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色歌曲

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伴隨着手提式錄音機進入內地，港台的流行歌曲也傳遍了內地的大街小巷。其中影響最大的首推台灣的鄧麗君，那種軟綿綿甜蜜蜜的歌聲，模糊了政治立場，誇張了個人的情感，強烈地契合了一代年輕人追求個人生活的內心情緒，風靡了大江南北，讓內地的年輕人倍感新鮮，如醉如痴。於是，鄧麗君朱逢博的歌曲磁帶，如同當今的盜版片那樣四處翻刻着，傳播着，一發不可收。

那時的年輕人，如果誰手裏能有一盤朱逢博、鄧麗君的原版磁帶就足可傲視同伴了。而由於廣州毗鄰港台，由此，又出現了兩個時髦的風尚：其一是，在當時的廣州，每到週末，一些年輕人都會在廣州一些繁華的商業區徘徊，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買朱逢博、鄧麗君的卡帶；其二是，一代青年人最時髦的寫照——拿着錄音機，在街上邊走邊放鄧麗君的歌曲。

一邊是鄧麗君在坊間的大量流行，一邊卻是遭到了部分人對之的猛烈抨擊：怒斥鄧麗君的歌曲傳遞着頹廢、沒落、情愛等不良情緒，是後庭之花、靡靡之音，會腐化青年的思想，主張堅決堵塞，絕不能放任自流。甚至還曾經出現了將鄧麗君的磁帶與裸體撲克牌等進行統一查收的行為。那時，哪位青年要是唱鄧麗君的歌曲，給人的印象至少是不正氣、不上進的。於是乎，當時對於“不良少年”的定位就成了：喇叭褲、蛤蟆鏡、爆炸頭、拎着錄音機滿大街遛，錄音機裏放着鄧麗君的靡靡之音。

1978年，朱逢博率先在內地唱響了上海30年代行歌曲《夜來香》、《初戀女》，並在演唱歌曲中加入流行音樂元素，遭到了“是資本主義的靡靡之音”的強烈批判，被説成是黃色歌星。1980年4月，一些老資格音樂人在北京召開了一場專門針對當下流行音樂取向的討論會，稱為“西山會議”。同時還批評了內地著名音樂家張丕基、王酩等，原因是他們的歌曲寫得像港台歌曲了。

30年後的現代，在物質生活飛速發展，精神生活空前開放的年代，當我們再度回望鄧麗君、朱逢博，她們的歌聲表達的也不過是一個純粹的女人，有着甜蜜温潤的真本性而已。但是，在當時那個文化貧乏與情感封閉的年代，到處充斥的是政治宣言式的“高強硬響”的音樂與歌聲。鄧麗君、朱逢博之流這種婉轉淺輕的抒情歌曲的悄然出現，模糊了政治立場，誇張了個人的情感，喚回了人們心中沉睡已久的温情與美好，讓人們得以擁有了自由呼吸的空氣與土壤。因而，以鄧麗君為代表的抒情歌曲與歌聲，自然地就成為那個特殊時代，代表人心禁錮得以解放的一個特殊符號。

谷建芬回憶説， “王酩寫了《小花》，《鄉戀》，都被點名批評。當時團中央搞了一個‘15首歌’評選，《鄉戀》得15萬張票。有人説，這15萬張都是流氓投票，這是流氓喜歡的歌。”

“嚴格地説，20世紀80年代朱逢博、蘇小明和程琳都承擔着社會批評。雖然鄧麗君、劉文正等人的歌曲正在席捲內地，但流行歌曲仍然不是社會音樂文化的主流。當時最走紅的詞曲作家是王酩、王立平、谷建芬、張丕基等人，音樂上更多的還是對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抒情羣眾歌曲傳統的繼續和拓展，雖然歌詞上增強了抒情性，但手法上基本也還是延續了從田漢到喬羽的傳統，歌頌祖國、民族、時代和勞動的題材佔了極大部分。”這是當時《中華讀書報》上的一段評論。

《中國親嘴歌》本來是中國農村地地道道的娶媳婦歌，是用中國傳統的鄉音演唱的，可是一經推出眾説紛紜，有人把它列為黃色歌曲一類，也有人把它稱為《中國婚禮進行曲》，總之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褒貶不一。

《中國親嘴歌》歌曲的特點是輕鬆歡快，幽默詼諧，喜氣洋洋，實用生活，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歌曲，也是正宗的中國風歌曲，因為中國有十億農民，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左右，只要適合中國農民口味的歌就是中國人的歌，就是中國風的歌曲，其中必須註明傳統兩個字，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咱們祖祖輩輩留下的寶貴財富，我們不能遺忘，我們也有屬於我們自己正宗中國味道的歌曲和婚禮，讓世界向我們中國文化看齊。這首歌所包含的內容和文化是非常多的，其中有中國獨特的喜文化，中國人從古就喜歡熱鬧喜慶，在歌曲中就融入了結婚時用的鞭炮，笛子等喜慶元素，讓人一聽就喜笑顏開，還有中國特色的孝文化，中國老人最講究傳宗接代，延續香火，而中國人也自古最尊崇孝順的孩子，百德孝為先，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是祖先們口口流傳的經典名言，在歌曲中也都能充分的體現出來。歌曲裏還有中國傳統的夫唱婦隨，相敬如賓等等傳統文化。

一本掃描自“中央音樂學院圖書館藏書”的《怎樣鑑別黃色歌曲》的pdf，作為“黑色幽默”在人氣很旺的豆瓣網上流傳，兩個星期的時間就爬到了該網站讀書榜第六名的位置，而同在榜單的全是新書！以此可以證明，這本出版於1982年，定價兩毛二，近五萬字的小冊子，在二十一世紀又找到了他的位置，繼續發揮作用。人們驚奇地發現，書中批評的“黃色歌曲”，有些已經成為被認定的“經典”。比如《薔薇處處開》、《何日君再來》。

“黃色歌曲”從它誕生之日起，就一直揹負着各種罵名和指責。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被指斥為“靡靡之音”或“淫樂”。據王雲階考證，“‘黃色歌曲’是從三十年代聶耳批判當時那些色情的歌曲開始使用的詞……大體上包括這樣一些類型（一些音樂）：色情、肉麻的，輕薄、輕佻的，消極頹廢、悲觀厭世的，瘋狂混亂、刺激感官的，打着愛情的幌子、賣弄口頭愛情、虛假愛情、把愛情庸俗化的，還包括傳播封建思想和政治上反動的東西的”。“最早的‘黃色’，不僅僅是色情的東西，還有其他刺激感官的內容”。還有旅美作家王鼎鈞在回憶錄《關山奪路》中的一段記載，也值得參考。“那時（解放戰爭時期）歌曲分為‘藝術歌曲’和‘流行歌曲’，大部分流行歌曲被視為‘黃色歌曲’。這個名詞源自於‘黃色新聞’。十九世紀，美國出現低級趣味報紙，用黃色紙張印刷，延伸出黃色歌曲、黃色小説。黃色新聞傳播色情，挑動情慾，那麼黃色歌曲的涵義不言而喻”。

在現代看來，中國所謂的“黃色歌曲”其實絕大部分都屬於早期都市流行歌曲，這是指誕生於20世紀20年代，盛行於30—40年代，以都市民眾為受眾，以商業運作為模式，以唱片、舞廳、電台、電影為渠道，以審美現代性為方向，以貫穿古今、融會中西為創作理念的大眾歌曲。這些歌曲，從內涵來看，大多藴含着科學、民主、平等、愛國等思想情懷，是中國起始於20世紀初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餘緒和曲折的反映。從形式上看，這些歌曲大多選用明白曉暢的白話文、民歌體或富於古雅意味的文辭作為歌詞，譜以具有中國民族民間風味的曲調，間或配以西方舞曲節奏（如爵士、探戈、倫巴等）的樂隊伴奏。這些流行歌曲的創作，引入了當時國際上盛行的爵士樂元素，加上中國民族音樂的配器或西洋樂的配器，並結合“五四”以後初步形成的新文化運作機制，產生了一大批流行音樂的創作實績。

以黎錦暉的創作為開端，湧現了一大批詞曲作者，如陳歌辛、黎錦光、嚴華、陳蝶衣、許如輝、嚴工上、嚴個凡、嚴折西、高天棲、劉如曾、姚敏、李厚襄、劉雪庵、李雋青、梁樂音、黃貽鈞等等；以明月社為源頭，產生了一大批民眾喜聞樂見的歌手，如黎明暉、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周璇、白虹、龔秋霞、姚莉、白光、吳鶯音、歐陽飛鶯、黃飛然、嚴華、張露、張帆等等。他們的作品仍不失魅力，具有審美價值。

時值現代，隨着“黃色歌曲”這一污名化的稱謂被拋棄，當年這些張揚個體權利、抒發個人情懷的歌曲內涵被重新肯定，在注重審美、講究休閒、追求生活情趣的都市文化背景下，它們又一次進入城市的咖啡館、歌舞場、餐廳、茶座及其他休閒場所，成為民眾生活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