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紹第

任江南鄉試副建鄉試正考官時，典試衡文，不拘常格，故多得知名士。二十一年，他從北京到江寧主持鄉試，與紹箕昆仲同時出發為兩省主考，被傳為佳話。後，他歷任國史館、會典館纂修，光緒三十年（1904）由編修改道員，需次湖北，任川鹽局總辦、武昌鹽法道等職。他傾向維新圖強，系“後清流”著名人物。1895年他與叔父黃體芳、堂史黃紹箕加入強學會，返京後常與黃紹箕聯名上疏，痛陳外事喪權，建議改革。二十四年戊戌變法時，他單獨上書，建議從義務教育、工業、商業、婦女四個方面提請“設法變通”，以達到“內以消中國隱憂之漸，外以折列國耽視之謀。”辛亥革命後回鄉隱居。北洋政府曾召其去北京，但他鄙視袁世凱，置之不理。1914年病逝家中。

黃紹第葬於温州甌海仙岩鎮仙北村，2010年其墓地被列為區級文保單位。

黃紹第熟悉地方文獻，對瑞安文史素有研究。他在一生的最後幾年，為瑞安文史研究方面做了兩項重大貢獻：1912年時寫《瑞安百詠》組詩，1913年時寫《登飛雲閣》樂府。

黃紹第在辛亥革命後從湖北迴到瑞安，居於璅園。1912年，他鑑於瑞安縣誌已100多年沒有重修，“徵文考獻，後起無人”，於是便博稽舊籍，就100位對瑞安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為每人寫一首七言絕句，夾敍夾議，成一卷詩集，名曰：《瑞安百詠》。內容多涉郡邑掌故，以期作為修志之助。據民國《瑞安縣誌稿》説：這些詩“造句文雅，典實無漏，傳頌四方”，被稱為“瑞安詩史”。

《瑞安百詠》吟詠到的，除包括在學術、事功、文藝、忠烈、孝友、義行各方面瑞安歷史上的代表人物外，還有著名的宗教界和隱逸人士。其中有瑞安本籍人，也有外地來瑞安做官任職及流寓人員。每首詩下面都對所詠人物的軼事內容及其出處詳加小注，使讀者便於理解。有寫學術大師陳傅良、葉適的“陳止齋暮春堂”和“葉正則假水心”；有寫文學名家高明、任道遜的“高則誠琵琶記”和“任克誠清樂會”；有寫忠臣義士陳則翁、陳任翁、鄒欽堯的“陳瑞洲兄弟亮節”和“鄒維則汨羅遺躅”；有寫書畫藝術家姜立綱、孫隆的“姜廷憲中國至寶”和“孫雪齋父女畫梅”；也有寫聖井和陶山傳説的“許真人許峯後裔”、“陶隱居陶山丹室”和寫僧侶婦女的“僧鑑空預修大典”、“陳孺人誦節物詩”等。內容豐富多彩，並且很富趣味性。這是補充正史上遺漏了的好資料，也是留給後人寫文藝小説、劇本的好素材。

黃紹第在1913年出資修葺了久已圮壞的飛雲閣。飛雲閣是光緒二十二年(1896)由黃體芳發起建造，位於小東門外蓮湖左邊，作為觴詠之所的名勝建築，原稱“話桑樓”，樓下設神龕，供奉瑞安歷代詩人。後因風雨侵蝕，年久失修，已經破壞不堪了。黃紹第便自己出資將它修好，並在這一年重陽節那天登閣瀏覽，感賦了74句的《登飛雲閣》長篇樂府。

詩中敍述了瑞安詩學淵源及歷代瑞安詩學流派，娓娓道來，非常生動。這是歷史上第一篇系統論述瑞安古代詩歌發展史的著作。他先後頌揚了林石、許景衡、陳傅良、葉適、沈仲一、曹豳、高明、卓敬、黃養正，直到虞原璩等，從宋至明各位大詩人的創作成就，有的還指出其詩風特色。另外，他還對以《清潁一源集》和《月泉詩派》為代表的，甚具瑞安耕讀文化特點的氏族詩人世家，特別提出加以表彰。他又對由任道遜、吳祚、蔡鼎為首組織的瑞安最早具有詩會雛形的“清樂會”作了較高評價。因此它是一篇研究瑞安古代文學史非常重要的文獻。

《登飛雲閣》詩主要是讚頌宋、元、明三代瑞安詩學成就的，對以後清代的詩學狀況，則只用“爾來百年間，珠玉紛交錯。前塵鮑謝探，近躅蘇黃託。四靈與五峯，堅陣行當卻。頗藉大雅壇，風教振頹薄”等幾句簡單帶過。接下來他對民國初年全國處於混亂狀態，對文化事業很不重視，產生了悲觀失望情緒，並且對晚清以來中國文壇存在“重考據、輕文學”的傾向非常不滿，於是在詩中他發了一些牢騷。但總的説來，它對弘揚瑞安優良文化傳統，發掘本土歷史文化內涵，是值得我們後一代人學習鑽研和深入探討的。 ^[1] 

黃紹第故居位於市區小沙巷18號，坐西朝東，是一座民國時期的四合院式建築，建築的平面佈局和空間結構都體現出傳統建築風格，而在型制上又反映出民國時期的建築特色，唯獨在台門造型中融入西方建築元素，使整個建築顯得既古樸而又處處流淌出時尚新意，既含蓄又不乏大氣。

黃紹第故居由門廳、左右廂房、主樓、左右後軒、後台門組成。門廳為倒座式單檐平屋，面闊五間，進深二間，穿鬥式樑架。台門設在中間，為隨牆式台門，磚結構，平面呈“一”字。台門外立面和細部融入西洋建築元素。兩側用薄壁倚柱，柱頂用平磚疊澀迭出，台門頂部做成雙S山花，曲線流暢優美。門廳左右兩側與其連檐構築的是廂房，廂房為單檐平屋，呈對稱佈局，面闊三間，進深二間，設檐廊，與主樓、門廳形成迴廊。

故居主屋是座單檐二層樓房，穿鬥式木構架，一楹五開間。主屋上下層都設有內廊，上層廊前置寶瓶形車木欄杆。檐柱用通柱，直達二層。二層用略向外挑出的平座代替了過去傳統做法的廊檐，使過去底層採光不足的現象得到改善。就建築形制的風格，以及斗拱形式、平座沿板上的雕刻風格，細部構築和檐內裝飾來看，都已具有明顯的由傳統建築的古樸含蓄風格轉向民國時期建築的時尚明快風格的特徵。

院落依然保留着早先格局，主屋與門廳之間是個廣闊院子，院子裏很安靜，且很整潔，看上去整齊有序，想見是住户們經常整理打掃的結果。台門有一塊“文明庭院”牌子。天井兩邊整齊地擺放着一盆盆花木。一棵從院角飄逸斜出的枇杷樹已開始結果，長着一簇簇毛茸茸玻璃珠般大的青果。天井一角一盆海棠花開得像一團團燃燒着的火球般耀眼，紅得嬌豔欲滴。院子雖幾經易主，但居住在這裏的人家出自對原主人的敬仰，始終將院子保持着清雋古樸的容貌。

1913年秋，黃紹第話桑樓受損嚴重，黃紹第出資重修，將話桑樓修繕一新。院內增植各種花木，終年鬱鬱葱葱，四季花木溢香。林向藜在《寄鶴巢記》中寫道：“元月，飛雲閣已植梅、桂花、梧桐、丹楓約有二十七株，惟梅花居多，明年此處，大可賞花矣。”

站在這四合院建築形式的庭院裏，面對這既均衡又規整的格局，總感到這嚴謹又方整的建築佈局與黃紹第的為人處世有着某種相似之處。故居主屋與門廳相對，左右廂房相對，形成兩兩相對格局，不論是外觀輪廓，空間內容上，都體現出規矩、方整的內涵。而在四合院四方四正中可引申出“中庸”、“中正”、“中和”等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這也許正是黃紹第儒家倫理思想在建築上的體現。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