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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穎
（原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部級幹部）
鎖定
- 中文名
- 黃穎
- 國 籍
- 中國
- 民 族
- 漢族
- 出生日期
- 1917年5月
- 政治面貌
- 中共黨員
黃穎個人經歷
1948年10月，參加組建《長春新報》（現《長春日報》），任總編輯，社長。
1978年先在吉林師專工作，後調至北京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教育司司長、副部級。
黃穎人物事蹟
黃穎早年經歷
1919年5月26日，黃穎出生於貴州省遵義市一個普通市民家庭。父親黃汝言是個具有正義感的讀書人，1927年曾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退伍返家後靠祖上薄產經商，家境在當地還算得上“小康”。 1935年1月，黃穎的家鄉，這座地處黔北的城市，發生了中國革命史上一起重大的事件——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這裏並在此召開遵義會議。紅軍在遵義期間，播下了革命火種，也改變了黃穎這個熱血青年的一生。當時，黃穎剛從遵義三中畢業，紅軍的一個機槍連住在他家附近。部隊嚴明的紀律，穿着樸素、禮貌熱忱的軍人使他感到可親，他便主動與紅軍交談。機槍連的一個文書拿出一本油印的《共產黨宣言》小冊子送給他看，對他講貧富不均的由來，紅軍打欺壓百姓的軍閥和土豪劣紳，是為了社會平等和人民生活幸福，經過這裏是要北上抗日…… 黃穎聽得認真，覺得文書説的有道理。回到家中，他仔細讀了這本書，受到深刻啓發。 於是，他到處設法借閲、購買了大量進步書刊，邊學習邊思索，聯繫歷史與現實狀況、所見所聞進行分析，眼界大開，逐步接受了馬列主義思想。1936年初，黃穎當上小學教師，開始在同事、學生和親朋好友中間宣傳革命思想、紅軍和共產黨的主張。 紅軍走後，遵義地下黨擴大了黨的組織和活動，積極發動羣眾，開展抗日救亡和愛國民主運動。當黨組織領導楊天源發現黃穎這個愛國進步青年時，黃穎已是學校開展愛國民主運動的一名中堅。 1936年和1937年，黃穎因參加地下黨的組織活動，開展愛國反帝運動，兩次被捕入獄。在此期間，父親黃汝言焦慮而不解：家庭不愁吃穿，兒子又有工作，為何非要“鬧革命”引來災獄？但父親還是和親友兩次出面保釋，當局也因拿不到證據，不得不同意釋放黃穎。 由於黃穎在獄中嚴守黨的秘密，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1937年2月，經黨組織批准，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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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穎奔向延安
黃穎入黨後不久，遵義地下黨組織為了他的安全，經中共川康特委批准，派他到成都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羣力社”和“青年抗敵協會”，繼續開展地下工作。羣力社是抗日羣眾組織，也是地下黨向延安輸送幹部的秘密聯絡站。黃穎在成都羣力社工作一年多，組織並參與了羣力社的許多活動。其間，他曾被捕入獄，在獄中，鐵骨錚錚的黃穎始終守口如瓶、堅貞不屈，使地下黨組織免遭更大的損失。1939年，經周恩來同志與國民黨當局交涉，黃穎被釋放出獄。出獄後，經組織上批准，黃穎於1939年11月從成都出發，奔向心目中的革命聖地——延安。 1940年至1942年，黃穎被分到延安澤東青年幹校高級班學習。當時主要學習4門課程：黨史、哲學、馬列主義和黨建理論等。這期間，他積極撰寫文章，宣傳馬列主義和抗日思想。畢業之後，他被分配到延安師範學校任教導員，這時他還不到23歲。 1942年春節來臨，當時的陝甘邊區生活條件艱苦，工作緊張。黃穎這些年輕人把窯洞“裝飾”得乾淨一新，大家湊津貼買點兒好吃的，自編自演節目，春節也過得有滋有味。最令黃穎難以忘懷的是那年大年初一，幹校選舉兩名代表向毛澤東拜年並彙報學習情況。那天上午，毛澤東在楊家嶺住地親切接見了他們，他們代表全校師生向毛澤東拜年，然後遞上自己的學習筆記，請毛澤東檢查指導。毛澤東問了他們是哪裏人、多大年齡，臉上始終掛着笑容，顯然此時他心情很好。 當毛澤東接過筆記本翻閲時，忽然輕輕皺起了眉頭，當時邊區紙張奇缺，為了節約紙張，黃穎在筆記本的每一行橫格中都寫上3排字，字跡密密麻麻，小得難以看清。毛澤東邊看筆記，邊拿一支鋼筆在本子上寫着什麼，黃穎心裏不免有幾分惶惑。等他接過筆記本一看，原來毛澤東的批語是——“不要過於用功，傷了腦筋和身體！”
1945年8月，黃穎被派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46年畢業後，被調到《晉察冀日報》，與鄧拓等人一道工作。南下赴黔不久，黃穎又被調往第四野戰軍，進入東北後，擔任《哈爾濱日報》要聞版主編和前線特派記者。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他又被調至吉林，擔任《長春新報》總編、社長。 在廣袤的東北戰場上，黃穎與戰地新聞結下了不解之緣。幾年中，他戎馬倥傯，不畏天寒地凍和血雨腥風，深入前線，寫出許多真實感人的戰爭現場報道，生動地記錄下解放大軍摧枯拉朽之勢和黨心民心所向。當年，黃穎、劉白羽和華山3人同時被譽為東北前線著名的3大戰地記者。
1949年8月。各野戰軍一路勢如破竹，西南一隅也即將解放。此時，黃穎接到上級調令，從長春前往貴州工作。 當接到這一調令時，黃穎百感交集，他離開貴州已整整12年了，現在就要親身參加解放家鄉的戰鬥，見到多年杳無音信的父母和親人。然而，一想到即將告別工作了4年的東北，卻又依戀難捨。為了完成新的任務，他很快整裝出發了，從長春路過天津來到南京，到第二野戰軍報到。在南京，黃穎聆聽了鄧小平關於解放大西南的政治報告，深受鼓舞。他被任命為“西南服務團貴州支隊支隊長”後，接到了迅速趕到湖南湘潭，與進軍貴州的第五兵團會合的命令。 當時正值各路大軍向西南、華南進軍，交通十分擁堵，車輛緊張。黃穎率領支隊在一個車站上，經過多方交涉，總算弄到一節悶罐車廂，青年男女在車中團團圍坐，交流各自的成長經歷、鬥爭體驗，相互拉歌，一路精神抖擻，忘記身處“悶罐”之中。火車繞道北上，經由鄭州再到武漢。 到達武漢後，支隊乘坐一輛卡車，一路風塵駛往長沙，緊接着又趕到湘潭。在此見到了五兵團司令員楊勇、政委蘇振華等同志，接受了具體工作任務。 10月中旬，支隊又從湘西出發了。途中，他們有車乘車，無車走路。時值深秋，氣候陰冷。這些部隊的知識分子們，頭一天步行只走了10公里路。 第二天，黃穎動員大家：“打起精神，學習當年紅軍，重走長征路！”結果那天走了20公里，第三天達到30公里，第四天竟走出40公里，人人練出了一雙山路鐵腳板。他們翻越泥濘陡滑、彎路險峻的雪楓山，在細雨濛濛中，趟過一道道縱橫交錯的湘西河流，終於在10月下旬經過藏江、晃縣到達貴州。進入黔境之後，他們沿途所見與解放區相比，貧困實屬驚人。處在飢寒交迫之中的窮苦百姓，身穿“百結衣”、住茅草棚、蓋秧秧被，個個面黃肌瘦。黃穎一行人心情沉重，有的主動把衣服送與羣眾，有的把乾糧分給孩子… …一路上，支隊人員受到羣眾的熱烈歡迎，大家爭搶着幫他們提行李、大嫂給他們倒上清泉水、老漢為他們指點近路。 從東北到西南，他又感到了同樣一種魚水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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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穎心繫教育
1949年11月15日，山城貴陽解放了。兩天後，黃穎隨解放大軍到達了貴陽。 他終於又回到闊別12載的故土。然而，撲入眼簾的仍如往日景象，城市百業凋零，破敗不堪，人民生活十分貧困。國民黨在貴州留下的是一副千瘡百孔的 “爛攤子”，文化教育界亦是如此。入城後，黃穎被貴州省軍管會任命為教育處處長。上任伊始，他即對教育界進行了廣泛深入地調查，發現許多學校校舍陳舊破爛，教學設備異常簡陋，教師生活困難，隊伍七零八落，思想複雜，青少年失學現象極為嚴重。而此時，一些學校領導人和教師有的逃了，有的躲藏起來，有的甚至躲在暗地裏造謠惑眾。“共產黨的教育一定要搞好，要有新氣象！”黃穎決心要把教育接管工作與改造同步進行。他摸清情況後，決定先抓基礎設施建設，再抓師資人才，惟賢是舉，從根本上改善教育局面。接着，他開展了對大、中、小學的擴建和新建。這些基礎設施建設的圖紙、工程進展，他都參加審定和現場勘察，並一次次爬到未完工的樓上，檢查工程結構、瞭解進展情況。 黃穎後來説：“據我所知，當時在貴陽，文教系統的工程質量是最好的，學校基建便是其中之一。我曾到外地考察，所到之處，凡是新建的樓房，差不多都是學校。”1952年，黃穎被任命為貴州省教育廳副廳長、黨組書記，省文化教育委員會秘書長。1954年他又被任命為貴州省體委副主任、黨組書記。 1955年6月，黃穎被調到吉林省任教育廳副廳長。離別時，當他看見學校新竣工的校舍，看見幾年來貴州教育事業紮紮實實的發展，內心既寬慰又不捨。到吉林後，黃穎不計個人名利得失，一頭撲進工作，廢寢忘食地投身於教育事業。他又開始了新的調查研究，在大、中專學校規範管理、提高教育質量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 他多次作過關於全省教育系統加強領導，注重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改進措施方面的報告，連學校宿舍、食堂的衞生細節都不放過，撰寫發表了許多文章。黃穎在甘肅慰問少數民族烈屬重返崗位 然而，黃穎萬萬沒有料到，一場災難正向他襲來。1958年，他因“莫須有”的罪名被劃成“右派”，受到降職、開除黨籍等處分。1960年，他被下放到吉林師範學院勞動改造。昔日的教育廳長變成了圖書館職員，這一切並沒有使他沮喪，他照樣踏踏實實做人，勤勤奮奮工作。“文革”期間，他又受到了更大的衝擊和批判，甚至他在貴州和吉林當教育廳長時努力抓好教學質量、提高師生素質也被當成大搞“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來批判。 整整20年，黃穎被剝奪了正常工作的權利，直到1978年得到平反。平反後，黃穎被調到北京，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教育司副司長。 為了促進邊遠地區教育發展，增強民族團結，黃穎上任伊始便奔赴西北、西南等少數民族地區，深入調查，組織討論，落實各項措施，力爭迅速恢復和發展民族文化教育事業。他兩次任全國人大民委、國家民委少數民族代表團團長，對民族地區進行訪問指導。他率領代表團成員足跡遍及新疆、甘肅、四川、湖北、貴州等地，帶去黨中央對少數民族的關懷和温暖。在哈薩克人的帳篷裏，他與牧民們促膝交談；在雲貴高原山區，他走侗鄉串苗寨，詳細瞭解兄弟民族的經濟、生活、文化和教育情況。在促進國際民族文化教育與交流合作中，黃穎數次帶領中國少數民族代表團赴美國、加拿大、南斯拉夫、丹麥等國進行訪問。1984年，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他又參加了美國匹茲堡大學、加州大學、惠特曼大學的有關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研討活動。這些工作推動了各國人民的友誼和交流，而且對發展我國民族文化與教育事業也是有益的借鑑和促進。 全國恢復和再建各民族院校之時，他一次次進行實地考察，直接與教師學生們進行座談，聽取意見，反覆對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方向進行審查、推敲，親自研究制定教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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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穎編纂《中國民族史》
1984年煙台之夏。國家民委學術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正在舉行，黃穎面對與會的民族學界十幾位著名學者，首次提出了編纂中國民族通史的設想。顯然，這是一個規模宏大的工程，黃穎也絕非輕易提出，箇中的艱辛與甘苦，他心知肚明。然而，整集、編篡民族通史的夙願，他始終揮之不去。會上，他説：“只要在座者齊心協力，我們應該，也能夠編出一部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民族史。”當人們問他何時醖釀出這一構想時，他説，為時久矣！ 5年前，他從事民族教育工作後，為後世子孫出一部“全面的、系統的、公正的民族史”的念頭，就長久地在心中萌動……煙台的“國家民委學術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結束後，黃穎回到北京當即把這一情況向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國家民委主任楊靜仁作了詳細彙報，又向國家民委學術委員會主任費孝通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議，得到了他們的高度重視和熱情支持。 不久後，由中國社科院、國家民委、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共同組成的編纂班子籌建起來了，並很快進入工作，被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課題”。《中國民族史》由著名史學家、中央民族學院終身教授王鍾翰先生出任主編。黃穎首肯道：“王鍾翰先生是一個學識功底極深，治學嚴謹，又十分謙虛的學者，實堪受此重任。”1986年，《中國民族史》編纂工作正式開始了。史書博採眾集，不僅依據了傳統史料“二十五史”，而且十分重視各種古籍中關於民族史料的發掘和對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的整理，同時還研究運用了考古方面的材料和成果。這部史書，體現了現代科學新的發展趨勢，通過深入敍述各民族歷史與文化發展的軌跡，展現出各民族如何共同創造了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內在聯繫，揭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辯證發展規律。 1994年，王鍾翰教授面對150萬字《中國民族史》的厚厚清樣，坐在家中書桌前，帶着老花眼鏡，躬伏着身軀，一字不落地仔細校對了3遍。10年工夫不尋常。1995年，在《中國民族史》首發式上，83歲的王鍾翰先生與76歲的黃穎見面了，兩位老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王老先生説：“我任務完成了，沒有錯一個字，也沒有漏掉一個標點符號！”黃穎聽後，當即賦詩： 洋洋灑灑百萬言， 辭嚴體美滿十年。 充填歷史千秋頌， 功在鍾翰率諸賢。 《中國民族史》這一鉅著，填補了中國歷史上沒有少數民族史的空白，在國內外受到廣泛好評，榮獲了國家教委、中國社科院優秀成果獎、北京市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黃穎在澄霞詩社賦詩揮毫 夕陽豪情 1985年3月黃穎離休，同年經中央組織部批准，享受副部長級單項待遇。 雖然離休了，他還是一名戰士，沒有停下前進的步伐。黃穎依然關心黨的民族事業、着力於民族文教工作和民族幹部的培養。離休後六七年間，他擔任國家民委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培訓中心主任”、北京民族大學董事長等職。他一如既往，不知何為名利，只知勤奮耕耘。 1988年，黃穎和一些離退休老幹部組織成立了“中華詩詞學會澄霞詩社”。在他的積極帶頭倡導下，這些老幹部們撫今追昔，奮筆揮毫，寫下許多讚頌祖國河山，不忘創業艱難，支持四化建設，激勵後代奮進的詩篇。中央電視台《夕陽紅》欄目專門錄製了黃穎在詩社裏滿懷豪情，當場賦詩揮毫的鏡頭並播放。那是他的一首《贊梅》詩： 四貴萬花不敢爭，老梅初放嫩枝新。 流光溢照珠蕾稀，半開半合心兒傾。 遙知非雪影斜立，紅梅不豔暗香盈。 臘梅瘦俏知春近，詩境充實有豪情。1990年，他先後獲國家民委“老有所為”精英獎、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會榮譽獎、中央國家機關離退休幹部首屆金秋書畫展榮譽獎等。 時間凝固在2006年2月27日8時20分。這一刻，黃穎走完了他那艱難坎坷、矢志奮進和富有傳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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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穎人物評價
2006年3月7日上午10時，八寶山一號大禮堂，黃穎安眠在鮮花叢中，身蓋中國共產黨黨旗。告別儀式上，由中共國家民委黨組討論通過的《黃穎同志生平》這樣寫道——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紅軍時期參加革命的離休幹部黃穎同志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一位好黨員、優秀的民族工作者。” “黃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革命真理的一生，無論是在艱苦的國內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都不畏艱險，不怕流血犧牲，堅持革命鬥爭。在和平建設時期，當他受到錯誤處理時，仍然堅定共產主義信念不動搖，為黨和人民勤奮工作。”“黃穎同志具有強烈的正義感，他顧全大局、勇於堅持原則、求真務實、艱苦奮鬥、廉潔奉公、為人耿直，深受廣大幹部職工的愛戴。” 這是黨組織對這位老共產黨員做出的最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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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穎個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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