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貽鈞

1915年5月4日，黃貽鈞先生出生於蘇州，自幼受做音樂教師的父親的薰陶，喜歡音樂，他曾經回憶：“父親是個多面手，他能教唱歌，還能教管樂……父親有演出總帶我去聽，記得他指揮了一會兒，就拿起短號和學生一起吹一會兒，他的號聲響亮，突出於銅管聲部。之後又拿起指揮棒再指揮。”正是受到父親的影響，黃貽鈞先生後來既能演奏管樂（小號、圓號），更成為交響樂指揮。 ^[2] 

父親教黃貽鈞先生學會了小提琴和風琴，後來，在吳縣縣立初級中學唸書的時候，他又學了口琴、二胡、揚琴等等樂器，如此雜陳，卻也為黃貽鈞先生後來進入百代國樂隊打下了伏筆。1930年，他考入江蘇蘇州中學師範科。1933年黃貽鈞先生進入蘇州善耕中心小學任教，這所學校創辦於清光緒三十三年（1906年），初名長洲縣官立高等小學堂，是很有名的學校。校長韓履周很器重初出茅廬的黃貽鈞先生，提出讓他當四年級（共六年級）的級任（相當於班主任），但是，黃貽鈞先生卻提出要當音樂老師，從此開始了自己的音樂生涯。

1934年12月，黃貽鈞先生到上海進入百代唱片公司，成為百代國樂隊的成員。在樂隊裏，他演奏二胡、揚琴，也能夠演奏吉他、小提琴，以前的學習都有了用武之地。1936年之後，根據公司的要求黃貽鈞先生又進修管樂，先師從工部局樂隊的Patkeeff學小號，三個月之後又跟Dobrovolsky學了一段時間小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百代國樂隊在唱片公司是錄音工作的頂樑柱，據賀綠汀先生回憶：“我們在百代公司灌的唱片，多數是他們用中國樂器伴奏的”。在百代國樂隊，黃貽鈞先生寫出了後來家喻户曉的民樂合奏曲《花好月圓》，他在《自述》中曾經這樣寫道：“初來乍到我向往已久的音樂聖殿基地上海，心情十分愉快，我寫得很快（指《花好月圓》—筆者注），幾乎是一哼而就，只寫了一個曲調，沒有伴奏，先有曲後有名，曲名是灌唱片前陳中（百代國樂團的二胡演奏員-筆者注）起的。” 黃貽鈞先生還和秦鵬章等一起選科跟隨黃自先生學習作曲，他回憶過是從普勞特的《和聲學》學起，可惜不久發生了“八·一三”抗戰使學業中斷。同時，百代國樂隊也進而解散。

1937年10月，黃貽鈞先生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習，主修小號，副修中提琴、大提琴，以後成為我國第一代小號演奏家。1938年10月，黃貽鈞先生加入了上海工部局樂隊，是當時屈指可數的四位華人演奏員之一（另外三位是譚抒真、陳又新和徐偉麟），“也是唯一的終身未離團的一位”。黃貽鈞先生是我國早期從事電影、話劇音樂工作的作曲家之一，曾為數十部電影和話劇作曲配樂。他的電影配樂生涯始於1935年為聯華公司電影《天倫》配樂，也是從這時起，他開始了與導演費穆的合作與友誼。到1941年，他先後為《貂蟬》、《孔夫子》、《西施》等影片配樂。黃貽鈞先生不僅參加電影配樂的創作，同時還身體力行地參與演奏和錄音，“電影《馬路天使》中‘金嗓子’周璇唱的《天涯歌女》的二胡伴奏是黃先生拉的；趙丹吹的小號是黃先生配音的”。抗戰結束後，黃貽鈞作為老團員回到了樂團。1949年上海解放後，黃貽鈞繼續在樂團供職。

1949年6月，樂團改名為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響樂團，1951年黃貽鈞被任命為樂團第一副主任。

1950年10月8日，他以中國指揮家身份首次登上交響樂指揮台。1950年，黃貽鈞先生應著名導演孫瑜的約請，為電影《武訓傳》配樂，這部影片的配樂規模比較大，包括一個編制齊全的樂隊和數十人的合唱團。1953年，隨着富華的離開，黃貽鈞先生被任命為上海樂團副團長兼交響樂隊隊長、指揮。

1956年黃貽鈞先生率團赴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音樂周。這次全國音樂周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音樂盛會，不僅是演出，還有比賽，因此上海組織了精兵強將參會。上海代表團由兩家單位組成，上海樂團和當時被叫作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的上海音樂學院，團長是賀綠汀，黃貽鈞先生擔任藝術委員會的副主任，並參與了代表團數場音樂會的演出。1956年對於黃貽鈞先生來説確實是十分繁忙的，音樂周剛剛結束，文化部就在10月組織中國音樂代表團赴芬蘭、瑞典訪問，黃貽鈞先生擔任副團長，並親自指揮赫爾辛基交響樂團演出，在赫爾辛基，他指揮了西貝柳斯《第二交響曲》和施詠康《黃鶴的故事》，獲得成功。1956年12月，黃貽鈞先生被任命為上海交響樂團團長、首席指揮。他指揮過大量古今中外的交響樂作品，特別注重排演中國作曲家的作品。

1957年10月至11月，黃貽鈞先生與來滬的前蘇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奧伊斯特拉赫合作，指揮上海交響樂團為奧伊斯特拉赫伴奏了柴科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同年，黃貽鈞加入中國共產黨。也是在這一年，東德指揮專家戈斯林到中央樂團開辦指揮培訓班，而上海音樂學院也聘請了前蘇聯指揮專家迪裏濟耶夫授課。這時，黃貽鈞先生已經是國內知名的指揮家，但仍卻依然認真聽課，令人敬佩不已。

1958年，黃貽鈞先生在上海文化廣場與蘇聯國家交響樂團的指揮家們同台演出，他指揮了柴科夫斯基《第六交響曲》第三樂章和《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三樂章。同年10月，根據中蘇文化合作協定，黃貽鈞先生赴前蘇聯訪問，先後指揮塔什干交響樂團、古比雪夫交響樂團和蘇聯國家交響樂團演出四場音樂會，曲目包括柴科夫斯基《弗蘭切斯卡·達·裏米尼》、《第一鋼琴協奏曲》、肖斯塔科維奇《第一交響曲》以及中國作曲家冼星海的《滿江紅組曲》，並灌錄了《黃鶴的故事》和馬思聰的《山林之歌》的唱片在前蘇聯出版發行。當時，前蘇聯評論界對他的評價是“富有才華的指揮充分展示了藝術家的氣質，他不僅設計了周密的演奏佈局，還以稀有的自由和曲式感實現了自己的構想。”

1960年，黃貽鈞先生完成《江南組曲》並首演，同年錄製王雲階《抗日戰爭交響曲》、冼星海《民族解放交響曲》，1960年5月，擔任上海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並參與創辦“上海之春”，此後，他先後於1962年在“上海之春”上首演丁善德《長征交響曲》，1963年錄製《長征交響曲》，並與吳樂懿合作錄製李斯特《第一鋼琴協奏曲》，這些後來都出版了唱片。

1964年，黃貽鈞先生在上海擔任音樂舞蹈史詩《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的創作和指揮工作，同年8月，赴北京擔任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排演工作，並擔任指揮組副組長。這一時期，是黃貽鈞先生一生中最忙碌的一段，也是他藝術上最為成熟的階段。

1972年，黃貽鈞先生重上指揮台，同年9月底，在上海文化廣場指揮上海交響樂團演奏了呂其明的《紅旗頌》。1979年2月，恢復上海交響樂團團長與首席指揮職務。同年10月，赴北京觀摩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樂團音樂會，這一年正是建國三十週年大慶，黃貽鈞先生興奮不已，“我坐在體育館的後座，遙感卡拉揚出神入化的形象，並對其高超的指揮藝術歎為觀止”。1981年1月黃貽鈞先生作為卡拉揚先生特邀的嘉賓指揮去西柏林，指揮被譽為“世界一流樂團之冠”的柏林愛樂樂團舉辦三場音樂會，演出《在中亞細亞草原上》、琵琶協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他是該樂團成立以來指揮樂隊的第一位中國指揮家。西德《世界報》評論説：“在柏林愛樂樂團的指揮台上，也是該團成立九十九年第一次出現一位來自遠東的指揮——上海交響樂團團長黃貽鈞先生。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他以穩健的指揮技巧和果敢堅定的動作，表現出一位真正音樂家的氣概。”

1984年7月黃貽鈞先生赴香港指揮香港泛亞交響樂團，8月赴新加坡指揮新加坡國家交響樂團。同年12月，黃貽鈞先生退居二線，任上海交響樂團名譽團長和常任指揮。在二線的黃貽鈞先生仍然在健康情況允許的情況下參與錄音和演出，1985年11月，在上交紀念貝多芬誕辰215週年的，在全部的貝多芬交響曲的系列音樂會上，指揮了《第七交響曲》和《第八交響曲》。

1985年，黃貽鈞先生還為俄國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的《北平胡同》錄音，續了一個年輕時候的夢想。因為他在年輕時候曾經在工部局樂隊錄音過這首曲子，當時叫《北平胡同印象記》。他在去世前不久寫的回憶錄中，還不吝筆墨地回憶了這首曲子：“這是一部交響詩，記錄了作者漫步於北平胡同間所得到的印象……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交響樂合作，時隔近六十年，有些情景仍歷歷在目……我眼看指揮（梅百器-引者注），心數休止小節，待到中國大鼓進入時我有點緊張，沒有打在點上，不合拍！但梅百器沒對我瞪眼。再練時我急中生智，眼緊盯着指揮，心數休止小節不使有誤，再加上耳聽音樂，待到中國大鼓進入時我終於打在點上，合拍了！梅百器面露笑容，朝我直點頭表示讚許。這個歷史經驗之值得重視在於：演奏新作時要看着指揮，還要聽好音樂；指揮也要正確對待演奏員的失誤。”寫這段文字時，這位重病纏身的耄耋老人，或許會心一笑，此時，黃貽鈞先生的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就在寫完這些文字之後，1995年10月11日，黃貽鈞先生在上海闔然長逝。 ^[2] 

1997年10月9日下午2時在湖南路上海交響樂團內，上海音樂界人士、上海交響樂團演奏家、上海交響樂愛好者協會會員，黃貽鈞家屬等50多人蔘加廠黃貽鈞半身銅像落成揭幕儀式。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方全林在揭幕儀式上講話，高度評價黃貽鈞一生為祖國的音樂事業所作的傑出貢獻和所表現的高尚思想境界，他説：“黃貽鈞同志的一生，是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走進新社會，併成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一生。他熱烈追求光明和真理，堅決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無私為人民服務，不倦地為藝術、為祖國奉獻，在我國的現代音樂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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