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山

黃文山，廣東台山第四區洞鄉人，自幼聰穎。中學就讀於香江皇仁書院，畢業後升讀清華大學，後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 ^{[2]  [3]}  1921年北京大學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1922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1] 

1927年回國任上海勞動大學教授，1929年任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歷史系教授兼主任，講授西方知識史、西方學史、革命社會學等課程，1930年任南京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主任，後兼任立法委員、中央研究院通訊研究員。1940年任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主任，1945年任廣東省立法商學院院長。1949年移居香港。1951年任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中國文化藝術史講師，1953-1956年任美國舊金山亞洲基金會顧問。1957年遷居美國洛杉磯，任台灣中央研究院人種學研究所學報編輯。1960年任美國南加里福尼亞大學中國藝術史講師。1961年任洛杉磯中國文化學院院長。1962年曾代表台灣參加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的世界社會學大會。他還是美國社會學協會會員，美國人類學協會會員，台灣人種學研究所研究員。 ^{[1]  [2]} 

1988年病逝於美國。 ^[1] 

他的社會學觀點注重社會的文化因素解釋。孫本文在其所著《當代中國社會學》一書中．把黃文山列為“注重文化論者”。黃文山注重社會的文化因素，並長期力圖建立二門“文化學”學科。其思想淵源於德國、美國等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某些學派以及兩門學科的某些方面逐步合流的趨勢。誠如他自己所説：“文化學之成為獨立科學，實在是二十世紀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進入新綜合階段應有的產物”（《文化學及其在科學體系中的位置》）。他的立論根據，特別受到德國物理化學家W.奧斯特瓦爾德、英國人類學家B.泰勒、美國人類學家F.A.懷特，以及30年代中國提倡建立文化學的梁漱溟，閻煥文，陳高傭、朱謙之、陳序經等學者的思想觀點影響。黃文山可以被認為是建立文化學最早和最熱心的學者。其建立文化學的中心思想和目的是：“對於東西文化究應如何評價，對於西方文化應如何選擇與接受，對於中國舊型的文化應如何整理，對於新興文化怎樣為之創造和計劃，凡此種種問題之解決，皆有賴於一種客觀的科學——文化學——的建立，才能給予適當的解答，所以數年來，我覺得綜合人類學、文化社會學、文化史學的科學來創立文化學，用以窺探文化現象的發生、歷程、機構、形態、變象和法則，在學術界似有急切之要求”（同上書）。

黃文山關於文化學的基本觀點是：①文化體系或文化歷程有自己的生命，自成一類的實在，受本身的法則決定。②文化不但是超有機的而且是超心理的，超社會的。③文化學者認為人的有機體是一個“常數”，文化是“變數”。④文化學體系可以分為兩方面：普通的文化結構學與普通的文化動力學，另外尚有特殊的文化學，如藝術文化學等。以上各點是他的主要主張。但由於“文化”這一研究對象本身的複雜性，他在40年代以後，除了對中國美術史作了較多的涉獵外，在文化學的研究上似無更多的突破。誠如他自己所説：“在人類知識的現階段，希望對於複雜萬端的文化體系之主要類型的齊一性，予以概推化，並建立這種體系的發生、功能、變遷、沒落、轉形或新生之類型的方式或法則，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上書）。 ^[1] 

黃文山早期的代表作《“進化雜誌”宣言》，1919年1月10日發表於《進化雜誌》第1卷第1號。他認為，影響20世紀最大的學説，就算達爾文的《進化論》。達爾文的學説不但可以説明物理和人類的現象，就那社會制度，我們也可以應用“順應性”來將它改變。1879年，動物學家嘉司黎證明物種的向上進化、“互助”、“公例”，比那“互競公例”還重要。著名的無政府黨人克魯泡特金原是地理學家，他蒐集許多動物上的材料和歷史上互助的證據，編著《互助論》，證明互助在生物社會的利益是很大的。《進化雜誌》的志願，要把“互助”的公理傳播到社會上去。《進化雜誌》主張全世界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使社會進化到無政府，無私產，讓大家曉得“互助”是進化的要素，並分擔在互助中的責任。

同時，黃文山作為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還與早期馬克思主義展開論戰，其代表作是《馬克思學説的批評》，1919年9月發表於《新青年》雜誌第6卷第5號。他認為，馬克思的經濟論，在他以前的社會黨和社會學者早已説過了，他把辯證的事業代了前人辯證的觀念，最後的斷案卻是一個預存的觀念。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説明社會進化的原理，和達爾文發明的生物機體進化的論據很相似。社會主義的政策不應當壓制個人自由，土地、礦山、鐵道、銀行、保險公司掌握在政府手中，國家的專制更厲害。社會主義的國家首領難保不變成拿破崙、袁世凱。如果實行按個人勞動多少來分配的政策，使強有力的人，將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薄的，將至不能生活，應以“各取所需”作分配政策。還應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種團體社會，以單純趨於複雜，以辦理社會所應需的事，去除一切強權，而以各個人能享平等幸福為主。 ^[4] 

黃文山專長於中國文化史，文化學、社會學、人類學。主要著作有：《文化學論文集》（1938），《社會進化》（1932）、《文化學的建立》（1948），《文化及其在科學體系中的位置》（1982）、《社會法則》（1931）。譯著有：阿伯爾的《德國的統計社會學》（1932）、索羅金的《當代社會學學説》（193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