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樹勳運動

1945年10月30日，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勳率一萬餘人起義，在全國影響很大。為進一步加強分化、瓦解國民黨軍隊，爭取國民黨軍人的工作，中共中央決定對國民黨軍隊開展宣傳運動，號召國民黨軍隊中的官兵學習高樹勳部隊的榜樣，拒絕進攻解放區，在內戰戰場上實行怠工，和人民解放軍聯歡，舉行起義，站到人民方面來。這個運動被稱為“高樹勳運動”。高樹勳運動(Gao shuxun Movement)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 放軍運用國民黨高級將領高樹勳起義、反 對內戰的事件，對國民黨軍隊開展分化瓦 解和在國民黨軍隊內部組織起義的運動。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蔣介石堅持 獨裁和內戰的方針，在美國的支持援助下， 企圖消滅共產黨，壟斷抗戰勝利果實，撕毀 停戰協定和政治協議，大舉進攻解放區，發 動了全國規模的內戰。

1945年10月，國民 黨第11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高樹勳奉 命率部4萬餘人，從新鄉地區北進，企圖攻 佔邯鄲，打通平漢路。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 魯豫軍區在對國民黨軍進行自衞反擊作戰 麟 歡迎國民黨軍高樹勳所部起義官兵的大會會場解放軍畫報社供稿 中，根據高樹勳有反對內戰的思想傾向和 主動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溝通聯繫的實際行 動，積極對其進行爭取戰場起義的工作。10 月28一30日，國民黨軍第106師大部被殲。 其時，高樹勳將軍發表通電和談話，聲明反 對內戰，拒絕進攻解放區，並率所部新編第 8軍和1個縱隊1萬餘人在內戰前線116鄲起 義。11月10日，起義部隊在河北武安縣(今 武安市)邑城宣佈成立“民主建國軍”。

這一事件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11月12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擴大宣傳邯鄲起義的指示。12月1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 中央起草黨內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 作的方針》中，提出開展“高樹勳運動”。 ^[1]  統戰工作是戰爭年代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通過開展“高樹勳運動”，促使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被我軍俘虜的達636萬人。

高樹勳率部起義，是他長期追求進步的必然結果。 在國民黨“分共”後的軍閥混戰中，他曾代理青海省主席，後來曾任第二十七師師長，參加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對蔣介石在日寇步步緊逼下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和利用紅軍來削弱西北軍感到極度不滿，不與紅軍死戰，他的部隊在寧都由參謀長董振堂與旅長趙博生等人領導舉行起義，投奔紅軍。他怕蔣介石追究，逃到天津，他和吉鴻昌有深厚的友誼，兩人常在一起討論國內形勢與抗日問題。1933年，高樹勳到張家口參加了馮玉祥、吉鴻昌領導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同盟軍被日偽軍和蔣軍聯合鎮壓後，吉鴻昌被蔣介石下令逮捕殺害，高樹勳投奔宋哲元軍中。

從1937年到1942年，高樹勳一直率部在敵後堅持苦戰，正面有日軍的軍事壓力，側面有偽軍的分化利誘，國民黨中央也不熱心支持，經費供給不正常，又沒有穩固的根據地，面臨着“不打不行，一打就光”的困境。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高樹勳仍率部苦戰，創下了重創日軍土肥原部、收復臨沂等地、攻入濟南等戰績。他也與八路軍保持良好的關係，避免發生摩擦，多次配合作戰。在這期間，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廉潔、平等，給高樹勳很深的印象，為他以後率部起義，打下了思想基礎。

1942年，高樹勳率部撤退到大後方，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和暴虐讓他深感失望。他的部隊駐紮的河南西部地區，湯恩伯率領的國民黨軍與當地羣眾之間矛盾尖鋭，“寧教鬼子來燒殺，不叫湯恩伯來駐紮”，成了當地老百姓的口頭禪。

高樹勳到重慶後，滿腔怒火地去找參謀長陳誠將軍，對在重慶看到的腐敗和苛政提出抗議。他説：“你們這裏，三民主義只是寫在牆上和在書店裏賣的，就是不在人民之間實行。你給我指出哪一個縣實施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陳誠面紅耳赤，啞口無言。

1944年，高樹勳被任命為冀察戰區總司令，1945年又被任命為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任新八軍軍長，此時中共黨員王定南已經在他身邊工作。日本投降後，

一是全面調研高樹勳的歷史。鄧小平深入調研後瞭解到，高樹勳出生於佃農家庭，曾給中國共產黨軍事家劉伯承當過副官，還跟隨馮玉祥參加過反對蔣介石的“蔣馮閻中原大戰”，是國民黨軍隊中受蔣介石排擠的非嫡系部隊。據此鄧小平得出結論：高樹勳歷史上“就同我們有聯繫”，是國民黨軍隊中受蔣介石排擠的非嫡系部隊，是我們擬首先爭取的統戰對象。

二是關注高樹勳的現實傾向。1945年9月，高樹勳派其親信王定南(系中共地下黨員)主動來找鄧小平和劉伯承，希望與中國共產黨解放軍建立聯繫。當鄧小平瞭解到高樹勳部隊高級軍官家眷住在徐州，高樹勳擔心起義後國民黨會迫害他本人及部隊高級軍官家眷的情況後，鄧小平請新四軍陳毅軍長設法把高樹勳部隊高級軍官家眷從徐州轉移到安全地方。 ^[2] 

經過鄧小平周密慎重地做好各項工作，高樹勳率領其部隊於1945年10月30日宣佈起義。高樹勳走起義之路的過程表明，鄧小平既是指引高樹勳走起義之路的引路人，同時又是“高樹勳運動”興起的實踐創造者。

毛澤東抗戰時期兩次指出，解放軍政治工作的三個基本原則之一是“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10月20日，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推行瓦解偽頑的政治工作”。此後又發出《關於成立國軍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及軍隊各戰略區建立專職做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國軍工作部”。)高樹勳起義後，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於1945年11月12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擴大邯鄲起義宣傳的指示》，明確提出，“在全國範圍內擴大邯鄲起義的宣傳，從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致命弱點上來痛擊國民黨，瓦解國民黨軍隊，促成第二個、第三個邯鄲起義的爆發”。

此後，毛澤東在1945年12月15日親筆撰寫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一文中又明確指出：“開展高樹勳運動，使大量國民黨軍隊在戰爭緊急關頭，仿照高樹勳榜樣，站到人民方面來，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為使此項工作切實進行和迅速生效起見，各地必須依照中央指示，設置專門部門，調派大批幹部，專心致志，從事此項工作。各級領導機關，則要給以密切指導。”“高樹勳運動”興起後，1946年5月22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迅速積極開展國軍工作》的文件，再次強調：“各地應根據中央指示，迅速積極開展國軍工作，開展高樹勳運動。”正是在毛澤東的多次親自指示和大力號召下，“高樹勳運動”在全軍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3] 

“高樹勳運動”興起後，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祝高樹勳將軍起義一週年》一文，對“高樹勳運動”作出兩點精闢闡述。

一是把“高樹勳運動”提高到符合歷史規律的高度予以肯定。歷史唯物論認為，一項社會運動能否在社會實踐中發展起來，取決於該項社會運動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符合者則必然興起，不符合者則難以興起，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那麼“高樹勳運動”在當時出現，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規律？能否得到更大發展？朱德作出如下精闢回答：一切反動派“軍隊的很多官兵在覺悟以後，就必然脱離帝國主義與封建獨裁者，拒絕做他們的工具，站到人民方面來。這個規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護國討袁的戰爭中是如此，在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十年內戰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戰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獨立、和平、民主與賣國、內戰、獨裁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勳將軍在冀南前線舉行反內戰起義而成立民主建國軍，就證明了這個真理”。

二是朱德高瞻遠矚地指出：“我相信高樹勳運動今後必然會得到更大的發展，必然會與解放區軍民的抵抗，蔣管區人民的民主運動鼎足而三，這三個潮流匯合一起，必然會直接造成反動派的軍事失敗，有效地恢復全國的和平。” ^[3] 

朱德高瞻遠矚地作出的“高樹勳運動今後必然會得到更大的發展”的結論，此後完全被解放戰爭4年的實踐所證明，下面一組權威統計數字充分説明這一點：

解放戰爭第一年，國民黨軍隊起義及被我軍俘虜(該年度無國民黨軍隊投誠及接受改編統計數字)人數是69.4萬，佔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62.0%。

解放戰爭第二年，國民黨軍隊起義及被我軍俘虜(該年度無國民黨軍隊投誠及接受改編統計數字)人數是98.1萬，佔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64.4%。

解放戰爭第三年，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我軍俘虜的人數是247.8萬，佔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81.2%。

解放戰爭第四年，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我軍俘虜的人數為220.6萬，佔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92.7%(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3卷，《戰績統計表四》，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簡言之，解放戰爭4年期間，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我軍俘虜的人數呈逐年增長之勢。

高樹勳起義，是國民黨軍隊在解放戰爭中最早、最大的起義，當時不但震動了全國，也震驚了世界。這也是繼1931年寧都大起義後，西北軍餘脈第二起大規模投共事件。高樹勳這次行動，對國軍系列的雜牌軍影響巨大，共產黨抓住這個機會，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高樹勳運動”，各戰區、野戰軍的敵工部門加大了工作力度，短時間內發生多起國軍雜牌軍起義投誠事件。

“高樹勳運動”興起後產生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重大影響，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殲敵807萬人，其中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的就有177萬人，佔解放軍殲敵總數的21.9%。若加上被解放軍俘虜的459萬國民黨軍隊(國民黨軍隊停止軍事抵抗、甘做解放軍俘虜人員)，則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俘虜的總數達636萬人，佔被解放軍殲敵總數的78.8%。 ^[3] 

要求全黨開展對國民黨軍隊的分化工作，一 方面進行公開的廣大的政治宣傳和政治攻 勢，以瓦解國民黨軍隊的戰鬥意志另一方 面，從國民黨軍隊內部組織起義，號召國民黨軍隊官兵在戰爭緊急關頭，反對內戰，主 張和平，仿照高樹勳榜樣，站到人民方而 來。

各地依照中共中央指示，設置專門機 構，調派大批幹部，專門從事此項工作。高樹勳運動的開展，更加激起了國民黨軍隊 官兵的怠戰、罷戰、反戰情緒，促使大批官 兵舉起反內戰義旗，自動放下武器，退出內 戰，或掉轉槍口，幫助人民解放軍反擊國民 黨軍隊進攻。開展高樹勳運動，是人民解放 軍瓦解敵軍原則的重大發展，為加速國民 黨軍隊的崩潰，奪取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 了有利條件，起到了推進作用。

高樹勳，字健候，1898年8月6日出生於河北省鹽山縣高金莊。著名愛國將領。出身行武，因作戰勇敢，由士兵累升至師長。兄弟姐妹7人，在兄弟3人中，他排行第二，8歲時，入私塾讀書，讀了4年，後家道中落，回鄉務農。

在參加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圍剿”中，開始認識中國共產黨，毅然脱離國民黨軍隊，到天津寓居。抗戰勝利後任新八軍軍長、第11戰區副司令長官。因反對內戰，1945年10月率部在邯鄲前線起義，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號召國民黨軍隊以高樹勳部隊為榜樣，反對內戰，主張和平，在內戰戰場上舉行起義，加速了解放戰爭勝利的進程。

1972年1月19日，高樹勳在北京逝世，終年7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