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迪·威伯

魯迪·威伯在接受採訪時曾説：最重要的是讓讀者頭腦裏始終存在“編故事”的意識。我想讓你們因為人物和事件等的力度而暫時陷入忘我境界，但與此同時，故事的整體構架必須清楚：我想要讀者對此多加思索，而不是簡單地關注事件的前因後果。對犯罪小説那種簡單化的情節，我是不感興趣的。雖然人作為個體的經歷相對單純、渺小，但有關人生的問題要比一個簡單的案件意義深遠得多。

因此，在《天倫之愛》中，“麪粉與酵母”這一章的故事相對簡單，但我想請你注意，在這部小説的其他章節上，到處都在呼應，直至讀者的頭腦裏形成某種範式，某種下意識的關聯。比如，女性的編織，重複了幾個世紀，她們是在維繫，而沒有放棄。在我看來，讀者應當積極參與，把故事維繫在一起，而不僅僅是坐在那兒，讓故事從自己半睡半醒的意識中流過。閲讀小説不同於看電視，需要敏鋭的大腦去積極闡釋。 ^[1] 

同中國幾千年連綿不斷的文史不分家的文學傳統相反，西方（當然包括加拿大）文學傳統是文史分家的。在西方人眼裏，文學之所以是文學，是因為文學的文學性很特別，在西方人眼裏，什麼是文學性呢？文學性就是由想像、虛構、幻想等構成的特別的文學性質。在文學理論上，西方人雖然很早就提出了模仿論的文學理論，但他們在實際操作上似乎並不太注重文學的現實性，當然更不注重文學的歷史性，因為現實和歷史會妨礙他們的想像、虛構和幻想，沒有了想像、虛構和幻想，他們進行文學創作的根本性的思維方式如神話思維等就會失去作用。沒有了神話思維，就沒有了希臘、羅馬的神話和荷馬史詩以及三大悲劇家和三大喜劇家的傑出作品。

亞里士多德也貶低歷史，認為他心目中的詩即文學作品比歷史的價值更高，更具有普遍性和哲學意味，而文學作品的普遍性和哲學意味從哪裏來的呢？就是從人人愛聽、愛看和愛琢磨的較具體的現實和歷史更具普遍性的想像、虛構和幻想來的。魯迪?威伯編史小説的價值就表現在他用他的實際成就即14部優秀的編史小説，其中兩部長篇小説獲得加拿大最高文學獎——總督文學獎的實際成就來顛覆了西方人傳統的文史分離的文學觀念，向文學理論的建構者展示了一種全新的文學類型，這就是編史小説（historiographic fiction，也有批評家用metafiction）。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很早就有了這種編史小説的文學類型，而且產生了許多傑出作品，比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這從另一個方面證實魯迪·威伯等加拿大作家的編史小説是大有前途的，我們希望他們能夠給世界文學版圖提供像《三國演義》《水滸傳》這樣的傑作和精品。 ^[2] 

其次，魯迪·威伯編史小説的範本價值。編史小説的創作困難其實並不在他對歷史的編寫，因為小説畢竟是小説，而不是歷史本身。從歷史到小説還需要小説家的一番奮鬥，他甚至要發揮他的主觀精神，努力去與歷史搏鬥、撞擊，最後克服並戰勝歷史，讓歷史以藝術的方式進入作者的生命和靈魂之中，然後才能寫出像樣的編史小説來。魯迪·威伯是很好地發揮了這樣的主觀精神的，他寫出了傑出的作品。關於此，魯迪·威伯有一段夫子自道，他説：“在我寫故事的時候，我把這故事的語言寫得可感可觸（即看得見、聽得着），也就是説寫曾經生活在可感可觸的地方的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在這種‘賦予血肉’的寫作中，我必須努力進入故事人物的靈魂，而不是我的靈魂，來編寫故事。但由於對他們的瞭解甚少，因此我必須儘量多地瞭解他們的事情，儘可能多地研究發掘他們的過去。但與故事的內容相比，我的寫作方式同樣重要。換言之，形式與內容同等重要，因為我在尋找那種用自己有根有據、有案可稽的想像來編寫人物故事的形式。小説家首先就得具備這種想像，然後將其發揮盡致。史實只作為想像的起點，由此出發進入我們大家所共有的最深邃的精神和想像的世界。” 魯迪·威伯通過他的實踐為後繼者找到了一條創作編史小説的“金光大道”，他的作品是後繼者學習的範本。

當然，魯迪·威伯的編史小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也有一些處理不恰當之處，從魯迪·威伯的編史小説中學習當然也包括從他的教訓中進行思考。 ^[2] 

最後，魯迪·威伯編史小説的價值還表現在他敢於替加拿大殖民歷史上的弱者鼓與呼。他要發現歷史文獻中的“陌生人”。魯迪·威伯是一個敢於關心“無名者”的命運的有良知的小説家，他常常在他的編史小説中把小人物置於文本的中心來敍述，並把他們寫得善良、誠實、可靠也可愛。魯迪·威伯的編史小説可以説是對西方殖民歷史中的所謂“正史”的顛覆，值得注意的是，魯迪·威伯的編史小説基本上都是講的普通人的故事，而這些普通人的故事（相對於征服者、偉大的傳教士以及他們英明或愚昧的教誨而言）只在口述中靠記憶保存下來。“但他們的故事更加精彩，這些故事在歐洲人看來與人類文明的‘宏大敍述’格格不入，但這使它們更加引人入勝。這世上的那些弱者對於生活的理解常常不同於沉溺於權力的強者。可惜記憶短暫，伴隨着某一語言的消失，記憶也完全逝去。要讓故事經久不息，就必須有某種形式的記錄，不論是記在石頭上、紙上、器物上等等。

在我看來，現代小説家實際上是個民間故事的記錄者，用他的記錄來幫助讀者感受作為平常人、作為少數者的情感和慾望。”讀了魯迪·威伯自己説的這一段我們就可以懂得他為什麼要從《門諾教徒受難之地或基督徒殉教之寫照》中採寫故事了，因為“就是這樣一本關於平常人的書——歷代記錄下來的史實，包括法庭筆錄、傳聞、家庭舊事，還有記憶中的祖先，夾舌鉗這類作為遺物珍藏的器物等。這些故事是值得記錄的，不僅是因為我們現在的記錄能力強了，更因為這一做法體現了耶穌（還有其他偉人）的教誨：在造物主眼裏，人人都值得珍愛，人人都值得銘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