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解決短期治療

焦點解決短期治療(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以下簡稱SFBT)是指以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為核心的短程心理治療技術，是1980年代初期由Steve De Shazer和Insoo Kim Berg夫婦以及一羣有多元訓練背景(包括心理、社工、教育、哲學、醫學等)的工作小組成員，在美國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Milwaukee)的短期家庭治療中心(Brief Family Therapy Center，BFTC)共同發展起來的。在這近三十年的發展中，SFBT已逐步發展成熟，並廣泛地應用於家庭服務、心理康復、公眾社會服務、兒童福利、監獄、社區治療中心、學校和醫院等領域，並得到積極的肯定。 ^[2] 

SFBT的產生並興起，主要基於三大背景：一是短期諮詢的興起；二是後現代哲學觀的影響；三是系統觀的影響。 ^[3] 

短期諮詢是相對於傳統的沒有時間期限或長期諮詢而言的，是指以儘可能少的會談次數，對來訪者的問題進行有效的處理，並促成其積極的改變。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人們壓力普遍較大，來訪者對心理諮詢的需求量不斷增加，有限的諮詢工作者要面對更多的來訪者，勢必就要縮短時間；另一方面，隨着社會的迅速變遷，經濟、時效的心理諮詢已為一般諮詢員與來訪者所共同期待。再加上在很多地方，心理諮詢已被納入醫療保保險制度，使得諮詢次數及長短成了一個敏感話題。在這樣的專業需求與社會背景影響之下，短期諮詢便應運而生了，由Shazer和Berg夫婦及其同事發展的SFBT就是其中的一種短期諮詢學派。 ^[4] 

SFBT的產生，深受後現代主義特別是後現代建構主義的影響。後現代主義反對現代主義的認識論，認為“真理”存在於語言、意義和文化，是人們創造出來的，並不是通過精細的求知技術而發掘出來的。作為後現代主義思潮主要流派的建構主義強調：“現實”並不是一個存在於人意識之外的世界，而是作為觀察者的人的精神產品；個人建構的現實也不完全是個人的產品，而深受其所處的語言系統影響，人們透過語言的過程建構個人的真實，個人的知識會驅使人們對自己的經歷去建構、創造、支配及賦予意義。受上述思想的影響，後現代的心理治療強調個人正向能力的思考和學習，揚棄病理模式的分析；強調系統模式的影響力，不以問題解決為目的，不設定個案對真實詮釋的主觀性及公平性，不將“真理”和“客觀性”強加在來訪者的身上；鼓勵來訪者從敍事(narrative)的過程發現自我的存在，審視所述故事是如何影響自己的生活方式，使來訪者改變對問題的看法，並賦予來訪者力量重新述説有正向意義的故事。SFBT認為來訪者的問題並非是獨立的客觀事實，而是通過與來訪者的交談，在言談間逐漸呈現出來，這個建構出來的互為主觀的現實才是重要的。 ^[2] 

SFBT還受到催眠心理治療大師米爾頓.埃裏克森(Milton H. Erickson)和心智研究社(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MRI)系統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他們相信人本身已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當尋求協助時，往往為眼前的問題所困擾，在以往無效的方法裏不斷打轉，因此要善用個案已有的潛能，並且加以發揮。另一方面，他們把治療的焦點放在探討問題不發生時的狀況。如系統中有“黑”(問題發生的互動)、有“白”(問題不發生時的互動)，MRI傳統的作法是從黑的部份修改，但SFBT的作法卻是從白的部分擴展，由於整個系統是固定平衡的，一旦白的部分擴大一些，黑的部分就減少一些；白的部分一點點增加，整個系統的改變就發生了。 ^[2] 

SFBT與傳統的心理治療有所不同，前者更注重的是現在和未來，而不像傳統的心理治療那樣注重探討過去。相較於探討問題的成因，治療師更關注的是問題解決的可能性、問題解決的正確方法，而不是嘗試去探討理解來訪者的問題本身。每個問題都有多種解決的方法，但適用於某一個體的方法並不通用，在焦點解決短期療法中，來訪者將為自己來選擇希望達成的目標。 ^[1] 

SFBT根植於樂觀的假設：人們都是健康而充滿能力的，人們有能力為自己的問題找出解決方式從而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也就是説，在面對困境時，人們有能力解決這種困境，但可能時不時會失去方向感，失去對自己能力的認識。基於這種積極的假設，SFBT的本質在於通過創建積極的期望——問題的解決不成問題——來幫助來訪者樹立信心和樂觀的態度。對於來訪者而言，SFBT強調他們的能力而非其不足，強調其優勢而非其弱點。 ^[1] 

來訪者尋求幫助時，常常秉持着一種“以問題為定向”的態度，他們會將一系列故事帶入治療當中。在一系列故事之中，來訪者可能會利用其中的一些故事來説明自己的生活無法發生改變；有的來訪者甚至可能認為生活離自己預期的目標越來越遠。SFBT會通過探索這些故事之中的例外情況——那些不令自己那麼困擾的偶然經歷來將希望傳達給來訪者。在治療中治療師會幫助來訪者探索怎樣的行為能夠促發這種例外情況的出現，從而幫助來訪者運用這種認識去削減其問題出現的頻率。 ^[1] 

SFBT研究領域的先驅Walter&Peller將SFBT視為一種可以解釋人們如何改變、如何達成其目標的理論模型。他們據此整理了一些SFBT的基本假設： ^[3] 

SFBT強調來訪者才是自己生活的專家，只有來訪者自己知道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方法無效。治療過程中強調治療師與來訪者之間的合作關係，而非大部分傳統心理治療中強調的治療師“教育者”的角色。合作、協作型的治療關係能夠讓來訪者更有效的投入到治療過程中，提升治療成功的可能性。 ^[1] 

Walter&Peller界定了SFBT的四個基本步驟： ^[1] 

這些看似簡單的步驟可以貫穿SFBT治療的全過程，來促進來訪者和諮詢師共同尋找解決問題辦法的協作過程。Shazer認為來訪者完全可以在不對其問題性質進行任何評估的情況下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De Jong&Berg在這一假設的框架下提出了SFBT治療步驟的概述。 ^[1] 

來訪者講述自己的問題。諮詢師會認真傾聽來訪者對於諮詢師“我怎樣才能對你有所幫助”問題的回答。 ^[1] 

諮詢師要儘快幫助來訪者發展出良好的目標。諮詢師會詢問來訪者“當你的問題得到解決後，你的生活會出現怎樣的不同？”。 ^[1] 

諮詢師會要求來訪者回憶出一些特定的情況——來訪者的問題並未出現或程度較弱的例外情況。諮詢師將幫助來訪者探索這些例外情況，特別強調讓來訪者關注自己的哪些行為導致了這些例外情況的發生。 ^[1] 

在每次（以問題解決為宗旨的）對話接近尾聲時，諮詢師會向來訪者提供一個摘要性的反饋、予以來訪者鼓勵並對來訪者在下次治療前可以觀察的內容或做出的行為提出建議。 ^[1] 

諮詢師會和來訪者通過一個評定量表來一起評估來訪者問題的解決情況。諮詢師會要求來訪者思考為解決問題還應做出的努力以及下一步的具體計劃。 ^[1] 

焦點解決短期治療模式的技術十分豐富，這些技術是Shazer及其同事在實務工作經驗和反覆的實證研究中總結出來的。基於SFBT的社會建構主義背景及受Milton Erickson技巧的影響，強調語言在治療過程中的核心地位，語言性技巧的運用就顯得十分重要。SFBT的諮詢師將治療性的對話看作是一種“語言的遊戲”，而這樣的一個過程可以使得諮詢師和來訪者聚焦於例外、目標與解決之道。 ^[2] 

只是簡單地預約下次會面，有時也能夠給來訪者帶來積極的改變。在第一次會面的過程中，SFBT的諮詢師經常會問：“在你預約今天這次諮詢之前，你都做了些什麼來改變你的問題？”通過這樣的問題，諮詢時就可以引發、喚起並放大來訪者為積極改變而做出的努力。這樣的詢問可以鼓勵來訪者降低對諮詢師的依賴，更多地關注自身改變帶來的幫助而非治療過程，轉而依靠自己的資源去實現治療目標。 ^[1] 

來訪者的問題有時並未成為真正的問題，這些被稱之為例外情況的時刻傳達出了有關改變的信息。SFBT的諮詢師會使用例外問題指導來訪者找到例外情況——來訪者的問題並未出現或是來訪者的問題並不像平時那麼嚴重的情況。這些例外情況指的是在來訪者的過去經歷中出現的偶然事件：來訪者的問題本應出現，但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問題最終並未出現。諮詢師可以通過如“你什麼時候覺得這個問題不那麼明顯？你做了些什麼讓他不那麼明顯？”通過幫助來訪者識別並檢驗這些例外情況，來訪者將更有可能獲得解決方法。與此同時，這種探索過程還將提醒來訪者自己的問題並不是永不消逝的，讓來訪者意識到自己擁有的資源、優勢可以導向問題解決的方法。 ^[1] 

奇蹟問題往往會是這樣的，諮詢師會問來訪者：“假如某天晚上，在你睡着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奇蹟，這個問題解決了。你如何能夠知道它已經解決了？你的生活會有什麼不同？”之後諮詢師會鼓勵來訪者扮演“出現的不用”。如果來訪者將結果導向了更積極的方向，比如他宣稱自己感到更加自信而安全，那麼諮詢師可以繼續詢問““想象一下，你離開這裏之後變得更加自信而安全了，那麼你的行為會有怎樣的不同？”通過奇蹟問題可以讓來訪者的關注超越問題本身，改變對問題的看法和做法將可以引發問題本身的改變。 ^[1] 

評估性問題也稱量尺問題，通常用來對那些難以被觀察的人類經歷（感受、情緒和人際溝通等）的變化進行記錄。通常諮詢師可以用0代表問題最糟糕的情況，10代表最理想的狀況。要求來訪者用0到10的數字來對問題或相關議題作出評估。例如，“在一張0到10的量表上，如果0代表你第一次來治療時的狀態，10代表問題奇蹟般地消失後的狀 態，那麼你會給你的現狀打多少分？” 通過量尺問題可以幫助來訪者把複雜、模糊的目標簡單化，使來訪者具體化地辨認出進步的情形。通過出小小的變化也可以增強來訪者行動的動機和信心。 ^[1] 

初次會談也即首次會面後的任務（FFST）是諮詢師讓來訪者在第一次會面到第二次會面之間完成的家庭作業。諮詢師可能會説：“到我們下次見面之前，我希望你能進行一項觀察任務——觀察家庭（生活、婚姻、人際關係）中發生的事件，哪些是你希望能再次發生的？下次把結果告訴我”。在第二次會面時，諮詢師可以詢問來訪者的觀察結果以及他們思考的結果——哪些事件他們希望未來能繼續發生。這種任務可以將希望傳達給來訪者——改變必然發生。改變是否發生已經不再是問題了，問題在於它何時發生。這種方式的干預技術可以提高來訪者的樂觀性，並能提升他們的希望。 ^[1] 

在SFBT每次治療的最後5到10分鐘會進行一個短暫的休息過程。在此期間，諮詢師會空死稍後要給予來訪者的反饋。反饋主要包括三個主要成分：鼓勵和讚美、橋樑、佈置任務。鼓勵和讚美是對來訪者已經做出的有效行為進行真誠地肯定。諮詢師不能以一種機械化或者例行公事的態度來進行這個部分，要以鼓勵的方式樹立來訪者的希望，並將自己的預期——來訪者可以通過自己的能力和成就達成目標——傳達給來訪者。橋樑可以將鼓勵和讚美與佈置任務聯繫起來，為後續的任務佈置提供理論依據。佈置任務（家庭作業）分類觀察型任務和行為任務。觀察的作業要求來訪者關注自己生活的某些方面，幫助來訪者找到現有生活與改善後的生活之間的差異，尤其是他們在思考、感受以及行為上的差異。行為任務需要來訪者真正地做一些行為——諮詢師認為有助於解決其問題的行為——諮詢師認為有助於解決其問題的行為。 ^[1] 

在後現代旗幟下的焦點解決短期治療，充分體現了後現代主義的理念和建構主義的特徵，拋棄了傳統諮詢與治療理論的龐雜繁複，一改以往心理諮詢與治療中回溯過去、探究原因的做法，而強調實踐性和可操作性，以正向的、朝向未來的、朝向目標的積極態度，尋找個案的成功經驗，從小步的改變做起以促使個案的困擾的逐步減輕。這是SFBT的核心理念，是有別於傳統思維的心理治療模式。它不再像傳統的心理諮詢與治療，從個人內在的深處去尋求人為什麼要改變的答案，而是看到人的存在是在主體經驗的建構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強調個人經驗的建構與社會互動性。 ^[2] 

SFBT的過程簡潔、目標明確，強調語言在建構現實中的核心作用，提出要重建積極地語言表達方式與技巧，實施有效的信息回饋，把語言作為揭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一條重要途徑。SFBT之技術中設計精巧的問句就是這一思想的具體體現。 ^[2] 

SFBT強調來訪者的主動角色。Shazer等人通過對傳統諮詢和治療理論的全面反思和對諮詢師專家身份的廣泛質疑後指出，個案是自己問題的專家，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潛質，諮詢師應以個案為中心，尊重他們的價值觀和個體差異，反對所謂真理的灌輸和專家的唯一指導。 ^[2] 

SFBT提供諮詢師和來訪者一個正向思考的選擇，遠離過去病理學的問題思考取向，不去探究壞的、不良的所在，而是以合作的姿態邀請個案共同尋找好的、有資源的、有用的例外，以形成問題的解決之道。因此，SFBT這種限時導向的風格，將使諮詢師優先開發與激勵來訪者的力量與才能，而使諮詢師變得更有效能。 ^[2] 

SFBT缺乏豐厚的心理學理論基礎。從諮詢的目標來看，SFBT似乎是以系統平衡論和認知行為論為背景，但它們並不能完善地解釋整個諮詢模式，因此，諮詢過程顯得比較簡單化和手段化，加之它不對問題原因探討與解釋，使得諮詢缺乏深度。 ^[2] 

有研究表明對於較嚴重的心理障礙，短期治療即使是達到25次以上也不能比長期治療更有效。不能否認SFBT對一些來訪者而言能發生快速的改善，但這有賴於許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説，來訪者是否能更快地適應新的環境依賴於過去經驗對當前機能的影響。一部分來訪者也許能在不探討過去經驗的情況下有所改善，但有的來訪者卻不能。 ^[2] 

SFBT過於強調理論與技術方面的策略模式。對於長期受困於不良情緒、急於宣泄的來訪者來説，顯得過於理性，缺乏較為深入的共情。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