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烽

黃烽( 1916年-200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原名黃寶澄，福建省福安縣人。黃烽生於一古老的書香門第，小時候在家鄉和縣城讀書，又曾到福州、上海親戚家補習。1937年，考入上海滬江大學學習，抗戰爆發後，回家鄉任小學教員。黃烽受中學老師和參加革命活動的家人的影響，在青少年時期就具有進步的思想。1938年1月下旬，葉飛領導的工農紅軍閩東獨立師改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六團，北上抗日。3月，黃烽到福州報名參加新四軍，隨軍部特務營二連北上後，調第三支隊六團政治處任文書。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月，任團政治處技術書記（後改任統計幹事）。同年秋，隨新四軍第六團開赴茅山，創建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

1939年5月1日，根據新四軍“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方針，黃烽隨葉飛率領的新四軍第六團（番號改為江南抗日義勇軍二路，簡稱江抗二路）從茅山地區出發，東進蘇南東路地區作戰。江抗在當地黨和人民羣眾的支援及地方武裝的配合下，一路打擊日偽頑匪的據點，夜襲滸墅關，並一度影響到上海郊區虹橋機場附近，部隊也從剛東進時的1000多人發展到5000餘人。這在日偽軍中產生很大的震動，也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恐慌，國民黨第三戰區公然下令江抗撤出蘇南東路地區。為顧全抗日大局，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新黃烽四軍軍部於9月下旬命令江抗西撤。 ^[2] 

當時黃烽任第六團政治處總支書記（10月任組織股長），因患瘧疾在陽澄湖畔的江抗後方醫院治療，同在治療的還有第六團政治部主任劉飛、汪抗五路參謀長夏光、二連連長吳立夏等30多人。江抗西撤的決定做出後，遠在後方醫院內的傷病員們無法及時集中，其轉移途中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證，因此組織決定他們暫時留在東路地區，等身體痊癒後再設法返回部隊。江抗主力的突然西撤，不僅使東路地區的武裝力量大大削弱，也難免對廣大幹部羣眾的心理產生影響。由於主要負責政治工作的劉飛傷勢嚴重，黃烽便擔起了做好後方醫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任。他通過召開支部大會，找骨幹談話，耐心細緻地做工作，使傷病員們改變了由於主力西撤帶來的低落消沉的情緒，決心留在敵後與敵人周旋，爭取早日痊癒，重返前線。

江抗後方醫院主要活動在陽澄湖畔村莊和常熟梅李等水網地帶，由於日偽軍頻繁下鄉掃蕩，搜捕江抗留下的傷病員，醫院不得不經常轉移。每次轉移，都需要用小船做交通丁具。每到一地，農民家的客堂或柴草間就當病房，門板就是病牀，東藏一個，西掩一個。夜晚不管颳風下雨，醫護人員都要下到各分散點去巡診換藥、送飯。當時藥品奇缺，醫療器械幾乎沒有，醫護人員想盡一切辦法通過地下黨組織購買物資，為傷病員療傷，工作非常辛苦。鄉親們更是視傷病員為親骨肉，甘願冒着風險想方設法掩護。這30多名傷病員，大多是閩東遊擊隊時期的紅軍老戰士，經歷過許許多多戰鬥和艱苦環境的磨鍊，是一支堅強的武裝力量，儘管受到了一些損失，但是大部分得以保留，並逐步發展為後來的新江抗和以後的新四軍第六師十八旅。新中國成立後演出的滬劇《蘆蕩火種》和京劇《沙家浜》，就是以這30多名傷病員在陽澄湖畔治療、戰鬥的故事為藍本改編而成，反映和歌頌了人民軍隊與人民羣眾的魚水深情。

1939年11月，根據上級“以留下的傷病員為主體重建部隊，堅持原地開展抗日鬥爭”的指示精神，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簡稱新江抗）在常熟正式成立，夏光任司令，楊浩廬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黃烽任政治部副主任，奉命到後方醫院動員基本痊癒的十多名傷病員歸隊，編為東路司令部特務連，後又組建了一個數十人的戰地服務團，黃烽一度兼任服務團團長。新江抗成立後，再次點燃了蘇南東路地區的抗日烽火。1939年冬至1940年春，黃烽隨隊在蘇常地區堅持游擊戰爭，並參加了洋溝漤戰鬥。1940年4月，譚震林到東路地區領導抗日鬥爭，開始大刀闊斧地創建抗日根據地。江南抗日義勇軍改名為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仍簡稱江抗），成立江抗東路指揮部，譚震林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新江抗編為江抗第二支隊，陳挺任支隊長，黃烽任政治幹事（執行教導員職權）。5月，黃烽調政治部任組織幹事。

1941年皖南事變後，江抗於3月上旬正式整編為新四軍第六師十八旅，江渭清任旅長，温玉成任政委。4月，黃烽調第十八旅五十二團任政治處組織股長（兼總支書記）。7月1日起，日偽調集重兵進入蘇常太地區，進行第一期“清鄉”，妄圖徹底破壞蘇南抗日根據地。7月下旬，譚震林令張鏖（第五十二團政治處主任）、胡品三（第五十二團參謀長）、黃烽率第五十二團團部一部和二營越過寧滬鐵路，進入錫南、蘇西開闢新區，以牽制路北敵人“清鄉”兵力，配合蘇常太、澄錫虞地區的反“清鄉”鬥爭。後以第五十二團二營為基礎，加上太湖支隊等地方武裝組建了第四十八團，統一領導太湖地區的武裝鬥爭，改歸第十六旅建制。

11月間，路北的日偽軍“清鄉”部隊一部轉向路南“掃蕩”，國民黨頑同派也積極配合，搜捕並殺害中共地方丁作人員，情況十分危急。第十六旅決定第四十八團部隊和地方領導幹部全部轉移到旅部所在地，黃烽奉命率領留下的2個班，掩護收攏地方幹部後轉移。那是錫南的一小塊地區，四面都已被封鎖。部隊轉移後的次日，日偽頑軍交替出動，採取梳篦形戰術反覆“掃蕩”。黃烽率領的小分隊採取一切辦法隱蔽自己、聯絡地方同志。待到幾十名地方上的同志全部收攏後，他們已經被敵人團團圍住。黃烽回憶道：“第一次突圍計劃，擬晚上向南突圍，船都準備好了，但一開動，敵在太湖中的巡邏汽艇用探照燈照射，馬上被發覺，無法出動又縮回來。第二次，晚上翻過西面山，擬向太湖西突嗣，可是又遇到同樣情況。東面也是敵人據點林立，並有嚴密封鎖。白天敵偽頑又不斷地瘋狂掃蕩、搜索，我們幾乎無藏身之處，晚上又突不出去，部隊兩個班和幾十個地方工作同志隨時有被敵人吃掉的危險。幾年來我們在敵後打過許多仗，經常進行反掃蕩，但像這樣的處境還算首次。”人民子弟兵最困難的時候，還是要靠人民羣眾來解救。經過前兩次的失敗，黃烽找到當地漁民羣眾商量，決定按照漁民的建議進行突圍。他們分乘幾隻漁船，拉開距離，利用蘆葦做掩蔽，緊靠敵人據點邊的湖汊行駛，終於突出了敵人的重圍，安全到達了旅部駐地。1942年1月，黃烽到達蘇北第十八旅五十二團，仍任政治處組織股長，不久後任團政治處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黃烽歷任華中野戰軍第七縱隊五十九團政委、第十縱隊八十九團政委，華東野戰軍第十一縱隊三十二旅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九軍八十六師副政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空軍第十一師政委、空軍政治部羣眾工作部部長、福州軍區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兼軍區空軍軍事法院院長、福州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等職。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為少將。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1982年，黃烽離職休養。2001年9月1日，因病在福州去世，享年85歲。 ^[2] 

在福建省革命歷史紀念館珍藏着一件珍貴文物——《漢英常用軍語詞彙》。這本軍事辭書的背後，折射出一位老將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雄心壯志！他就是原福州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黃烽少將，這是他歷經六載完成的新中國第一部漢英對照軍語辭書。

黃烽離休後在幽靜的幹休所裏覺得有些寂寞，於是先後寫了十幾篇回憶錄。寫着寫着，讓他猶感不足的是：隨着對外開放的發展，我軍與外界的交往也日益增多，為適應國防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軍隊幹部需要懂得一些英語常用詞，這樣便於學習外國軍隊的經驗，掌握第一手材料；而有關軍事科學技術方面的英語工具書，在當時還沒有出版過。一股強烈的責任感湧上心頭，黃烽決心要編一部漢英常用軍語辭書，彌補我軍在這方面的不足。

寫一部辭書，這是一個不小的編撰工程啊！黃烽早年英語基礎不錯，但從戎幾十年，戰爭年代根本沒有機會接觸英漢編譯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又長期投入軍事工作，也沒有時間顧及：何況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了，還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記憶力也明顯減退。而且過去在大學裏並沒有專門學過軍事用語，現在要編寫漢英軍語詞典的難度可想而知。

但是，從1982年開始，他開始奮力攻克這個難題。他購買了許多參考用的外文辭典、書籍，還訂購了外文期刊，買了許多記單詞用的小本子，隨身攜帶。為了收集、查閲資料，圖書館、書店成了他經常光顧的場所。他不顧年邁，經常跑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還三上北京，到首都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軍事科學院圖書館查閲資料。他每天閲讀，抄寫、背、記英語軍語單詞，積累軍語資料。他的編寫態度十分嚴謹，有時為了譯準一個單詞，反覆參考好幾種書籍，對詞義進行反覆比較，然後從中選出一個最準確的詞彙。“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成了他的治學準則。不管是在飯桌上吃飯，還是在牀上休息，只要腦海裏閃出一個理想的詞和字，就立即起身，伏案記下。其間，幹休所安排老幹部療養，他全都放棄了。當生病住院時，在病牀上他仍然繼續看書、寫作。在編寫的過程中，他還親自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高級陸軍學校、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福建師範大學等，請專家學者幫助、指導。初稿編成後，各有關單元分別送給南京高級陸軍學校、海軍學院、福州軍區空軍機關等審閲；全稿送軍事科學院審閲，並根據所提意見進行修改和充實。

功夫不負有心人。歷經六載，老將軍終於編寫完成了《漢英常用軍語詞彙》。全書選入軍事上常用的詞彙和現代戰爭與新式武器裝備等方面的新詞彙共計6000餘條，14萬多字，按章分類編排，分類詳細，便於從事不同工作的人員選用。內容包括軍事、戰爭與戰略戰術、軍隊建設、陸海空三軍、戰略導彈部隊、航天技術與軍事衞星，以及核戰、電子戰、化學生物戰、氣象水文、軍事衞生等29個方面。《漢英常用軍語詞彙》成為軍事院校和軍內在職人員學習軍事科學英語、閲讀英文軍事書籍報刊或從事翻譯工作時的必備參考用書。它是新中國第一本漢英對照的軍語手冊，在漢英軍語編譯方面填補了一項空白。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