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毛口遺址

鵝毛口遺址(5張)

遠古居民主要靠採集河灘礫石來製造石器。而鵝毛口遺址範圍內有許多質地堅韌的岩石，在一些暴露於地表的巨大凝灰岩塊四周，常發現有打擊石片時留下的巨大疤痕，岩石表面上有許許多多將石料墊在上面打擊時所產生的坑疤。鵝毛口人正是利用當地多岩石這一有利條件，就地取材，加工製作所需要的各種各樣的石器。

從鵝毛口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石核、石片、石器，其中石片的數量最多，佔出土遺物總數的50%多。考古證明，鵝毛口人打製石片的技術還很落後，主要用砸擊、摔擊、錘擊等方法。一般打製厚大的石片用砸擊法，將石片從巨大的巖塊或巖體上用大石塊砸擊下來，這種方法鵝毛口人常用且很熟練；那些較小的短石片，則是用諸如扁形石核之類在石砧上摔擊出來的；而較小的長而薄的石片，是用石錘從石核上的平面或有稜脊的枱面上打擊下來的。在眾多的石片中，歪尾石片（石片的尾端均有向一側歪斜的長尾，歪斜的方向有左有右）是鵝毛口文化顯著的特徵之一。遺址裏的許多大型石器，如砍砸器、手斧、厚尖狀器等多數是用歪尾石片進行加工的。

石核一般指生產石片的石塊而言，包括塊狀石核、石片石核兩種。從石核上遺留下的痕跡來看，絕大多數疤痕短而深，僅有個別石核有長而淺的石片疤，這説明鵝毛口人打製石片的技術水平還很原始。由於鵝毛口人在石核上從不同方面反覆打製石片，所以石核具有多面多角的特點。

石器的種類很多，包括砍砸器、尖狀器、刮削器、手斧、龜背狀斧形器、石斧、石鋤、石錘、石鐮、彎尖狀器。厚尖狀器等。其中用於農耕的石鋤數量最多，絕大多數呈長方形。一般較大的石鋤長約20釐米，寬約9釐米，厚約4釐米，重約800克。較小的石鋤，長約11釐米，寬約5釐米，厚約2釐米，重約150克。鵝毛口遺址中大部分石器是由厚石片打製而成，一些類型還很原始。如用石器兩面加工的手斧以及厚尖狀器等。估計這和石器中製造出來的成品被拿走使用，大量半成品、廢品擱置廢棄有關。而某些類型的石器如石斧、石鋤、石鐮等，又具有新石器時代的特徵。從出土的一件磨光的石斧來看，原來砸的痕跡尚未完全磨去，顯然磨製技術還未達到成熟階段，應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這些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農具。

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就是人類從單純的攫取天然產物的掠奪經濟轉變為以種植農作物、飼養家畜為主的生產經濟的過程。新石器時代是以出現定居的村落、在生產中使用磨光石器、燒製陶器、經營原始種植農業及飼養家畜為特徵，狩獵、採集、捕魚活動已逐步退居次要地位。可見，鵝毛口遺址新、舊石器時代的過渡性是很明顯的。

鵝毛口人在長期的採集和狩獵生活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終於學會了種植，創造了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刀耕火種有兩個發展階段，即刀耕階段和鋤耕階段。從鵝毛口遺址中出土了較多的石鋤、石鐮等農具，還有割剝獸皮、獸肉用的刮削器、尖狀器等，説明當時鵝毛口一帶的人們生產方式已經由刀耕階段進入到鋤耕階段，過着以農業為主，兼營狩獵、馴養業的經濟生活。鵝毛口遺址僅是一處大型的石器製造場，周圍一定有相對固定的人類居住，他們會經常來此地加工製作生產、生活所需要的各種各樣的石器。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史稿》裏稱：“在仰韶文化之前，懷仁鵝毛口發現的石器工場裏，有大批的成品、半成品和數不清的石料。石器以打製為主，間有磨製的，可分為兩大類：一是石鋤、石鐮等農具，另一類是狩獵和畜牧方面所需要的用具。這説明，那時的人們已經從事農業並馴養家畜，開始進入發達的母系氏族社會。”

獨立學者、作家殷謙在該縣隱居3年獨立考古，發現中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期古人類生活遺址。

6個陶窯、2個平底灰坑，13個灰溝、陶片、古人類遺骸……在山西懷仁市鵝毛口村獨立考古時，殷謙發現出土遺物1000餘件。

早在1963年7月，著名舊石器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賈蘭坡就在懷仁市城西北10公里鵝毛口村西1公里處的瓜地溝內發現石器時代遺址，在《山西懷仁鵝毛口古石器製造場遺址》一文中推斷：“如果在附近能發現他們的住地和墓地，那將是一個非常完整的居民區。”在這個推斷的基礎上，殷謙在距離鵝毛口村瓜地溝舊石器遺址兩公里外的一處斜坡土下發現了文化層堆積。並從文化層堆積中發現了100餘件比較粗糙的石器。

為了體現成果的嚴謹性和權威性，殷謙將發現的石器、動物骨骼和陶片樣品送檢，經過碳十四測定，該遺址年代為距今10500至11600年。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陶片，它是目前中國考古發掘得到的地層和年代都確切的最早的陶製品之一 ^[2]  。

山西懷仁的鵝毛口與內蒙古的大窯、廣東的西樵山，合稱中國古代史前時期三大石器製造場。鵝毛口遺址為研究黃河流域民族制度早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據。

殷謙的這一論證填補了中國北方中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