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省的八四、八五年

中國電影《T省的84·85年》海報(5張)

T省機械總公司一分廠廠長程戈在1984年初春與總公司簽訂了一份承包合同，使一個長期虧損的企業一躍而盈利數百萬元。但他那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卻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議和指責。總公司黨委決定單方面提前取消承包合同並撤了程戈的廠長職務。為此，程戈決定訴諸於法庭。T省C市中級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庭長、已被市委內定為下任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的郭剛主動承擔了審理此案的任務。他調查分析後認為，程戈的改革措施是合法的。面對來自各方面的種種阻力，郭剛以一個法律工作者的良知下定決心，要以法律為準繩審理此案。經過一次法庭調查，有關程戈擅自招收、辭退國營企業職工，貪污公款等不實之詞得到了澄清，郭剛認定總公司黨委擅自單方面終止合同是違法的。臨近宣判之日，總公司黨委書記馬玉等人利用裙帶關係找到了T省省委第一書記、省委組織部長以及省經委主任，於是形勢起了新的變化：C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在工作會上強調：此案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不是用法律所能解決的。郭剛被告知，千萬不要因工作失誤而葬送前程。程戈得到總公司保證，只要能調解仍能回廠當廠長，兒子也可安排工作。為此案進行錄像報道的為敏和徐瑛受到電視台台長的嚴厲警告。層層壓力接踵而至，但郭剛、程戈等人沒有屈服。公審的日子終於來到了，經過反覆的辯論，歷時兩個多月的程戈經濟合同糾紛案終於以程戈勝訴而告終。但事情並沒有就此了結，一年以後，程戈的經濟承包合同到期了，他被合法地免去一分廠廠長職務；郭剛也未能成為中院院長，而被名正言順地調任郊區人民法院；為敏、徐瑛製作的錄像片修改了近十稿仍未能通過審查。然而，歷史的潮流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改革之勢鋭不可擋 ^[1]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2]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1]  [3-4]  [5]} 

在創作該片之初，導演楊延晉並沒想要拍一部和現實密切相聯的影片，他覺得自己只適合搞一些藝術味較濃甚至是遠離現實的片子。但是現實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常使他不能平靜。當廠裏要求他拍一部密切反映現實的影片時，他曾猶豫不決。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大學生給他送來一份劇本，楊的朋友看過後推薦他要看一看，因為內容與楊平時的想法相近。楊看完後，產生了將劇本拍成電影的想法。但在修改劇本過程中，因為怕形勢變化，楊仍數次想過要退出，但最終在朋友及劇組的支持下堅持了下來 ^[9]  。

楊延晉認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國正處於改革的熱潮中，電影應該反映這樣的時代，而當時能直接表現改革的電影片卻非常少，所謂“改革片”也常把改革時代的氣勢與力度減弱，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於是，他想拍一部全景式的電影，多層次、多側面透視改革中呈現的種種矛盾，揭示觀念的陳舊與老化給改革造成的阻礙 ^[5]  ；另一方面，在四化建設中一些人用黨的政策、方針代替法律，將三者混為一談，帶來了很多弊病，因此必須呼籲健體法制，以保障四化建設順利進行 ^[9]  。

楊延晉決定影片不強調戲劇性，不過多渲染情節編排，而是重視衝突的強化。在結構上採用套層結構，以俯瞰的角度展現中國1984年和1985年的政治生活，但他又嘗試着突破套層式結構，所以設計了三個平行、立體的並進板塊：1984年，T省C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們調查審理程戈和T省機械總公司經濟合同糾紛案；1985年，T省電視台兩個導演通過拍攝1984年T省發生的程戈事件的電視片，引發該事件在T省的政治餘波；超越上述兩個時空的資料片，包括中國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政治生活發生的一些事件和虛構的T省1984、1985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三個同時並進的板塊，既有縱向構成，又有橫向構成，縱向表述的是故事的始末，橫向表述的是故事對人們產生的影響。考慮到中國觀眾的欣賞習慣，導演在1984年和1985年的轉場時設計了字幕，同時運用攝影、美工、音樂等電影元素區分幾個時空 ^[4]  。

因為該片是一部反映政治生活的電影，較少涉及人的感情和觀眾喜歡的戀愛戲、偵破戲，所以，為吸引觀眾，楊延晉首先從上影、北影請來觀眾所較為熟悉的老中青三代演員。然後，為彌補這三個年齡段演員的表演觀念的差異，導演要求他們把表演統一到自己對錶演處理的觀念上來，要求表演生活化。為防止演員喪失新鮮感，劇組甚至不排戲，不排小品。其次，他試圖用奇特的造型、構圖、多變的攝影角度吸引觀眾。再次，他在處理影片時加快段落節奏，除了攝影、剪輯之外，他還要求演員的表演也要富有運動性，處理語言時要比一般影片速度快，以求調動觀眾的注意力，沖淡他們對政治語言、調查採訪的枯燥感 ^[4]  。

該片是一部激動人心的作品，它反映了中國歷史上也許是最有意義的觀念變化——從幾千年來的禮治、人治社會，轉變成法治社會。影片富有運動感，鏡頭大多是運動的，不但造成較快的節奏感，而且有一種使人激動員的、使人不安的意韻。鏡頭的角度多變、多運動，但不是隨意的 ^[9]  。（原《電影創作》主編馬德波評）

該片尖鋭、直接地提出了一些現實生活中還沒有解決的問題，這有別於和優於它之前的那些表現現成答案的改革片。但是，對於“為什麼法在中國難以實現”這一問題，創作者的意識也不太清楚，所以影片對法的認識缺乏更深入的思考，如表現郭剛在法院爭取公開審判的目的只是為了黨，而不是從根本上為了法，表時創作者對法的認識只停留在表層，甚至還退了回去，在客觀上承認黨在法之上。該片之前的改革片，常常在公映時就已經顯得落後，而該片與它們相比雖然趕得快，但在與全社會的認識相比還是落後了。不過，這種勇敢的嘗試可以進一步促使更多藝術家考慮，在緊密觸及現實時如何使思考真正與社會同步，如何敏感地反映社會中最新的、符合人民理想的根本願望。該片在節奏把握上是首屈一指的，舒緩處理很好，在緩的時候，在一連串交待鏡頭完了再一個人物比較長的停頓的時候，仍然有節奏在運行。在人物方面，影片對人物的評價能從個人品質裏跳出來，這是很好的。儘管還有一些不足，但該片這種創作精神很值得肯定 ^[9]  。（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教授鄭洞天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