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家騤

1960年8月底，黃家騤懷揣着北京大學中文系錄取通知書，與兩個考取北大的同學一起，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車

黃家騤的到來，受到了北大師生們的熱烈歡迎。他們給這些來自外地的同學做了熱情的介紹，希望他們瞭解專業後再報志願。黃家騤考慮到高中時學的是俄語，與蒙古語相近，學起來可能比較容易，所以蒙古語成了他填報的三個志願中的一個。之後，學校決定把他招入蒙語班。從此，黃家騤與“蒙古”結緣。

1965年9月，黃家騤被分到中國外交部工作。

1973年2月23日傍晚，他乘上了89次北京——烏蘭巴托的“小列”（當時北京——莫斯科的國際列車稱為“大列”，烏蘭巴托的列車稱為“小列”），從此開始了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館的工作。

在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館工作期間，黃家騤有幸參與了中蒙邊界聯合勘查的談判。

1962年底，中蒙兩國正式簽訂邊界條約前，關於中蒙邊界，蒙方一直認為，兩國邊界“早已劃定”。但此前並沒有對中蒙邊界的具體位置和走向有所規定，也沒有負載任何劃界地圖。因此，當時，中蒙兩國邊界並沒有經過兩國談判並正式勘定，也沒有一條雙方共同承認的邊界線。

“邊界聯合勘查的談判，關乎國家領土主權，每一個談判代表都深知自己肩負的責任。‘寸土不讓’，是我們必須堅守的原則，絕不能讓祖國的一寸土地從我們手中丟失。”黃家騤説。

根據雙方商定的原則，河流改道後應以現河道中心為界，同時要將新出現的島嶼和沙洲進行調整。商談時，雙方人員爭論得面紅耳赤。

會議最後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形成最後文件。這個時期，雙方的秘書和翻譯最忙。黃家騤首先提供初稿，蒙方研究後提出一個新的意見稿。雙方將兩個意見稿進行對照研究，提出本方的方案，雙方以秘書為首的 “秘書團”開始坐在一起，字斟句酌，逐字逐句進行修改。

“要想達成協議，雙方都要作出妥協，以便找到折中點。這種‘馬拉松’式的談判真是個苦差事，但能磨練人的耐性和毅力。”黃家騤説。當雙方經過“努力”，拿出一份雙方達成協議的《紀要》稿時，黃家騤整整瘦了一圈。但是，黃家騤為完成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重要使命而倍感欣慰。

1999年7月3日，黃家騤正式被任命為中國駐蒙古國特命全權大使。經過20世紀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國內發生的“民主運動”，蒙古國吸取了正反兩方面的教訓。進入新世紀，在全球化大環境的影響下，蒙古國的外交更趨積極和活躍。

據黃家騤在蒙古國工作期間觀察，蒙古國外交政策的調整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同俄、中兩大鄰國“均衡”交往作為對外政策的“主要方針”；二是根據“第三鄰國”理論積極發展同美、日、德等四方國家的關係；三是謀求加入APEC等國際和多邊組織，成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國，積極參與東北亞和亞太地區的經濟與安全合作，關注東亞峯會和10+3等多邊活動；四是加強同世界各國的關係，加快本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黃家騤所接觸的蒙古國政黨負責人都毫不例外地表示，支持已實行的對外政策。這説明這一政策方針符合蒙古實際，贏得人心，在各政黨中達成了共識。

近年來，蒙加強了對外宣傳，積極走上世界舞台，參與國際雙邊和多邊活動，其國際知名度和影響正在得到提升。現在，一個正在發展中的蒙古國已被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和人民所瞭解和熟知。

黃家騤在同對外關係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執政黨領導人交換對國際問題的看法時感到，在國際大氣候變化的情況下，蒙古領導人的思維也在不斷更新和變化。

2003年8月19日，黃家騤接到外交部的調令，至此結束了在蒙古國的歷史使命。

黃家騤在向外交部呈送的離任報告中這樣寫到：“自1973年以來，我在蒙古國整整工作了20個年頭，為促進中蒙關係，加強中蒙人民友誼與互相理解做了自己應做的工作，對此我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