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鳴山

隱藏在深山的文化遺產

通江縣鹿鳴山村位於通江縣瓦室鎮東部30公里，幅員面積8平方公里。境內垂直高度500——1300米，鹿鳴山鶴立羣峯，綿延鋪張，山川田疇，村落棋佈。前人謂之“白頂輔於左，石隱弼於右，王保從其後，崑崙、雞峯朝於前，此山君主也哉”！考咸豐十年庚申碑記，此山宋名羅都山，清代建鹿鳴山寺廟，因此更名鹿鳴山，社區亦因此始名。社區因宕江、月灘河阻隔，交通閉鎖，長期處於隔絕封閉狀態。據載明清以來，社區戰亂頻繁，“正德庚午而保賊陷之，崇禎丁丑而闖陷之，至嘉慶初而教匪又陷之”。 居民“或受離鄉之苦，或罹毀室之災，甚至刀傷火災，鹿鳴山下之人其凋敝矣”。境內居民多系清代早期移民，土著僅甘姓一族，其餘張、黃、黨、程、馬姓均系湖廣移民。考當地土著碑記，甘姓“發源臨江，自始祖遊於通土，葬於城之西，柏樹坎老龍池山下，傳於今九世矣。金溪、板橋口，皆有先人之墓誌”，道光《通江縣誌》存疑甘寧之蹤跡，自明代萬曆己未，誕生第一個進士始，至1912年近三百年間，這裏人文蔚起，科第蟬聯，先後考取4位進士，4位舉人，數十名秀才（貢生），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生息繁衍與追求，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人文智慧，形成了鄉土社會人文生態獨特的文化遺產，成為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不竭動力。即使民國時期，社區依然耕讀傳家，人才濟濟，社區居住100餘户，600餘口，過着詩書為伴，男耕女織，農耕為生的田園生活。三百年發展和積澱，形成了鹿鳴山社區特殊的社會、人文、生態、經濟的豐富內涵，“清操苦志，可詳治世之書，砥行礪侍，二百載惡習無聞”，“九世同登夫古道。人謂深山僻壤，我雲市遠民稀，人不受囂塵。”“深靜好思，教養之多方，王言赫赫，身體力行”。遂使鹿鳴山鄉土生態文化，玉振金聲，千秋彪炳。

良性的鄉土社會組織

縱觀鹿鳴山的社會發展歷史，充分體現了宗法制度下，社區以血緣關係為紐帶，宗教、家族、社會組織、主流社會並行的治理秩序為特徵的發展軌跡。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是社區派生其他社會組織的基礎，因而社區夫子會、清明會、聖諭壇等社會組織，在社區有很深的社會基礎，在辦學育人、祭祖、信仰、社會關愛等方面，與當時的政治組織互為補充，在維護鄉土秩序和培育人文精神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所以在鄉土文化積累與傳承過程中，社會組織在社區尤為活躍，充當了宗教、宗族、文化、社會發展與穩定的媒介和橋樑的作用。

以修建寺廟為基礎，建立了聖諭壇二處，宗教文化在社區深入人心，以致“建燻德齋於庚申，刊書印教，入戒林者十之八九，”“寺觀惟然，山下人云連星布，而此山為主，德歟否歟，山神自監也”，所以“入戒林，歸大道”，“三皈靜守，五戒嚴遵”，成為社區自覺行動，將信仰和自律變為人神共鑑的主旨，用生命宇宙觀去度量人的存在與行為；夫子會集結儒門生員或連接社區家家户户，以社區學校教育（學館、私塾、宣講堂）為基礎，“時稟五倫八德之義，頑男悍婦，永歸淳良”，倡導尊師重教，修齊治平，建立社區助學長效機制，設學田，獎勤奮，助貧弱，有教無類。社區風氣“必以仁行，必由義彼”，暢行“談論書文，解説陰騭，引證人情”的良性互動局面；而清明會則把血緣親情統率於祭祖的活動中，“為詠歌培來，古墓荒丘枯骸，感而覆冒”。追念先祖，獎掖激勵來者，交朋結友的美德和文化，都在社區廣泛參與的活動中潛移默化。“重祖宗祀典，集會以篤本源”，養成“孝慈天性，承孝友家風，”“祖置田產，為宗祠祀典”！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祠堂”或宗族在社區的組織管理作用，歷史上社區居住着張、黃、黨、程、甘、馬姓家族，形成了社區豐富的家規或族規等，為鄉土社會成長提供了制度性框架，客觀上“同鄉共井，比閭聯守望之情，別派分支，合族昭雍和之好”。滿足了社區集體潛意識的文化追求，形成了社會組織道德和文化識別與良性互動基礎。

上述社會構架或組織，社區活動有場所，有植根於社區需求的利益所在，有真正的文化內涵，能夠形成共同的價值取向。同時組織工作充分，文化、經濟、社會活動相互交融，形成了傳統社會中共同遵循的社會秩序。這些社會組織的存在的意義和主要影響，就是用不同文化形式，滿足了社區民眾的多種責任需求（利人和利己、局部和公益），包括物質與精神層面，行為和心理層面，使人們的內心對社會發展有“真、善、美”的預期，形成的鄉土特色的生態文化，無論縱向與橫向，都有存續的社會組織責任覆蓋，具有多樣性和可持續性，與主流社會、宗族共同構建了社區道德與文化水準，深入人心，形成了傳統社會組織良性互動的組織構架。

崇尚自然 保護培育鄉土生態環境

從鹿鳴山現存的文化遺留分析，社區鄉土生態培育與發展，是鄉土文化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在社區人居環境、風水古木、經濟生活、墓葬文化的形成與傳承過程中，見諸於社區實物，各種文化活動的理念和文獻記錄。

崇尚自然生態，保護培育鄉土生態環境。圍繞鹿鳴山的地理優勢，“青龍環繞於下，白虎伏藏其間，石壁巍然而襲，五馬南歸而盤，則又君主之冠冕衣裳文章也哉！張揚社區生態文化，使之形成鄉民公識，進而“造神（修建寺廟、祠堂）”和“造景（培育風水）”，“序立排班人濟濟 栽培地脈是神工”。因而，形成了自鹿鳴山下，沿米家山、獨柏樹到張家營山脊，沿途古木隱天蔽日的生態景觀。尤其是被譽為龍柏樹的那株古木，世代被鄉親們尊為神靈，説沿途為這樹生出了許多“旗號雨傘”，為其鋪墊形色，其勢蓊然蒼鬱，形神兼備，活靈活現，凡往來此地香客，必詫異頂禮膜拜，敬畏守護之責，家喻户曉。與之呼應的天子墳、燈盞田、筆架山、狀元冒、五馬石、張家營古柏羣等，更為這獨特的風景增添自然與人文氣勢，營造出社區鄉土生態文化大環境。

“山崇嶺峻拱來龍，靈脈宜佔此地鍾。左右安排君子竹，東西橫列大夫松。”這是社區墓葬生態文化象徵意義的生態行動。所以各個家族的墓地生態培育，成為人文精神的重要內涵。因而家族墓地，陰陽有濟，古木陰翳，成為社區鄉土生態的特徵之一。張家營墳塋是社區生態（風水）培育的典型代表，據親眼目睹者言，張家營祖塋大片古柏林（近十畝），足以顯耀這裏的昊天厚土，古韻奇觀，歷來被族人重點守護與敬仰；黃家祖塋內的大楠木樹，歷經千載，成為這裏的樹之長者，據説這棵樹在1958年被砍伐，供食堂300多人，8口大鍋，足足燃燒了一個多月。“文化革命”使張家營古柏羣最終被毀。

社區鄉土生態的培育，也體現在房屋建築的風水佈局上，從保存完整的傳統民居（四十多座）、祠堂（2座）分析，人居環境中的鄉土生態培育思想與行動，有共通之處，如栽植竹子要在房前（門前千杆竹，家藏萬卷書，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柏樹、松樹（忠貞不渝，萬古常青）要在靠近房屋的四個方向上，牲畜圈舍要遠離住宅等，客觀上強化了生態培育的實用性功效，極具文化象徵意義和健康長壽意識。此外，社區很多民居房前屋後、農田保留的古樹，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如柿子樹、核桃、銀杏等。即使在古木大多被毀的情況下，今天社區依然可見松柏、柿子樹的古風。這些鄉土看似尋常的舉措，是社區真實的鄉土生態培育與保護的現實需要，長短結合上做得恰到好處。事實上代表那個時代的文化追求，審美情趣和社區的集體潛意識的發揮。進而推及普遍意義上的鄉土生態文化的構建與傳承。成為社區家族間相互推動的默契，“惜物命賤及螻蟻，體天心，勿傷禽鳥。”“勿因片善以圖功，勿罪上天而媚灶奧”等等思想的擴展，成為社區共同維護，並身體力行的生態思想與行動準則。建構了傳統社會多樣性的鄉土生態文化，客觀上培育和保護了鄉土生態的良性發展。

讓更多的讀書人留在了鄉間

鹿鳴山社區傳統教育有其自身的特點，在滿足科舉應試的同時，讓更多的讀書人留在了鄉間，踐行“耕讀為本”的思想，用社區豐富的文化建設事業，張揚和傳承社區的文明。社區歷經三百年，創辦社區學校始終是各家族引以為榮耀的追求，即使到了晚清，社區依然保留了近十所私塾、學館，其中被譽為“巴山書院”的文昌宮，規模宏大，建制規範，成為有保障的社區高等級學校。考教師張載陽墓誌可知，先生出身鄉土名門，“三代文章登首選，一家芹藻發奇香”，三代人在科場縱橫捭闔，三代“府首”而不仕。德才兼備，“非以科第之得，反累餘年，特為後人導先路”，因而“循循善誘，約三十餘載，其間沐公澤者二百人友，教四方者以百計，屢試列前矛者，不下數十輩，而得其傳，以增光者，如趙級亭、徐小樓、張禮堂及漢南李泗章昆季，皆一時俊彥，足為仕林望。”若按當時科舉功名來衡量社區教育，可以説傳統的鄉土教育相當成功，社區有4位進士、4位舉人、數十名秀才（貢生、鑑生），科宦名流濟濟，先哲言行諄諄，社區三百年文治武功，兼濟天下之士層出不窮，使得鄉土文化涵養深厚。若按教育留給社區的鄉土生態文化遺產分析，傳統教育尤其值得文化、社會工作者深思和借鑑。

將教育融入社區的文化建樹中，有一批優秀的鄉儒，“遂棄舉業而振鐸四方，兼攝就學館”，鹿鳴山寺廟的文化構建，宣講堂、聖諭壇的誕生，張老夫子和他的學生，是自始至終的參與者。修建宗祠、學館，組織社區“紅白喜事”的禮樂文化活動，創造精神產品，倡導“三教”精神，引領社區文化精神追求，推動社區文化風尚大化流行，客觀上使應試教育同社區文化發展並駕齊驅，讓“科舉文化”這個高雅的追求，有了耕讀維繫的社會環境，普遍提升了社區文化品位，從而變教育單一的科舉為經世致用，實現社區普惠，社區留下的大量碑刻文化遺產，就是最好的明證。

師德與人格魅力，是成就鄉土文化發展的關鍵因素。崇尚自然和科學，崇尚思想和道德建樹，是鹿鳴山社區教育的根本。鄉土教育的特殊性，決定了先生楷模作用，除了授之經天緯地才能，還應從基本行為養成教育開始，因而“舉戴禮文，公家禮以行之閭里，因而化者十有八九”，先生的“尊嚴若神，卓有真修”，“邑侯有公則諭，服公正也；屢諭而不應，守不阿也”，“親書交勉篇三，本為世傳，德行計”。人格和品行，必定構建學生天下為己任的高尚人格，體現了鄉土教育的師德，更具責任性特徵和社會效果。

社區鄉土教育制度性構建，殘存的“學田碑”，體現了這一基本思想及保障措施形成，立這塊名副其實的“學田碑”，向後人展示了三個基本的制度思想：一則獎勵優秀學子；二則為功成名就者垂銘；三則資助貧家子弟有上學的機會。客觀上在社區形成了助學的社會環境，以致“於鹿鳴山、文昌宮施產給資，無吝心焉”，“捐金以供學校”的局面。捐資助學成為族人的文化自覺了，逐漸形成滋養村裏鄉土人文的制度保障。因此社區出現了“中年入國庠，名益彰顯”。“年迄四十矣，猶時勤誦讀……且歷試府院，惜不雋，餘約計前後院試有五，而志之專篤依然，至丁巳捷足圓橋”的文化現象。“三長學聖，術傳扁鵲，業紹岐軒”，人人享有“功名”的成就感，形成社區濃厚的“耕讀文化”氛圍。族人把讀書識理，作為砥礪個人品行的不懈追求，進而全面提升社區文化品位，是傳統鄉土生態文化教育成功的經典之作。

自給自足的鄉土經濟

鹿鳴山社區鄉土經濟特徵，主要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耕、織基礎上，其間變化甚微。考社區土地私有制下，耕者有其田。如甘姓家族，創業於馬鞍山，坐落鄭家灣，祖宗積德百有餘歲，承新舊糧三升五畝七十徵艮八毫（乾隆14年）。值本杜山田地一分，崔家溝旱地一段，又值麻壩裏糧產一分，承先啓後，林泉家業豐盈（乾隆三十四年）。並且傳承關係清楚，“有弱冠至二十八，始棄讀就耕”，“上承祖業，奮力田畝，朝夕間無稍輟焉。”對農業經營有源自社區自己的認識，“戒閒遊，勿強暴，易耨深耕，睡晚起早；少一粒二弟血何知來處維艱，曠寸土而費犁，當思受飢難料”（光緒五年），“善待使役僕同，祖業晨桑，人安暖飽”。對農業或鄉土生態環境有清醒的表達，“獻忠靖蜀而後，元氣半凋於達烽，抑後業以還，九世同登夫古道，人謂深山僻壤，耳聞綸韶之音，我雲市遠民稀，人不受囂塵”（光緒五年）。從社區遺存的農田基礎，包括修造農田、水利設施，足見村民農業勞作的艱辛與成功，“自顏薄田數畝，矮屋一間，屈伏蓬蒿，夫唱婦隨，勤勞穡事，收穫恆豐，不數年斷金得利，農桑發跡”（民國十八年）。民國後期由於時局動盪，出現了“釋卷便安農業，於兵荒賦重，兼之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即興欲脱塵囂之思”（民國38年）危局。社區除糧食作物生產外，更多是經營柿子樹——柿餅，成為社區農業經濟的重要活動與收入，形成社區繁榮與對外交流的農業經濟文化現象。

鄉土文化的生命意義

鹿鳴山社區經過三百年的社會、經濟、生態演化，逐漸形成了具有社區本土特色的鄉土生態文化遺產，從物質和精神層面，展示了社區核心價值觀和核心文化追求軌跡。從物質層面檢視，社區留下了豐富而具地域特徵的建築（民居41處），凝固或代表所在時代的文化價值審美情趣，透射出社區羣體藝術創造力，此外有祠堂、寺廟遺存，還有宣講堂、學館、文昌宮等多處文化遺蹟供人憑弔，足以證明社區對精神生活的嚮往與追求；初步調查墓葬碑刻近千處，無論是規模，還是藝術水準，還是文化指向，陳列並見證了近三百年來，鄉土生死觀念與文化構建過程，折射出社區對生命存在意義的文化思考，超越現實的行動使人看到古人虔誠的信仰和超越力量，令人感動。社區有了“生命存在意義”自己的認識後，隨之形成了人生核心價值觀，追求生命的質量。社區的精英行動，超越“真善美”和“仁愛”一般行為，強化信仰的精神動力，將高尚追求植根於社區平凡的行動中，推動社區的互動。以此形成的社區公益、助貧扶弱、家族制度（鄉規民約）、文化娛樂、節孝仁義、敬畏自然、超越生命等精神，形成社區核心文化。

社區公益事業從道路、學校、祠堂、寺廟等修建，均體現了社區的集體行為。現在社區保存較為完整，鄉親們依然行走的四條石板路，足有29公里，這些道路都是社區的領袖們，帶領村民捐資修建的。社區形成了“有善則好，無施不樂，一切大功小善，雖未能獨成其美，而亦常勸其成功”的榮譽感，“升合有濟，所謂仁友善樂”所以一切大功小善，都是社區共同意識和共同追求。

社區遇見饑饉或災害年景，仗義疏財“軫念時艱，親理賑糶，鄉黨中絕無私議”的舉措，處理社區貧弱因災害暫時的困境應付自如。歷經幾百年已經形成“一簞之食勿吝，慈幼憐貧之衣，當施矜孤恤弱，隱人之惡成人之好，勿笑人之痴聾，勿嘲人之醜貌，勿謂小惡而輕為，勿見人短而興誚，勿因片善以圖功，勿惑異端而尤效，勿驕貧賤而諂富豪”的社區文化氛圍，被族人和鄉黨用制度寫進了鄉規民約，為社區所有社會組織責任所關注。

社區精神生活充分適應了社區自身的發展需求，對不同信仰和追求，都有充分包容和尊重，“三教”（儒、釋、道）並行，宗教成為社區的精神枴杖，“鳶魚亦在道之中聖佛飛鸞日月同”，“耄日樂參幾卷禪經，俗業幾除，俗緣盡了”。“願立堅固，常撐度世之舟，心發宏慈，隨指迷途之岸”。“崇事佛、道兩教”，“深靜好思，教養之多方，王言赫赫，原須身體力行”。種種思想和行為説明社區的精神宏富，有人生信仰和生命的獨特理解。“山下之人，以帝君之心為心，而帝君亦心乎山下人矣”，“善者堅善，惡者化惡，即隱寓成德之方，人心回而浩劫免，何難處險若夷，履危亦安哉”！文化信仰使社區形成了幾百年社區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提升了社區的人文精神。

儒家文化從積極入世的角度，為社區培育了公平正義之精神。“主張公道，謗息蚍蜉，排解紛憂，端消雀鼠，不但不畏強，必思有以折其氣，不但不凌弱，必思有以扶其危。”並將傳統的“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思想，通過不同的文化場合，潛移默化的植根社區，“子孝矣，代父從賊而遇，女烈矣，罵賊斷袖而隕崖”，“領母命而一志勿違，讀鄰風而警心偕老；事正行端，順親敬灶”，形成了社區治理上的秩序境界，為宗族、社區文化精英成長，提供了人文思想。村裏職業文化工作者，承擔傳播“三教”文化要義的責任。如儒教重點是“禮、樂、秩序”，鄉村紅白喜事的禮儀，包括三真九叩、出堂禮、對靈三獻，講究蓋棺定論。即是追薦故人，教化生者向善懷仁；釋教重在超度和追薦亡人，根據情況有三天三夜、五天五夜、七天七夜、九天九夜的佛事活動，讓生者有生命的宇宙觀，正確對待生命和信仰；道教重在扶正驅邪，堅信正義與剛直，養浩然正氣。常有的箴言：“天條雖嚴，天心固有昊生之德；雷發擊眾，雷令不加悔罪之人”。因此，活躍在鄉村的文化人除宣講聖諭外，還有專事衝突調解的“鄉約人”。此外，社區還通過不同的文化活動，如圍鼓（大眾娛樂）、學校教育、宣講堂（專門教育）、聖諭壇（宗教）等形式，倡導社區人生價值觀（信仰與超越）、核心文化（扶貧助弱，保護風水、公平正義），通過社區的行動驗證和提升人們的精神境界。達到鄉土文化傳承效果。

通江縣瓦室鎮鹿鳴山村保存完整的川北民居極具傳統特色40多套，具有文化特色的墓碑近千座，有寺廟、祠堂、學館等遺址多處，社區保存了豐富的匾額、文房四寶、記事碑刻等文物。此外，社區歷史上名人賢士薈萃，初步統計有4位進士、4位舉人、近百位秀才儒生，其中有4位知縣、1位知府、1位巡撫、1位學政、1位刑部主事，社區出現過歷史少有的文化繁榮景象，實為“秦巴文化第一村”。 鹿鳴山鄉土生態文化遺產，是社區三百年的積累與承傳，是本土優秀文化的代表。

靈山寶地----鹿鳴山

在河南南陽盆地南召縣的東部，雲陽鎮北面二公里處有一座山。相傳西漢末年王莽帶兵追趕劉秀，劉秀逃至此山夜宿，五更聞鹿鳴而驚醒，得以避難。後來，劉秀做了光武皇帝，就下詔封此山為“鹿鳴山”。

鹿鳴山，山巒峻秀，奇峯陡立。美麗的鴨河和雞河從東面，西面繞山而過，山水相連，綠樹成蔭，環境優美，風景宜人，素有“鹿鳴聳翠”之譽。

山腳下有祖師殿三間。沿祖師殿西邊，順山間小路望上，行至半山腰，又有靈宮殿三間。再往上有一丈多高的石砌牌坊字座，名曰“南天門”。經南天門到山頂，便是真武廟。廟前建塔一座，三層六角，高一丈多。廟東北面有一塊長9尺，寬6尺，石面一角斷裂的平面大石，叫“劉秀牀”，鄉親們傳説這是當年劉秀躲避王莽追兵在鹿鳴山夜宿睡過的石頭，王莽趕至此處，石尚有餘温，故怒斷此石。北面半山處有一石洞，自上而下，曲曲折折，忽明忽暗，有兩丈多深，俗稱蛤蟆洞。

每逢農曆三月三，山腳下的祖師殿前都有一次盛大的廟會。每當廟會之際，十里八鄉的鄉親們扶老攜幼，雲集廟前，他們帶來山貨，藥材，竹木和手工藝品，在這裏交易。還有説書唱戲，歌舞表演，玩魔術雜耍的，熱鬧非凡。

鹿鳴山物產豐富，山上遍佈花崗斑岩，鈣質片岩，蛙質灰巖，石英片岩及大理石等。尤其是鹿鳴山西北部，黃綠色大理石和紫灰色大利石藏量豐富，塊度大，花紋美觀，具有一定的開採價值。

鹿鳴山景美物豐，真是南陽盆地的一塊靈山寶地。

位於浙江省衢州市城西的衢江西岸，山因傳説聞名。

相傳，古時常有仙鹿行跡於崖間林中，遊人時聞其聲，故名。山上舊有“項王廟”、“東嶽廟”、“鍾靈閣”，北面隔江還有“普同塔”，東望衢州三塔一一清晰可見，俱毀；光緒七年(1881年)建有“鹿鳴寺”，每歲九月，善男信女雲集於此，香火鼎盛。山脊建有“登高亭”，為遊客眺覽之處。

明衢州太守瞿溥趙姬葬于山麓。民國《衢縣·碑碣志》記載：趙姬，廣陵人，嫺雅知禮，聰慧過人，絕色佳麗，喜鼓琴，曉音律，弈棋樗蒲皆清通，而奏《琵琶十八拍》卓絕一時。墓旁有清泉，名“岑川泉”，水從石縫流出，聲如琵琶，悽愴斷腸，催人淚下，昔刻有“天開一水”四字。今有保衞東跡渡大橋民警因在洪水中搶救人民生命和國家財產而犧牲的五烈士墓在此山。

住在衢州的人都知道，衢江的西岸有座鹿鳴山。可是，知之由來的人卻甚少。

現在的鹿鳴山，實在是有其名而無其實了。除了土坡邊上的村落和土坡上的桔林之外,絲毫也看不到山的影子。時變景遷，滄海桑田，幾百年的光陰硬是把一座山給磨平了。

古時的鹿鳴山自然不是現在的樣子。那時山上是林木葱鬱，清流涓涓，杜鵑野菊，蝶飛燕翔。而它之所以稱之為鹿鳴山，還須從明代嘉靖年間説起。

那時候，府山的郡衙之西有座廟叫做東嶽廟，因年久失修而坍塌。嘉靖十八年（1539），衢州府節度推官劉初泉就在這座廟的廢址上修建了孔氏家塾，以教孔氏子孫。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府衙有吏夜夢東嶽神對他説：“謁庠生應，大有登壟望氣，應在瀫水以西。”當時的衢州知府是無錫人鄭伯興。他以為東嶽神明示應在河西為之建廟，便帶人前往踏勘。他們西渡瀫水，從大路口漸入。發現該處山巒環秀如堡，中間約二畝有餘的平地上有幾間房屋。一打聽，方知是衢城南街劉棟的莊子。劉棟聽説知府要在此建東嶽廟，就把該處的土地房屋全都捐了出來。地點選好了，鄭知府便令即刻動工。第二年，東嶽廟建成。其大殿五楹，祀神像於殿中；東西兩廡各三楹，左為觀音堂，右為香客流連之處；前殿五楹。山門之前的石谷突湧清泉，泉水甘甜清冽，取名為“岑川泉”。在建廟的日子裏，工匠們常聞雙鹿呦呦鳴于山岡，於是便把此山稱之為“鹿鳴山”。鹿鳴山岡巒秀滌，修竹蒼松掩映東嶽廟，在此處“望城中雉堞煙火，如列几案。有泉清冽，人爭汲取之”（鄭永禧語）。泉從石罅中流出，石罅上方刻有“天開一水”四字。由此，這裏成了城裏人遊宴眺覽之所。

文人學士到鹿鳴山多了，詩詞歌賦中自然也就有了鹿鳴山的大名。明代徐應秋寫道：“西風激宕一城秋，與客題襟上此樓；桕葉遠空翻舞蝶，布帆斜日亂輕鷗；揮杯繞坐霞生頰，落帽高歌雪滿頭；不負青山真我輩，相呼得食鹿呦呦。”清代里人鄭桂東寫道：“一笑忘城市，翩然出郭行；層樓寒翠鎖，小院午陰清；葉落無僧掃，詩成向佛呈；重來同瀹茗，歸路夕陽明。”然而，真正讓鹿鳴山出名的還緣於另外的一件事。

明代萬曆四十五年（1617），達州進士瞿溥受皇命到衢州任知府。瞿溥租舟南下，舟過廣陵（今揚州），結識了一趙氏女子，兩情相悦，即納之為側室，攜其來到衢州任上。據瞿溥《姬廣陵趙氏墓碑記》雲，趙“氏行四，閒雅且都克嫺禮節，聰慧過人，善鼓琴，曉音律，弈棋樗蒲皆精通，而奏琵琶十八拍卓絕一時，其女紅工巧則緒餘也。廣陵固多佳麗，而此出類拔萃者矣。”然而，佳人薄命，“侍予二年有奇，計生辰未滿十八，不幸早殀。”趙氏早逝，瞿溥自是痛不欲生，本“欲以歸殯彼裏，而適寒，冰堅合河閘為梗，因卜葬於鹿鳴山麓。”之所以安葬趙氏於鹿鳴山，是因為“氏之偕予入衢也，見衢水澄清，喜曰：‘碧水如斯邦水’”。“命婢女挹水於盤，舉以自照，玩閲自怡者久之。又於舟中牖隙窺山巒聳秀”，認為此處可稱“維揚勝概”。此處既然似同揚州，安葬趙氏於此，即是讓她回到了故里。

趙氏安葬於鹿鳴山之後，繞墓植梅，故趙氏墓又名梅花墓。明清兩代，憑弔趙姬的文人學士就多了。他們常常結伴前往鹿鳴山，拍節詩賦，抒發對廣陵美女趙氏的仰慕之情。如汪致高寫道：“環佩難招倩女魂，欲尋香躅已無痕；可憐剩得殘碑在，讀罷秋風冷寺門。”朱鬯寫道：“美人黃土總無聊，不許閒人拾翠翹；門外青山空鬢影，岸邊芳草尚裙腰；蝶花拍盡歌全歇，鵑血啼殘恨未消；莫似西陵松柏路，誤將蘇小向南朝。” 現在的鹿鳴山既無東嶽廟，亦無梅花墓，當然已全然不是往年的樣子了。

現在，衢江彼岸的西區正在興建新城，也規劃了不少供市民休憩遊玩之處。

一簣山平遠，

雙林逕暗通；

不愁筋力倦，

且喜笑言同；

藉草荒岡上，

疏泉碎石中；

新晴尤可戀，

移席梵王宮。

(清代 朱彝尊)

紫玉多情倏化煙，

琵琶何處按鵾弦；

已無舞影飛蝴蝶，

剩有啼痕託杜鵑；

紅粉三生塵夢裏，

黃泥千古夕陽前；

幾回惆悵梅花下，

縞衭如逢也惘然。

(清代 鄭桂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