念一想，到時候去了，正好借參加儀式的機會宣傳革命的夫婦關係，勉勵一番；出席宴會，正好藉此個個祝酒，願他（她）們幸福，留得好印象，同時為光榮起義而乾杯，勉勵大家進步。張梓楨於是欣然答應。事後軍官們反映：“主任一來，就祝賀我們辦喜事，什麼時候也忘不了。” ^[3]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 

抗美援朝結束後，曾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自由獨立勳章、二級自由獨立勳章、二級國旗勳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