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賁

魯賁（1912—1940），原名魯學曾，字如愚，1912年出生於陝西省橫山縣。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橫山第一高小支部青年委員，共青團橫山縣委書記，中共府谷縣委書記，中共陝北特委巡視員兼團特委書記。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魯賁隨同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政治部民運部奔赴晉察冀邊區的阜平縣工作。

由於日軍的大舉侵略和國民黨軍隊的全面潰退，冀中絕大多數縣城被日偽軍佔領。當時只有阜平縣城處於唯一的“三不管”狀態。八路軍進駐後，阜平縣城就成了晉察冀臨時省委所在地，對外全稱教員宿舍。魯賁被任命為晉察冀臨時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具體負責組建被破壞長達五年之久的阜平縣委的工作。

針對阜平縣的具體特點，魯賁廣泛聯繫羣眾，深入瞭解當地的實際情況，主動和原阜平縣中共組織負責人王士煜、李鐵亞等取得聯繫，大家集思廣益共同協議制定了教員宿舍登記表（黨員登記表），舉辦了冀西農訓班（黨訓班）。通過對黨員的思想教育，阜平縣委200多名黨員幾乎全部恢復了組織關係。不久，重建了阜平縣委，為抗戰增添了一個對敵鬥爭的堅強堡壘。1938年1月，中共保屬省委根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在河北省肅寧縣城召開了省委擴大會議，會上將保屬省委改名為冀中省委。魯賁調任冀中省委書記，張君任副書記冀中，位於平漢、北寧、津浦鐵路和滄州至石家莊公路之間，是冀、魯、豫大平原的一部分。滹沱河、大清河、潛龍河貫穿全境，全區39個縣，800餘萬人口，村密人稠，物產豐富。

七七事變後，由於日軍燒殺搶掠，日軍鐵蹄之下的勞動人民苦難深重，冀中各地的抗日熱情極為高漲，為共產黨發動民眾提供了有利條件。冀中平原的縣城相距都不過二三十里遠，日軍到處建立據點，貫穿各據點之間的鐵路沿線裝甲車來回穿梭巡邏，侵略成性的日本軍隊時常出來燒殺搶掠，魯賁面臨着一場嚴峻考驗。

魯賁受命於危難之際，深知冀中開闢工作的重要性，他深刻領會毛澤東“戰爭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人民羣眾之中”的人民戰爭思想，認識到冀中雖然沒有大山做掩體，但是冀中的人民羣眾不就是“天然屏障”嗎？於是他積極引導人們認識眼前的戰爭，在人民羣眾中歷數日軍的滔天罪行，呼呼各階層團結起來共同御誨。在以魯賁為書記的冀中省委的組織發動下，僅三個月的時間，魯賁即和軍委書記孟慶山、人民自衞軍司令員呂正操共同組建了有五六萬人的游擊隊。除此之外，當時冀中35歲以下的男女都編入了基幹民兵，成立了區小隊、縣大隊，還建立了婦女武裝與兒童團。他們帶領這些人民武裝力量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清剿土匪，改編國民黨軍隊，爭取偽軍，積極對日作戰，並且發動羣眾斷鐵路、炸橋樑、毀隧道、割電線。由於魯賁領導有方，策略正確，工作開展得非常順利，冀中根據地很快就打開新的局面。

抗日戰爭進入到相持階段後，日軍把進攻重點由正面戰場轉向解放區戰場，妄圖把冀中等地變為“大東亞戰爭”的兵站基地。因此，日軍不斷地“圍剿”冀中抗日根據地，以強化“佔領區”的治安。為了使黨領導的兩股抗日力量（呂正操部和孟慶山部）能夠很好地配合，從而給予日軍以沉重的打擊，兩部合編為八路軍第三縱隊（呂正操任司令員）。

魯賁對部隊各方面工作要求嚴格，使部隊的戰鬥力大大加強。經過整訓後的部隊，在冀中區黨委的領導下，正確運用毛澤東的游擊戰術，打了許多勝仗，創造了許多著名的戰役，粉碎了日軍的一、二次“圍剿”和“五一大掃蕩”，頂住了日、偽軍六萬多人的進攻，使日軍聞風喪膽，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

1938年4月，冀中省委改稱為冀中區黨委，下轄五個特委。黃敬任書記，魯賁任副書記兼民運部長。並決定成立冀中軍區，由呂正操任司令員，孟慶山任副司令員。魯賁在革命工作中十分重視宣傳工作，他每到一地，就先找當地的教書先生、小商小販、鄉紳等，和他們交談，瞭解情況，反覆向羣眾講抗日是全民族的責任，不分階層，不論前後。羣眾親切地稱他“老魯”，其實，當年魯賁僅25歲。

1939年春，冀中區黨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做出了“實施民主，改善民生”的決定。魯賁立即將其付諸實踐，並參照陝北農民運動的經驗，根據當時鬥爭的需要和形勢的變化，靈活地制定和實行了一些農運政策。如先成立農會，再成立青會、婦會、兒童團等，還建立了部分“三三制”政權。這在當時整個抗日根據地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魯賁非常注重改善人民羣眾的生活。從1939年秋起，冀中區實行了合理負擔，統一累進税，體現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錢多多出，無錢不出的方針。這項政策，削弱了地主富農對貧僱農的剝削，減輕了貧苦農民的負擔，改善了農民生活；鼓勵和調動了農民生產和參戰積極性，提高了各個階層抗日救國和保證前方將士財糧供給的積極性，促進和鞏固了根據地的政權建設。根據個別地區風俗習慣的不同，魯賁號召幹部們要充分了解和尊重當地羣眾的風俗習慣，避免可能發生的誤會，羣眾工作得到健康而迅速的發展。

冀中農村經濟在實施上述重大政策後，基本上做到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孤立和封鎖了敵占城市，大力支援了山區根據地。運送糧、棉、布等物資給養的大車，常常是成羣結隊地穿過平漢鐵路，駛向山區根據地。當日軍的封鎖加緊時，魯賁和區黨委則發動和組織成百上千民工，在夜晚背運糧食等物資越過封鎖線。

魯賁還抽出時間進行社會調查，瞭解政策的效果和農民運動的發展方向。在短短一年多時間裏，他走訪了冀中的許多村莊，認識了冀中的所有農會負責人，訪貧問苦，糾正了一些政策錯誤，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和農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魯賁在大力培養地方工農幹部的同時，對來自全國各地參加抗戰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生活上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當時，冀中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幾乎全被動員起來參加抗日工作，從而使冀中的政權建設、抗日宣傳和文教衞生得到蓬勃發展。他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親自給幹部上政治課，與他們促膝談心，使大家都樂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隨時改正工作的不足。婦女部長劉光運，原是北平的青年學生，由於缺乏實踐經驗，工作中常常遇到羣眾的“白眼”，她滿腹委屈地説：“這裏的羣眾呀，真落後！”魯賁聽到後，將她和另外幾位婦女幹部叫到一起，推心置腹地説：“只有落後的工作，沒有落後的羣眾。”“在今後的工作中，只能總結我們工作‘自身’的不足之處，決不能抱怨羣眾太落後。冀中羣眾自七七事變以來，由於深受日軍和國民黨殘兵敗將的踩踏，大多抗戰積極性很高，只有極少數人對我黨所主張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還不夠完全瞭解，暫時還抱着遲疑不決的態度。這正可以説明我們宣傳得不夠，工作還有缺陷。當然，要做好每一個人的工作，還是有不少困難的。然而，我們正是因為有了困難才去工作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克服困難，解決問題，調動冀中羣眾的能動性，把工作搞得更好！”接着他又講了婦女工作的重要性，風趣地説：“怎麼説，我們男同志搞婦運工作也沒有你們女同志方便呀！”大家聽得入迷了，從中得到啓發，受到教育，提高了對羣眾工作的認識，增強了戰勝困難的勇氣。

魯賁在實際工作中，非常重視冀中廣大軍民的首創精神，他善於及時發現和總結推廣廣大軍民在抗日鬥爭中的新形式、新經驗。他和黃敬、呂正操等一起，成功地運用和發展了各種對敵鬥爭形式，使抗日力量在鬥爭中逐漸壯大起來。至1938年底，冀中軍區下設一、二、三、四、五共五個軍分區，所轄部隊近10萬人，24個縣城成為牢固的抗日根據地。冀中，這個全民皆兵的汪洋大海，長時期地、有力地抗擊和困擾着敵人，消耗了侵略者的大批有生力量。隨着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羣眾不斷創造出新的鬥爭形式，例如一些地方自發地毀路挖溝，阻滯日軍汽車、坦克的人侵。區黨委和魯賁高度地評價了羣眾的這一創舉，並立即在全區推廣，從1938年至1939年，冀中區黨委先後發動數十萬羣眾蹦躍參加挖地道和壕溝工作。把這些挖成的深溝連起來，全長有七萬多里。日本侵略者的機械化部隊面對冀中平原如同進人丘陵溝，進退維谷。如聞名中外的地道戰，就發源於冀中。那裏的抗日羣眾開始是秘密挖地窖隱蔽存身，後在區黨委和魯賁的及時指引下，很快地發展成為既能隱蔽自己，又能打擊日、偽的地道。區黨委和魯賁對這種鬥爭方式進行總結，然後在冀中予以大力推廣，使地道戰在冀中區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許多地區建成了村村相連，户户相通，縱橫交錯的地道網，實現人自為戰，村自為戰，連户作戰，連村作戰的地道戰，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這許許多多的地道戰戰例，連同其他輝煌的抗戰業績，永遠留在冀中人民抗日鬥爭的史冊上。

1939年二三月間，日本侵略者為了“肅正”冀中地區，制訂了“南號作戰”計劃，對冀中根據地實行第三次“圍剿”。魯賁和區黨委的其他幹部一起動員一切力量，堅持游擊戰爭，積極配合主力部隊作戰，粉碎日軍的“圍剿”。魯賁和區黨委堅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冀中各級建立起“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各級羣眾組織如工會、抗日救國聯合會等逐步建立健全起來。各級抗日政權還動員了冀中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辦起了訓練班、掃盲夜校等，並且還辦起區委機關報《冀中導報》。

由於魯賁領導有方，冀中黨政組織上下齊心合力，抗日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抗戰中，先後共有10餘萬冀中子弟參加了八路軍和新四軍，如八路軍第120師就有冀中子弟1.6萬多人。除此之外，冀中還組織和發展了地方武裝力量，湧現出了諸如“地道戰”“烈火金剛”等許多可歌可泣的抗戰故事，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魯賁在堅持冀中平原根據地的鬥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榮臻曾説過：“冀中這塊抗日根據地，是我們黨領導首創的平原根據地。”這在實際上也是對魯賁、黃敬、呂正操等同志工作的高度評價。

1939年9月，冀中區黨委副書記魯賁、社會部長侯玉田、第二地委書記孫銘、第四地委書記吳健民等一行七人離開冀中前往延安參加中共七大代表會議。1940年5月，魯賁帶領冀中七大代表橫跨同蒲鐵路行進至山西省繁峙縣的一個村莊時，突然遭遇日軍襲擊，大家奮力還擊，終因塞不敵眾，為了保護黨的文件不被日軍所獲，魯賁縱馬墜崖，壯烈曬性，年僅28歲。 ^[3] 

彭真給北方局、中共中央電

（一九四O年五月二十六日）

北方局、中共中央：

我們的代表團，過同蒲路遭敵襲擊，詳情尚未詳，只知冀九區黨委副書記兼民運部長魯賁同志（政治立場、組織觀念極強，冀中區地下黨最強的幹部）犧牲了，這是黨的極大損失。

彭真

二十六日

彭真給北方局、中共中央電

（一九四O年五月二十七日）

北局、中央：

一、我們七大代表代表團於十八日過同蒲路時，住在白水村遭敵襲擊損失甚重，魯賁連人帶馬跌死，吳健民、陳洪、許先三人不詳（估計吳健民可能跌死，陳洪逃出可能被俘，許先始終無人見到，可能犧牲）。

二、重要文件損失計有考察團全部代表鑑定表，杜理鄉[卿]^[1]給中央案件兩包（由老劉^[2]、許先分背），李華生考察材料一包（由魯賁揹着）。

三、焚燬文件計有邊區代表鑑定表，我們給中央的密碼（關於密碼用法的信是否燒的徹底尚未查明）及彭給中央信件。

四、據陳舒^[3]來電，被襲擊因系封鎖消息及偵查搜索不嚴密，戰鬥準備不充分，對我代表團的重視不夠。未指定足夠部隊專門掩護等主觀上的疏忽是主要原因。

彭真

二十七日

註釋：[1]杜理鄉，應為杜理卿，即許建國。

[2]老劉，即姜佔春。

[3]陳舒，即陳伯鈞和舒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