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

《黑潮》是由兩條平行線索組成的，一是東三郎的政治悲劇，一是喜多川伯爵夫人貞子的家庭悲劇。

小説的故事開始於明治二十年（1887）四月上旬，在貴族聚會的鹿鳴館內，正舉行由貴婦人組織的義捐演出，政府的要員幾乎全部到場了，這時，赫赫有名的政府首腦、總理大臣藤澤伯爵來到會場，他還帶着一個年近六十的連骨頭都乾癟了的老頭兒。那個老頭左眼被纏在頭上的繃帶包着，光禿的頭頂，還剩着稀稀拉拉的幾根白髮。人們不知道這位同總理大臣共乘馬車來的鄉下老頭兒是誰，全場為之驚訝，竊竊議論。原來這個老頭兒就是東三郎。他是被推翻的德川幕府的舊臣，在幕府被推翻之後，曾組織過著名的“敵愾隊”，同維新軍血戰，失敗之後，身陷囹圄，僥倖逃脱殺頭之罪後，瘸着一條腿，到富士見村隱居，先後靠課館和積蓄生活。二十年來，他足不出村，把希望寄託在後來生下的兒子阿晉身上。他的一些舊友，早已同維新政府握手言歡，有的成為新政權的重臣。也有老友勸他重新出山，擔任政府要職，但他拒絕了，只是目光灼灼地注視着世事風雲的演變，把十三歲的兒子也送到英國留學，以待復仇時機。這次是為治療眼疾而來東京的，也要為阿晉的留學籌措經費，同時還想借此看一看京城二十年來的變化。他的昔日敵手，現任首相的藤澤伯爵把他待為上賓，勸他同政府攜手合作。在東京的四十多天裏，他出入貴族社會，卻看到了明治政府的政治腐敗，藩閥橫行，世風墮落，崇洋媚外。他甚至把社會的某些前進也看作是倒退。東三郎的昔日好友，現在政府要員檜山男爵在向島舉行一次盛大的宴會，首相及許多貴族都出席了。在這裏，東三郎不僅拒絕了藤澤伯爵合作共事的邀請，反而舌戰羣儒，慷慨陳詞，痛斥明治政府是“對陛下大不忠、對人民大不義的亡國政府。”他面責藤澤首相是“亡國政府的頭目之一”，咒罵在場的政府要員都是一羣追逐私利的功名利祿之徒。而且還警告他們：“政治不是玩物，人民也不是可以亂使喚的。

東三郎雖然揭露了政府的黑暗，但由於他是站在已經退出歷史舞台的舊幕府政杈的立場，因而只得失敗而歸。一部分貴族發動的自由民權運動，也被藤澤茂光鎮壓而失敗了。半年後，東三郎雙目完全失明，他暗中自省：為什麼面對着空虛的明治政府，自己磨了二十年的利劍，剛試鋒芒，竟一敗塗地，他對此惶惑不解。當他得知自由民權運動失敗的消息時，竟中風而癱瘓，處於昏迷狀態。當兒子阿晉從英國趕回來時，他只留下“報仇”的遺言而去世了。

喜多川伯爵夫人貞子出身於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受到嚴格的封建倫理的教育，既是一個美人，又是一個以遵守婦道而出名的賢惠夫人。可是，荒淫無恥的喜多川伯爵是一個喜新厭舊的色鬼，在貞子生下女兒道子之後，他就對貞子日益冷淡下來，而貞子不敢稍有怨意。喜多川伯爵買下村女阿隅並生下一子後，對貞子就更加冷淡了。貞子因為兄弟求官一事，曾見過首相藤澤伯爵。藤澤也是一個玩弄女人的色情狂，但對以守婦道而著名的貞子尚不敢放肆。可是喜多川伯爵卻產生懷疑，污衊貞子，直至把她關閉在別墅裏。貞子不堪丈夫虐待而自殺。 ^[1] 

日清戰爭以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反動本質，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面對着冷酷的現實，德富蘆花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他早年為之奮鬥的自由民主理想完全化為泡影，因此，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態度也由追求、讚頌，變為懷疑、否定。這種變化，又通過他與長兄的尖鋭矛盾表現出來。德富蘇峯背離了自己所倡導的平民主義的進步觀點，投奔反動陣營，成為軍國主義的吹鼓手。德富蘆花毅然同他斷絕了關係，於1902年退出“民友社”，組織了“黑潮社”。就在這一年，德富蘆花懷着痛苦和激憤的複雜心情，寫出了長篇小説《黑潮》。他把寫給長兄的決裂信作為該書的“代序”。

德富蘆花原計劃將《黑潮》寫成六卷本的宏篇鉅著，來反映從1887年至1901年日本政治舞台上的風雲變幻。第一卷出版後，作家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轉折，接受了托爾斯泰“不以暴力抗惡”的觀點，這和《黑潮》所宣揚的不妥協的鬥爭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因此便中途擱筆，其餘各卷也就註定不能問世了。不過第一卷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有着首尾貫穿的情節線索，仍然是一部完整的長篇。 ^[2] 

東三郎原是幕府家臣，明治政府建立後，他拒絕倒向新政權，蟄居山中。新政權對幕府要人採取收買政策，也曾多次邀請東三郎出山“共襄國政”，但均被拒絕。這次進京，是為了醫治眼疾和給留英兒子籌措學費，也是應老友檜山大臣之邀，順便看看政府黑暗腐敗的實情。

東三郎在鹿鳴館的烏煙瘴氣的遊藝會上目睹了達官貴人們的驕奢狂暴，十分厭惡。又從弟弟之口瞭解到以首相為頭子的那些顯要們“利用國家機密做投機買賣”，恣意糟踏婦女等等行徑，這更激發了東三郎與統治者對立的心情。他那滿腔怒火在檜山大宴羣臣的宴會上猶如火山爆發突然噴射出來。東三郎拒絕首相派他當縣官，並與他們展開了唇槍舌劍的激戰。但在這場舌戰中他並未取勝，最後失望地回了山鄉。

不久他雙目失明，想到起初拔刀相向的新舊統冶者，卻一個個攜手合作、“舉杯談心”的時候，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這時，他收到了在野黨報紙主編的來信，得知在野黨受到迫害一律被逐出京城，而他們頭頭卻進了內閣之後，一怒之下得了腦溢血，不久含恨死去。臨終時把復仇的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 ^[3] 

喜多川伯爵夫人貞子是個温順賢淑、一塵不染的美人，十七歲同死了夫人的喜多川伯爵結了婚。貞子結婚兩三年就受到冷遇和虐待。後丈夫又納新妾阿隅，她在丈夫寵愛下十分驕橫，生子後更為囂張，挑撥離間、搬弄是非，貞子因此倍受丈夫打罵凌辱，可她依舊逆來順受幻想感化丈夫。伯爵誣衊夫人與首相私通，將其幽禁鄉間，甚至不準與唯一親人女兒見面通信，貞子心靈受到摧殘。當她得知女兒被父毒打成疾時，萬念俱灰，終於自盡。 ^[3] 

貞子的女兒道子，被父親毒打成疾，十歲時看破紅塵入了空門，落髮為尼。 ^[3] 

小説的情節最初是由德富蘇峯（德富蘆花的兄長）確定的：有個對明治政府抱有反感的志士落魄而死，他的兒子繼承父親的遺志，繼續與政府作鬥爭。但隨着時代的變遷，兒子的眼界漸開，對政府的反感逐步消失。最後他與敵方可愛的姑娘結成了美滿的婚姻。德富蘆花在《黑潮》中突破了長兄定下的框框。他站在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立場上，通過封建武士東三郎和藩閥官僚藤澤伯爵之間的尖鋭對立，以及貴族婦女貞子被折磨致死的悲慘遭遇，抨擊了明治政府的罪惡，並將藩閥官僚的專橫殘暴、荒淫無恥的醜惡嘴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字裏行間，充滿着對天皇專制制度的憤懣情緒。在日本資本主義的青春期，作家透過繁榮昌盛的表象，看到了它的腐朽本質和必然衰敗的端倪。 ^[2] 

《黑潮》中的總理大臣等上層人物，大都以真實人物為原型，故有“日本外史”之稱。小説從政治和道德兩個方面，對明治政府和貴族社會的政治黑暗和道德腐敗等，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諷刺。明治維新，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但這是一個不徹底的革命，當維新風暴一過，昔日誓不兩立的仇敵，立刻握手言歡，同朝共處，統治人民。小説中的總理大臣藤澤伯爵對東三郎説：“所謂敵我分明，對抗相爭，所謂並肩同座，舉杯談心，那真可以算是彼一時也，此亦一時也。”這就道破了新舊貴族合流的實質。東三郎的舊友檜山，本是幕府重臣，已被封為男爵，在明治政府中佔據樞要的職位。對此，死抱住忠臣不二的封建倫理觀念的東三郎，是不理解的。他以為明治政府比幕府時期更腐敗，更背離人民。其實是一種頑固的偏見。作者借東三郎之口批判明治政權，但並未美化這個批評的勇士。同樣，也揭示了他的倒退的立場和悲劇性格。他畢竟是一個開歷史倒車的舊時代的遺老，他磨了二十年的利劍，實則是生了鏽的幕府時代的信條，他的敗退，是必然的。正像他雙目失明和癱瘓一樣，在政治上也是一位真正的盲者和廢人。至於喜多川伯爵夫人的自殺，除了揭露貴族腐朽的生活外，也説明被損害的女性只是死抱封建倫理道德，逆來順受，是沒有任何出路的。 ^[1] 

《黑潮》在藝術上的主要特點，在於批判的傾向和諷刺手法的結合。從內容看，小説的主題是嚴肅的，作者從政治腐敗和道德墮落兩個方面，對明治政權的統治階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可是，批判者的東三郎本也是一個被批判者，他是一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悲劇人物。二十年中，他冷眼旁觀，坐以待變，一朝初試鋒芒，無異以卵擊石，一敗塗地，成為歷史和新權貴們嘲弄的對象。而且，他那光禿的頭頂，纏着紗布的獨眼，矮小而乾瘦的身子，其本身就是一個可笑的形象。他出現在金璧輝煌、珠光寶氣的貴族宴會和遊樂場上，口中還發出一連串鋒利而過時的言辭，就顯得更加矛盾。這種諷刺手法，無疑地增強了批判的效果。 ^[1] 

《黑潮》的情節安排獨具匠心。主次要兩個情節有機地結合形成一個整體。對統治階級的腐敗罪惡一是從社會上、一是從家庭裏進行揭露，既使情節發展跌宕多變、引人入勝，又使其在深入揭示主題思想上起到相輔相成的作用。其次是以鹿鳴館遊藝會作開端，以宴會上舌戰羣臣作高潮的兩個場面的選擇得當，產了較好的藝術效果。 ^[3] 

《黑潮》的人物刻畫有的用工筆畫手法精描細繪，有的用寫意手法幾筆勾成，濃描淡寫各得其當。主要人物栩栩如生，次要人暢也躍然紙上。該作品把懷舊、保守的前朝遺老作為正面主人公，限制了作品應達到的思想高度；把出家作為富有反抗精神的道子的歸宿，有損於叛逆者的形象。 ^[3] 

日本文學評論家吉田精一在《現代日本文學史》中指出：“《黑潮》既具有暴露現實政治的政治小説性質，又具有描寫紊亂的貴族家庭那種家庭小説的性質，是一部把二者交織在一起的作品。” ^[1] 

《黑潮》於1902年1月到6月在《國民新聞》上連載，次年2月，由警醒社以《小説黑潮第一篇》為題出版，作者計劃寫的其餘五部都沒有寫出來。中國於1960年出版了金福譯的中文本，1978年再版時，附有丁永寫的前言。 ^[1] 

德富蘆花，日本作家。出生在熊本縣，少年時受到自由民權運動的薰陶。1885年皈依基督教。1889年開始寫作，因小説《杜宇》而出名。1907年曾去耶路撒冷朝聖，並拜見了他一直崇敬的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歸國後向往田園生活，創作中對社會黑暗的剖析和鞭笞在晚年的作品中有所減弱。他的主要代表作是1903年發表的長篇小説《黑潮》，揭露了明治政府的奢侈昏聵和專橫暴慮，是一部形象的社會政治史。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