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家賊事宜狀

黃家賊事宜狀

右，臣伏以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並諳知嶺外事人，所説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致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仇，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雕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並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奸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説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嶽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才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1] 

韓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南陽（今河南孟州）人，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因其常據郡望自稱昌黎韓愈，故後世稱之為韓昌黎；卒後諡“文”，世稱韓文公。貞元八年（792年）進士及第，先後為節度使推官、監察御史，德宗末因上疏時政之弊而被貶。唐憲宗時曾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諫阻憲宗奉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穆宗時歷任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在文學上主張文以載道，其散文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並稱“韓柳”。詩與孟郊並稱“韓孟”。其詩力求新奇，有時流於險怪，對宋詩影響頗大。有《昌黎先生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