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汝礪

高汝礪，字巖夫，是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任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下詔給宰執，讓他們舉奏中外可為刺史者，章宗親閲闕點注，大概要取兩員同舉者提拔任用。於是，高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於紫宸殿，當時侍臣皆迴避，章宗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扇以進。奏事完畢，章宗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道大臣之體了。”未幾，擢為左諫議大夫。以賦調軍須，郡縣有司有不得人的，追胥走卒利用他們處事急迫，求取貨賂，深為民害，高汝礪建言説：“自今若因兵事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承安二年六月定製，因軍前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這是聽從高汝礪的建議。

當時遇奏事之事，御史台大臣也令迴避，汝礪於是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不是徒然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希望諫官預聞政事，冀望他們能有所開説的。今省台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衞之臣同進同退。殿廷論事開始莫得聞，等到已經實行，又不詳其始末，事情結束了再進諫，這也很難。那要諫職幹什麼呢？如果説不是進諫的材料，擇合適的人就可以了，豈可給他們諫言的職責卻如此疏遠他們。希望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希望能多少有所裨益。且修起居注之職，掌記言動，也應當這樣做。”章宗聽從了。

又上言：“年前十月嘗舉行推排之法，不久以過了時限而停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切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眾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迄今三十餘年，其間雖兩經推排，其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為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有力者符同而倖免，貧弱寡援者抑屈而無訴。況近年以來，邊境屢有調發，貧户越來越多多。如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強之家預先請求狡獪之人，希望望至時眾口一辭的推唱。有人會虛作讓自己顯得貧困，就以產業低價質典，或者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這樣奸弊百端，慾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搔擾而事鎮靜，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税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下詔尚書省俟邊事息行之。

這年十月，上諭尚書省，遣官到各路通檢民力，命户部尚書賈執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為法焉。尋為同知大興府事。承安四年十二月，為陝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為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泰和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路都轉運使。 ^[4] 

泰和六年（1206）六月，任户部尚書。當時紙鈔不能流轉，高汝礪根據情況上疏奏事，多方改進，民眾使用起來感到方便 ^[5]  ：根據高汝礪的建議，確立“鈔法條約”，添印大小鈔，因為鈔庫管理事務極為急切，增添副使一員。 ^[6]  高汝礪又上言：“鈔法務在必行，府州縣鎮宜各籍辨鈔人，給他們以條例印章，允許他們與人分辨檢驗，隨每貫量給他們二錢，貫例即使增多，加到六錢即停止。每次朝官出使職，就讓他們體察紙鈔通行和停滯以上聞。民間舊有的宋會子，也讓同現錢一起用，十貫以上不許持有行用。榷鹽允許使用銀絹，其他的市場交易及俸祿，一併使用交鈔，其多出來的數量以小鈔補足，應支銀絹而不足者亦用鈔發給他們。” ^[7]  十月，楊序上言：“交鈔料號不明，年月因故發暗，即使讓人們到鈔庫易新鈔，但外路沒有設立定庫司，想要換也沒有地方，遠的直須到都城來換。”章宗以此問高汝礪，高汝礪回答説：“隨處州府庫內，各有辨鈔的庫子之職，鈔雖弊不是偽造的，也可收納。去都遠之城邑，既有設置合同換錢，客商旅人經過的皆可相易。進一步考慮到無合同之地，難以換易的，令官庫凡納昏鈔者接受但不支出，於鈔背印記上官吏姓名，囤積半年之後到都城換易新鈔。如此，則昏鈔有所歸而不會停滯了！” ^[8] 

十一月，章宗對户部官曰：“今鈔法雖行，卿等也應該審察，少有壅滯，即當上報以聞，不要説因為已經實行而害怕改變。”高汝礪回答説：“現在諸處置庫多在公廨之內，小民出入頗難，雖有商賈換易，然擔心鈔本不豐。先前河北西路轉運司説，一富民首其當存留錢外，見錢十四萬貫。它路也許還有像這樣的，臣等認為應該讓州縣委派官員及庫典，於市肆要處置庫以支換。以出首之錢為鈔本，十萬户以上州府，給三萬貫，次之的減少，易鈔者人不得過二貫。以所得工墨錢充庫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貳及轉運司官一員提控此事。”章宗同意了，於是命移庫於市肆之會，讓民眾以鈔易錢。 ^[9] 

當時複議更定鈔法，章宗聽從汝礪建議，命在官大鈔更不許出。允許民眾以五貫十貫例者到鈔庫換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與一緡，十貫內與兩緡，只有遼東從便。河南、陝西、山東及它行鈔諸路，院務諸税及諸科名錢，並以三分為率，一分納十貫例者，二分五貫例者，餘並收見錢。 ^[10] 

章宗對高汝礪很是讚許，並對尚書省下令説：“內外百官所負責的各有不同，近時應詔言事的不止千數，但都沒有談到各自負責方面的要害問題，所陳説的過於空泛，沒有詳盡的。近日唯有户部尚書高汝礪，論奏本部幾件事，均切中要害，並已實行。你們應曉諭內外百官，各自研究要害問題列舉指明，如果可以舉奏而不立即上奏，而由上司舉奏施行的，量情給予處罰。” ^[11] 

貞.祐二年(1214)六月，宣宗遷都南京，到邯鄲時，拜高汝礪為參知政事。走到湯陰時，皇帝聽説汴京穀物價格大漲，擔心隨駕人員到達後會更貴，便問宰輔大臣們怎麼處置。他們都説命令留守司加以管制。高汝礪卻獨自發表意見説：“物價的高低，早晚不同，但買糧人多賣出的人少就貴。目前各路人員都聚集到河南，買糧人多，怎麼會不貴。如果加以禁止，存有貨物的人家將都關閉起來不出售，而轉運的商販們也不再進城，這樣買的人更急而就貴得更厲害了。事情有難有易，不能不知，如今東西少而難得的是糧食，多而易得的是鈔票，自當先解決難的，然後再考慮容易辦的，多方開通勸誘，務必讓糧食都拿出來換錢，那麼糧價自然就會平穩下來。”皇帝聽從了。 ^[14] 

三年五月，朝廷計議將河北軍户的家屬遷到河南，只留下軍隊守衞郡縣。高汝礪説：“這事如果實行，只是那些豪強之家便於辦到，貧困户怎麼能夠遷徙？況且安土，重遷是人之常情。如今讓他們都前往河南，他們一旦離開家園，扶老攜幼，在道路上跋涉，流離失所，豈不是十分可憐？況且所路過的百姓們見到軍户全部遷移了，必將產生驚疑情緒，認為國家分別看待，他們心裏能不動搖嗎？況且軍人的家屬既已遷離，卻讓他們去保護別人，以情理而論，必定不肯盡心的。民眾再怎麼愚蠢也是很有思想的，儘管告訴他們還是要保衞他們的，他們也必然不肯相信，這樣只會交相混亂，各方都不得安寧，這件事所關係到的是極為重大的利害問題。請先讓各道的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反覆論議是否可行，如確無可疑之處，然後施行。”進言以後沒有答覆。 ^[12] 

軍户既已南遷，準備收括田地分給他們，還沒有拿定意見，皇帝對尚書省説：“北軍將到河南，因此而盡遷各路軍户，共同計劃防衞。如今既已到達，糧食自當給他們，但還沒有處理。可以派遣官員聚集各地老人詢問他們，是準備增加賦税，還是分給他們田地，二者哪種比較方便實行？”他又將這事告知高汝礪。不久，那些派去的官員們來報告説“：農民們都説，近年來租賦越來越重，如果再增加，就難以承受了。不敢再租用官田了，願意分地給軍户。”於是，高汝礪上奏説：“遷移軍户，是一時的舉動。民眾租用官田，是長久之計。河南的民地和官田，數量相當。又有許多人家都是租佃官田耕種的，他們的祖墳、村莊等都在官田裏，這些人大多是貧民，一旦奪田，何以維持生活？況且小民容易動盪難以安定，因為一時避收田賦，所以説出這種話來。可是真讓他們把土地給了人家，那麼，前日還是主人今天就變成了客户，能不悔恨嗎？悔恨便產生憤慨之心。像在山東調撥土地時，肥沃的田地都被有權勢人家所佔有，貧瘠的土地才給貧困户耕種，這樣無益於軍户，有損於民眾，導致他們相互憎恨，這件事至今還沒有平息下來。前事為時不遠，足以成為鑑戒。只能採用增加官田賦税，以供給軍户糧食的一半，再將原屬官田現已荒蕪的田地、放馬的草地按數分給他們，讓軍户自己耕種，這樣，百姓就免去失業的艱辛，而官府也不必做出對民眾有害的事情。況且河南的土地最適宜種麥，如今雨水充足，又正當播種時節，只恐民眾產生疑惑而誤了計劃，應當早做決斷。”皇帝聽從他的意見。

不久轉任尚書右丞。當時皇帝認為，軍户的土地必須撥給，讓他們能夠及時開墾耕耘。高汝礪又上奏説：“官府所有的荒田和牧馬地，有許多被民眾私自耕種了。如今正當種麥時節，他們知道準備撥給別人，就必定都拋棄不種，等軍户分到時，又已錯過播種時機，這樣就成了荒廢的土地了。不如等這一季收成之後再調撥，依照土地的收成徵收適量的賦税，以補充軍需儲備，這樣對公私兩方均有利。請等到九月以後再撥調還官府。”十月，高汝礪又進言説：“如今河北的軍户遷到河南的接近百萬口人，每人一天給一升米，一年就需要三百六十萬石，給予一半，其價值仍相當支出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出的土地合計是二十四萬頃，每年所收的粟才只有一百五十六萬多石，請在正常經費之外加倍徵收，以便配給他們，同時仍將原屬官府所有的閒田和牧馬地可耕種的分給他們。”皇帝表示同意。於是，派遣右司諫馮開等分別到各郡縣就地配給，每人分給三十畝，由高汝礪總管其事。後來，蒐括土地的官員回京，都説：“土地的畝數很少，且都是貧瘠難以耕種的，估計可以耕種的已經都分給了他們，每人所得無幾，又都是偏僻較遠的地方，必須遷移到那裏去，軍户們都感到不方便。”高汝礪便將有關情況上奏皇帝，下詔讓有關方面停止辦理，只供給一半軍糧，另一半折成錢配給。 ^[13] 

四年正月，被任命為尚書左丞，他接連上表請求告退，朝廷都下優詔不答應。正值朝廷商議出兵河北，保護民眾收麥，但民間卻正在傳言説官府準備把麥都收走。皇帝知道以後，問宰輔們説：“怎麼辦呢？”術虎高琪等上奏説：“如果讓樞密院派兵佔領交通要道，鎮壓當地匪寇，仍然准許民眾收割出逃者的民田，這樣，軍民兩便，若有戰事，士兵們也必定盡心盡力。”高汝礪反對説：“這絕不是好辦法。因為河朔的民眾所依賴的食糧只有這季麥子了。如今外面已有謠言，再派軍隊前去，勢必更讓他們產生疑懼之心。不如聽從他們自便，讓宣撫司出來查禁無賴之徒，不讓這些人侵擾民眾就夠了。已出逃的民户田地讓有關方面收割，以充軍糧就行了。”於是派遣户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前去檢查麥田數量，並且向民眾詢問是否願意朝廷發兵護麥。回來後，他上奏説：“我西自懷、孟，東至曹、單等地，見收麥時受干擾情況並不多，訪問農民時，知道他們往往自行建立義軍。臣向他們宣佈朝廷原打算出兵護收的意圖，均表示感激卻不願朝廷出兵。”於是停止發兵。

高汝礪連連請求辭退得不到許可，便上奏説：“要建立非同尋常的功勳，必須有待非同尋常的人才來實現。如今大兵已退，正應當修整關隘，訓練兵士，必須有精明能幹、善於處理國家大事的人才來預先籌劃，以助中興大業。我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院副使胥鼎，擁有各種才能，請求召他回朝廷。”皇帝不從。

當時術虎高琪準備聽從進言人的建議，每年清查一次民眾田畝數據以徵收租税，朝廷也打算聽從。高汝礪進言反對説：“臣聽説治大國如烹小鮮，這是有關政事的極好的比喻。國朝從大定年間實行一次普查之後，十年推排一次物力情況，這是貴於簡易安定而不輕易煩勞民眾。如今進言者請求派人到河北每年清查實際耕種的民田，計數徵收租税，也就是每年都要普查一次田地，這豈不是駭人聽聞的事情？必定讓民眾心中不安。況且河南、河北，事情不同，河北連遭劫難和搶掠，人口出逃躲避，田地荒蕪，徵收時難以依照原有數額，所以實行目前的權宜的辦法，這樣，軍需糧不增加，而土地的減少是輕易可見的。河南自從車駕南行以來，百姓劇增，所有閒田以及逃亡户遺棄的土地，都被開墾耕種完了，他們各自承擔了原户人家的租税，對他們的徵收額也是依照推排的數額，所以雖然兵馬越來越多，卻並未有所缺誤，怎麼能夠總是干擾讓他們不得安寧呢？如果擔心豪強們欺瞞而逃避徵税，那麼，即使讓有關方面查檢也難以保證盡符其實。只要嚴設賞罰的規定，允許各人自首，或者讓人上告並加以逮捕，違犯的以盜用軍需物資罪論處，將他們的土地交給上告的人耕種，這就足以讓人感到害怕，而賦税也就能夠全部收繳入官，何必幹這種紛紛擾擾的事情呢？況且還有三條原因不能實行：假如每年都清查，那麼夏熟田春天就要清量，秋熟田夏天清量，中間雜種的莊稼也必須隨時丈量，一年之中沒有休止的時間，民眾將感到厭煩並逃避，這樣耕種就會誤失農時，或者只耕種肥沃的田地而拋棄其他的，這時，所收的數額依舊的話能夠交來的賦税就要減少許多，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清查田地時，縣官不可能到所有人家裏去，這樣，鄉間小吏們就能夠暗中賄賂，上下其手，假寫文字，反而失真，這是原因之二。民田和軍田犬牙交錯，相互之間如勾結起來冒認，朝廷只憑當地官府的簿籍收賦税，到時如果發現少於原有數額，那麼誤缺糧食物資儲備的事必然發生，這是三不可。凡朝廷辦事，務必要能執行，如果已實行了又中途停止，豈是一種好的策略呢？”於是原來議定的辦法被中止。 ^[15]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蒞官有能聲。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詔宰執，舉奏中外可為刺史者，上親閲闕點注，蓋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於是，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

未幾，擢為左諫議大夫。以賦調軍須，郡縣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規取貨賂，深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調發，有犯者乞權依‘推排受財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懼。”二年六月，定製，因軍前差發受財者，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從汝礪之言也。時遇奏事，台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説。今省台以下，遇朝奏事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衞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顧諫職為何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疏遠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

又言：“年前十月嘗舉行推排之法，尋以逾時而止，誠聖上愛民之深也。切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眾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迄今三十餘年，其間雖兩經推排，其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為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有力者符同而倖免，貧弱寡援者抑屈而無訴。況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户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恐新強之家預為請囑狡獪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虛作貧之，故以產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奸弊百端，慾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間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搔擾而事鎮靜，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税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詔尚書省俟邊事息行之。

是歲十月，上諭尚書省，遣官詣各路通檢民力，命户部尚書賈執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令諸路所差官視以為法焉。尋為同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為陝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為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路都轉運使。

六年六月，拜户部尚書。時鈔法不能流轉，汝礪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語在《食貨志》。上嘉其議，敕尚書省曰：“內外百官所司不同，比應詔言事者不啻千數，俱不達各司利害，汗漫陳説，莫能詳盡。近惟户部尚書高汝礪，論本部數事，並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諭內外百司各究利害舉明，若可舉而不即申聞，以致上司舉行者，量制其罰。”

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為參知政事。次湯陰，上聞汴京谷價騰踴，慮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糴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　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則谷價自平矣。”上從之。

三年五月，朝廷議徙河北軍户家屬於河南，留其軍守衞郡縣，汝礪言：“此事果行，但便於豪強家耳，貧户豈能徙？且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攜老幼，驅馳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且所過百姓見軍户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況軍人已去其家，而令護衞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盡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雖告以衞護之意，亦將不信，徒令交亂，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繫至重。乞先令諸道元帥府、宣撫司、總管府熟論可否，如無可疑，然後施行。”不報。

軍户既遷，將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論，上敕尚書省曰：“北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户，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糧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諭汝礪。既而所遣官言：“農民並稱，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於是汝礪奏：“遷徙軍户，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即前日之主，今還為客，能勿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田沃壤盡入勢家，瘠惡者乃付貧户。無益於軍，而民則有損，至於互相憎疾，今猶未已，前事不遠，足為明戒。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糧之半，復以系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付之，令其自耕，則百姓免失業之艱，而官司不必為厲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沾足，正播種之時，誠恐民疑以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

尋遷尚書右丞。時上以軍户地當撥付，使得及時耕墾，而汝礪覆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户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户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才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仍以系官閒田及牧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諫馮開等分詣諸郡就給之，人三十畝，以汝礪總之。既而括地官還，皆曰：“頃畝之數甚少，且瘠惡不可耕。計其可耕者均以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處不免徙就之，軍人皆以為不便。”汝礪遂言於上，詔有司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焉。

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會朝廷議發兵河北，護民芟麥，而民間流言謂官將盡取之。上聞，以問宰職曰：“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樞密院遣兵居其衝要，鎮遏土寇，仍許收逃户之田，則軍民兩便。或有警急，軍士亦必盡心。”汝礪曰：“甚非計也。蓋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麥耳。今已有流言，而復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懼也。不若聽其自便，令宣撫司禁戢無賴，不致侵擾足矣。逃户田令有司收之，以充軍儲可也。”乃詔遣户部員外郎裴滿蒲剌都閲視田數，及訪民願發兵以否，還奏：“臣西由懷、孟，東抵曹、單，麥苗苦亦無多，訊諸農民，往往自為義軍。臣即宣佈朝廷欲發兵之意，皆感戴而不願也。”於是罷之。

汝礪以數乞致仕不從，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關隘、簡練兵士之時，須得通敏經綸之才預為籌畫，俾濟中興。伏見尚書左丞兼行樞密副使胥鼎，才擅眾長，身兼數器，乞召還朝省。”不從。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歲閲民田徵租，朝廷將從之。汝礪言：“臣聞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最為政之善喻也。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實種之田，計數征斂，即是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掠，户口亡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元額，故為此權宜之法，蓋軍儲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湊集，凡有閒田及逃户所棄，耕墾殆遍，各承元户輸租，其所征斂，皆準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闕誤，詎宜一概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徵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為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户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為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倘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

興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請姑與宋人議和以息邊民，切以為非計。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疆，為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侵軼未嘗已也。既而徵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吳璘、姚良輔於德順、原州，右丞相僕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敗李世輔於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請和，乘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為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不敢復通問。朕哀南北生靈久困於兵，本欲息民，何較細故，其令帥府移書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當時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為順，豈當先發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

十一月，汝礪言：“臣聞國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為重，所徵税租率常三倍於舊。今省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於民間科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户，農民居三之二，今税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糶所當輸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為者，鈔法也，行於國家，其變無窮。曏者大鈔滯，更為小鈔，小鈔弊，改為寶券，寶券不行，易為通寶，從權制變，皆由於上，尚何以煩民為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寶，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效，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臣非於鈔法不為意也，非於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臣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羣心和悦，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時朝廷以賈仝、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畀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甚非計也。蓋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為隊長，亦有先嚐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遣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浸弱，勢力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户税賦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並於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

上嘗謂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而卿終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小謹區區，朕固不較也。”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

三年，河南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乃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眾，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豐年多方營辦，防秋之際或乏軍興。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廕人，免當暴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度牒、寺觀院額等，並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將來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遷官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並注見闕。庶幾人知勸慕，多所收穫。”上從之。

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建議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勸上行之。汝礪上言曰：“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榷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算舟車、税間架，其徵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細而重煩擾也。國家自軍興，河南一路歲入税租不啻加倍，又有額徵諸錢、橫泛雜役，無非出於民者，而更議榷油，歲收銀數十萬兩。夫國以民為本，當此之際，民可以重困乎！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為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切為聖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請言之：河南州縣當立務九百餘所，設官千八百餘員，而胥隸工作之徒不與焉。費既不貲，而又創構屋宇，奪買作具，公私俱擾，殆不勝言。至於提點官司有升降決罰之法，其課一虧，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貴賤所在不齊，惟其商旅轉販有無相易，所以其價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設官各有分地，輒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貴處常貴而賤處常賤，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轉鬻者增取利息，則價不得不貴，而用不得不難，其害三也。鹽、鐵、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於分別，惟油不然，莫可辨記。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賞，則無賴輩因之得以誣構良民枉陷於罪，其害四也。油户所置屋宇、作具，用錢已多，有司按業推定物力，以給差賦。今奪其具、廢其業而差賦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罷之便。”上是之，然重違高琪意，乃詔集百官議於尚書省。户部尚書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荊山、知開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議同高琪，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南京路轉運使趙瑄、吏部侍郎趙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諫郭著、提舉倉場使時戩皆以為不可。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

十月，賜金鼎一，重幣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許。九月，上諭汝礪曰：“昨日視朝，至午方罷。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畢，用寶之際，可先退坐，恐以勞致疾，反妨議政也。”是月，復乞致仕，上諭之曰：“丞相之禮盡矣，然今廷臣誰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輔朕可也。”十月，躐遷榮祿大夫，仍諭曰：“丞相數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堅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猶未至二品，故特升兩階。”十二月，上覆諭曰：“向朕以卿年老，視朝之日侍立為勞，令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違之，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為設榻耶？卿其勉從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礪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計。朕之責卿，惟在盡誠，何事小謹，自今勿復爾也。”

七月，上謂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時用度甚多，而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因進言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謂宰臣曰：“有功者雖有微過亦當貸之，無功者豈可貸耶？然有功者人喜謗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深求其實，雖近侍為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因對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

二年正月，復乞致政，上面諭曰：“今若從卿，始終之道俱盡，於卿甚安，在朕亦為美事。但時方多故，而朕復不德，正賴舊人輔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礪固辭，竟不許，因謂曰：“朕每聞人有所譭譽，必求其實。”汝礪對曰：“昔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嘗譭譽者，由是羣臣恐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則憩於殿下，仍敕有司設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復優詔不許。上謂羣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處心不正者，終不足貴。”汝礪對曰：“其心不正而濟之以才，所謂虎而翼者也，雖古聖人亦未易。”上以為然。他日復謂宰臣曰：“凡人處心善良而行事忠實，斯為難得。若言巧心偽，亦復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為平常。”汝礪對曰：“人材少全，亦隨其所長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問宰執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難得，方令計置。”上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於勞民遠致乎！”

哀宗初即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為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投匿名書雲：“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因是告老，優詔不許。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 ^[1] 

脱脱等：1.為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然規守格法，循嘿避事，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貪戀不去，當時士論頗以為譏雲。 ^[1]  2.高汝礪禔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

3.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概見於斯矣。 ^[2] 

4.然而汝礪、行信拯救於內，胥鼎、侯摯守禦於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於人國也若是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