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人鏡

1922年春，入湖北省立第一師範。與同學陳定一等結覺社。1924年春，參加武漢學生聯合會，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經陳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與王平章、劉子谷等在漢川領導反帝愛國運動，寒暑假以舉辦英語補習班為名，組織十多名進步青年閲讀《嚮導》、《中國青年》等書刊，同時開辦平民夜校多所，以宣傳革命。1925年8月，任中共漢川縣特別支部委員，1926年2月兼任共青團漢川縣特別支部書記。

參與建立秘密農會，領導減租抗租。因遭縣署通緝，6月由黨組織安排到武漢《楚光日報》社工作；並參與開辦長江書店，以為地下工作聯絡點。8月，中共湖北區委成立，魏任書記長（即秘書）。此時，北伐軍已入湖北境內，魏與陳定一等於武昌城內策應北伐軍攻城。1927年5月，湖北省委成立，魏任組織部秘書。同年冬被調至武昌市委工作。11月下旬，領導武昌武勝門外紗廠工人罷工鬥爭。12月5日，組織裕華紗廠工人罷工，反對武漢衞戍司令部逮捕工人領袖。1928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員兼武昌市委書記，3月率市委幹部在豹子澥地區開展春荒鬥爭時，被武漢警備司令部偵緝隊察覺，在掩護同志轉移時被捕。3月17日就義於武勝門外螃蟹甲 ^[2]  。

魏人鏡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幼年聰穎，2歲時即能隨父認字，且識字逾百。3歲時就隨二哥入學發矇讀書，故有“神童”之稱。

魏人鏡先後在魏家祠、何家畈、南河渡、彭新集等地私塾或小學讀書，1921年畢業於漢陽縣彭氏高等小學。他不僅學業成績名列前茅，且音樂、雕刻、書畫樣樣出眾。

其時，清朝政府腐敗無能，在外國侵略者的船堅利炮面前無法抵禦，被迫與帝國主義列強簽訂了許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魏人鏡的父親魏敦五時常給子侄們講述國事政治，並教導他們：“你們長大了，都去打洋人!”這在魏人鏡幼小的心靈裏種下了愛國主義的種子。當時，他的大哥魏玉泉在丁家集開辦郵政代辦所，為他閲讀各種進步書刊，瞭解國內外形勢提供了方便。

1915年，魏人鏡聽到北洋軍閥袁世凱圖謀帝制，勾結日本簽訂賣國條約的醜行，不禁切齒痛恨。他自己編寫了一首歌，詞曰：“……到今朝，趁我國勢飄搖，又提出不平等二十一條，為奴為僕眼前到，這國恥，幾時消?”找人譜上曲子，他就教小夥伴們傳唱。他還替別人在白紙扇上題詩作畫，揭露諷刺袁世凱的賣國行徑，使得村婦幼兒都知道二十一條是賣國的條約。

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人民的覺醒，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魏人鏡在南河高小讀書的1920年，受到進步教師何靜生的教育和影響。這位五四運動時曾在武漢參加示威遊行的何老師和其他進步教師一道在學校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痛斥列強瓜分中國，軍閥賣國的醜惡罪行。這時期的魏人鏡萌發了民主革命思想。

魏人鏡在私塾小學讀書時寫下了大量的文章，大多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容。如對當時的社會不平，他寫道：“富則豪，貧則餒，尊富而抑貧豈亦宜乎?”“非諂媚不能富，非阿諛不能貴，吾雖至乞丐，終不為也。”面對當時列強橫行中國的現狀，他義憤填膺，揮毫寫道：“當此之時，海外列強，垂涎中國，日本以區區三島之國，吸我血，搜我利。橫貪暴戾之督軍靦然於上，愚氓蚩蚩於下，學生雖有報國之心，無時不受束縛壓制。”他從小立志要掌握“富國強兵之術，”“致中華於富強”。

1922年，魏人鏡因家貧曾輟學歸家。開始在家協助父親經營藥店，他在苦悶彷徨中寫下《讀書難》、《別書俚歌》等文章抒發胸臆。後來又寫了一篇《自述》，記錄自己16年來的經歷以及每年的國家大事，探討得失，批評時政，藉以使自己振作起來。

1923年初，魏人鏡得到恩師吳藎臣和大哥的資助，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他夙願得遂，學習更加刻苦勤奮，成績在班上出類拔萃。他與同鄉好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王平章、李良材、何定仁等志同道合，經常聚在一起探討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認為匡時救世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羣眾，羣策羣力，方能取得成功。為便於開展活動，他們成立了學術結盟社，由魏人鏡草擬了盟章引言，闡述了“賴羣眾之功”，“聯團體於世界”的重要性。

當時董必武正在一師兼任國文教員，在董必武的指導下，學術結盟社的同志如飢似渴地閲讀進步書刊。魏人鏡刻苦鑽研《馬克思主義概要》、《中國新青年》等。他一邊潛心學習，一邊寫下了大量感時憂民的詩篇和時評，充分表明了一個愛國志士憂國憂民、渴望有所作為的心情。

魏人鏡受到董必武老師的器重和啓發教育，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他驚喜地像在黑暗中見到指路明燈一樣，埋在心中的愛國民主思想變成了階級革命思想。他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來觀察世界，剖析時弊，並積極熱情地投身到革命實踐中，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4年，魏人鏡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後，經陳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在黨組織直接領導下，魏人鏡肩負起無產階級革命的光榮使命。他與王平章、劉子谷等革命同志一道，在漢川廣泛宣傳、發動羣眾，宣講愛國主義和反帝、反封、抵制仇貨的道理，並參加了驅逐漢川縣教育局長程鴻藻等鬥爭，組織革命團體，積極響應和支援全國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

1926年1月，中共漢川縣委成立，魏人鏡擔任了漢川縣委委員。一個月後，他根據黨的安排離開一師，前往漢川全人小學教書，任中共漢川特支宣傳委員兼共青團漢川特支書記。魏人鏡等人的革命活動令反動階級坐立不安，他們和反動當局串通一氣，帶人查抄了全人、濟人兩校，還貼出告示，公然通緝魏人鏡等人。為躲避敵人的追捕，魏人鏡只好暫時離開了漢川。

8月，中共湖北區執行委員會成立。魏人鏡、陳定一、袁溥之等在陳潭秋的領導下進行武昌城內的內應工作，準備迎接北伐軍。9月初，北伐軍相繼攻佔漢陽、漢口，幷包圍了武昌城。城內的北洋軍閥劉玉春、陳嘉謨不甘心失敗，率數萬敵軍，緊閉武昌城門，負隅頑抗兩軍對壘，一時攻城不下，兇暴的敵人預感到了末日的來臨，在城內大肆搶掠財物，屠殺革命者。住在花園山坡附近的雙柏廟街的魏人鏡也沒有逃過敵人的搜查，短短几天的時間裏，就被搜查達5次之多，財物也被洗劫一空。

他在後來寫的家信中記述了當時糧食缺乏，險惡萬分的情景：“乃入市採買長命菜和少許之高梁羹。日食半飽以度日，不數日長命菜亦罄。忽暗的軍隊中買得蠶豆少許，日食半盞以度命。不數日，又罄。於是爭相購買糠粑、黴餅而食之。”“殺戮、逮捕，驅逐，監禁，日有所聞，其枉死者不知若干人矣。”儘管面對如此艱險，魏人鏡仍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暇則相與討論讀書，“雖處患難之境，儼如家人歡，”他認為“不遇艱難險阻，不足以堅心志。人生歷一次艱難，便多得一度經驗。”他同戰友們在陳潭秋帶領下，在險惡的環境裏與敵鬥爭了40多天，他們一面組織羣眾尋找代食品，一面進行革命宣傳，策動敵軍起義。10月10日，北伐軍發起總攻，魏人鏡等發動羣眾，在城內攪亂敵人，裏應外合終使敵軍潰敗，北伐軍勝利攻佔武昌城。

第二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魏人鏡任省委組織部秘書。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大屠殺後，汪精衞的反動面目也日益暴露，革命形勢變得萬分危急。中共湖北省委採取應急撤離措施，魏人鏡作為未公開身份的黨員留在武漢，投入更為艱苦複雜的鬥爭。

7月15日，汪精衞反動集團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不顧國民黨左派的堅決反對，公開背叛了孫中山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綱領，開始大量逮捕和屠殺共產黨人。武漢一片血雨腥風，10月，他受省委調遣到武昌市委工作，領導了對國民黨改組委員會的鬥爭。11月，黃麻起義取得勝利，魏人鏡受遣前往黃安(今紅安)傳達指示，將黃安、麻城兩支農民自衞軍改編為工農革命軍鄂東軍，成立了湖北省最早的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式人民軍隊。

1928年1月，魏人鏡擔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員兼武昌市委(旋即改為武昌特別縣委)書記。時值桂系軍閥胡宗鐸、陶鈞在湖北開展大“清鄉”，武漢形勢變得更加險惡。2月間，中共湖北省委、團湖北省委在漢口四益裏裕泰棧召開聯席會議，由於叛徒告密，裕泰棧被反動軍警包圍。會場上大部分同志來不及轉移，被捕遇難。化裝成文具店員的魏人鏡機警地由廚房轉入隔壁，幸得脱險。在省、縣委等機關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魏人鏡隻身挑起了領導革命的重擔。他將縣委機關設在遠離武昌城20多公里遠的豹子，為尋找組織線索時常不顧危險到城內活動。有時城內敵人戒嚴，就被圍在城裏，因此他時常到摯友張忠文處借宿。張曾好意勸魏人鏡離開武漢，躲躲風頭，他總是淡淡地笑道：“有那麼多事要做，我走不開啊!”

3月上旬，豹子地區發生春荒。魏人鏡立即組織發動羣眾開展與地主的鬥爭，強行開倉放糧。武漢警備司令部偵知情況後，出動大批軍警包圍了豹子。在指揮縣委機關轉移時，魏人鏡和一名交通員被捕。由於交通員叛變，魏人鏡的身份被暴露。兇惡的敵人對他進行嚴密監視，軟硬兼施，甚至連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長餘廷襄都親自出馬審訊。魏人鏡始終威武不屈。 ^[3] 

3月17日，魏人鏡英勇就義在武昌武勝門外，時年22歲。 ^[3] 

遠在莫斯科學習的董必武得知魏人鏡犧牲的噩耗，給魏人鏡家人用隱語寫了一封信：“家鄉情況，餘全知悉，如謂人盡其才，卓越可嘉，忠毅可貴，不幸二豎為患，夭折可惜，家中損失大為可嘆，勿過於傷痛，以家務為重。葳”。(按：“謂人盡”即魏人鏡；“二豎”指胡宗鐸、陶鈞；葳，是董用威三字縮寫，即董必武。) ^[3] 

1949年10月13日，時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在烈士遺像前題詞：“魏人鏡同志精神不死”，頌揚了英雄的不朽精神。在烈士的故鄉，魏人鏡的革命事蹟不僅載入史冊，更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