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生活者

《黨生活者》的故事發生於1932年的上半年。故事發生的主要地點是倉田工廠。倉田工廠本是一個只有二百個工人的、製造電線的小工廠，在日本帝國主義陰謀發動的“九·一八”事件之後，為適應侵略戰爭的需要，改為製造防毒面具、降落傘和飛艇外殼的軍需工廠，並招收了六百個臨時工。

資本家在軍國主義統治者支持下，用種種伎倆欺騙工人，散佈侵略戰爭是“為無產階級的戰爭”的謊言，掩蓋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反動實質；還宣揚“國家非常時期”和“軍隊不能單獨作戰”的反動的“愛國主義”，增加勞動強度，降低工資，殘酷地壓榨和剝削工人，賺得了比以前高百分之四十的利潤。

作品中的主人公“我”（佐佐木安治）和須山、伊藤等幾個日共黨員，趁招收臨時工之機，打進這個工廠，組成了黨的工廠支部，在工人中進行艱苦的組織發動工作，開展反侵略、反剝削的鬥爭。故事開始時，正值資本家陰謀解僱臨時工以便鎮壓工人反抗的嚴重時刻，由於“鬍子”（上級黨的聯絡員）的被捕，聯絡員太田的叛變，“我”被迫離開工廠，完全轉入地下，堅持鬥爭。在他的領導下，須山和伊藤打進右翼機會主義組織“僚友會”，同那些披着工人政黨”外衣的社會法西斯分於作激烈的鬥爭，揭露帝國主義對華戰爭的侵略實質，提高工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和反對剝削的認識，並着手開展次反對解僱的罷工鬥爭。不料在決戰時刻，資本家同官憲相互勾結，搶先下了毒手，解僱了臨時工，打亂了黨支部的部署，罷工未能進行。但是，黨卻散播了革命的種子，“我”和須山、伊藤更加抖擻精神，從事新的工作。 ^[1] 

1932年，在日本法西斯血腥統治的鎮壓下，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而奮鬥的日本共產黨黨員作家小林多喜二，被迫轉入地下鬥爭。這部作品，就是作者以自己的地下革命活動的經驗為素材而創作的，於1932年8月脱稿。 ^[1] 

“我”（佐佐木安治）：小説主人公。是個革命者的形象。“我”是一個經受了嚴峻的階級鬥爭考驗的革命者，是20世紀30年代英勇奮戰的日本共產主義者的代表，也是忠實執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路線的典範。他在艱苦的地下生活中，冒着生命危險，勇往直前，站在反對侵略戰爭的前列。他具有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自覺地擔負了“解放全體無產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他同工農羣眾血肉相連，決心為此而貢獻自己的一切。他説：“一旦被捕，就有四、五年的牢獄生活在等待着我，但這樣的犧牲比之千百萬工人和貧農在每天生活裏的犧性又算得了什麼呢！我從我自己父母當了二十多年貧農的痛苦生活中，是完全能夠了解的。我知道我的犧牲，是為了解放這幾百萬人的大犧牲所不可缺少的犧牲。”為了適應地下鬥爭生活，“我”毅然地離開了同自己血肉相連的母親，切斷了“過去殘留下來的、個人生活的最後退路”，“斷絕了一切個人聯繫”，把自己置身於嚴格的黨生活中。當他從須山口中知道母親十分想念自己時，也很難過，但亳無傷感情緒，而是一再勸導母親去“恨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從而“產生抵抗的力量”。他立志要用“永不退卻的行動來表達對母親的愛”。 ^[2] 

母親：主人公的母親是一個成功的、生動的日本勞動婦女的形象。這位六十歲的老人，出身於貧農家庭，“五十多年來的生活，都是在貧困的深淵裏度過來的。”她熱愛自己在貧困中扶養成人而又相依為命的兒子，希望孩子幸福。兒子離開後，她“兩眼紅腫，兩頰深陷”，總希望能同兒子再見一面。兒子幾次被捕之後，母親就逐漸習慣了。對兒子工作有了理解之後，為能給關在牢中的兒子寫信，她開始學習認字。 ^[2] 

須山：在須山身上，表現了日本工人階級的智慧和樂觀主義精神，他總是迎着困難，承擔重任，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 ^[2] 

伊藤：知識分子出身的女黨員伊藤，經受了階級鬥爭的考驗，百折不曲，對同志充滿了真摯的情感。 ^[2] 

《黨生活者》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社會的巨大沖突和矛盾，揭露帝國主義本質，描繪日本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英勇鬥爭，塑造了日本革命者的光輝形象。

小説一開始，主人公“我”就在激烈的鬥爭中出現在讀者面前。他被迫轉入地下後，在這個號稱世界上第一完備的警察網的追捕中，冒着生命的危險，艱苦鬥爭，勇往直前，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列。他的這種革命精神，來自於他的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革命理想，自覺地擔負了“解放全體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在他生命的每一滴血液中，都充滿了對工農羣眾深厚的階級感情，決心為實現偉大的使命而犧牲自己的一切。他説：“一旦被捕的話，就會有四五年的監獄生活在等待着。不過，這些犧牲，要跟千百萬工人、貧農在每天的生活中所作的犧牲比較起來，那簡直是微不足道。我從自己的父母當了二十多年的貧苦農民嚐盡痛苦的生活中，可以切身地體會到這一點。所以我認為自己的犧牲，是為了解放千百萬工農，避免他們付出必不可少的巨大犧牲。”這一段閃耀着共產主義光輝的誓言，一字一句，朝氣蓬勃，感人肺腑。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毅然離開了與自己血肉相聯的母親，切斷了“過去殘留下來的、個人生活的最後退路”，“斷絕了切個人聯繫”，把自己置身於嚴格的黨的生活中。當他從須山的口中知道母親想念自己的心情時，也很難過，但毫無傷感情緒，而是一再勸導母親去“恨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從而“產生抵抗的力量”。 ^[1] 

《黨生活者》具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魅力。小説是用第一人稱的手法，以我”為中心開展情節的。從“我”的眼光去觀察和描寫周圍世界，屬於“心境小説”的範疇。它將客觀描寫融匯於心境顯示的框架之中，具有濃厚的情感色彩，給人以真實、親切、可信之感，順乎自然，合乎情理。

在描寫藝術上，《黨生活者》另一突出的特點就是它的具體性，如抓住細微動作上的特點使形象立體化；信手插入細節使順便帶出的事物化成眼見的具體形象；用誇張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徵，強化它的具體性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針對不同事物與景象用多色調的描寫以達到具體性等等。

在結構上，《黨生活者》突出的特點是它的整體性，它表現為在各個部分與因素的聯接上，作品以“我”為綱，各種人、事、景、議論、評述，均圍繞這個綱而遊離，從而達到綱舉目張之功；在一個個場面與段落上，小説用“蒙太奇”的手法剪輯於一起，通過內在的邏輯必然性，使被組合的場面與段落溶成整體；在場面的轉換上，採取自然地循序過渡，再補之以解釋、聯想式的插曲參予其中，就像平原小溪，潺潺而自然地向前流淌。 ^[1] 

《黨生活者》於1932年8月脱稿。但小説直到作者被害以後，才以《轉換時代》為題，發表在1933年四、五兩期的《中央公論》雜誌上。中國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出版了中譯本，在《小林多喜二選集》和《小林多喜二小説選》中，也收入了這篇作品。 ^{[1]  [2]} 

小林多喜二（1903—1933年），日本作家。在艱苦的條件下，寫下了反映無產階級英勇鬥爭的光輝作品，為日本無產階級文學奠定了基礎。代表作有中篇小説《蟹工船》《黨生活者》。風格剛健、質樸。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