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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揚

(原中顧委委員、中央黨校原校長)

鎖定
高揚(1909年9月—2009年3月29日),原名高光玉,1909年生,遼寧遼陽人。1936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法學院經濟學系。曾任張學良公館機要秘書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共瀋陽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長,化學工業部部長,農墾部部長,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兼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黨校校長。 [1]  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當選為中顧委委員。 [3] 
中文名
高揚
別    名
高光玉
國    籍
中國
出生日期
1909年9月
逝世日期
2009年3月29日
畢業院校
東北大學

高揚人物生平

高揚,遼陽縣吉洞峪禮備溝人。1936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法學院經濟系。曾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並加入民族解放先鋒隊等抗日組織。1936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了西安事變在東北民眾抗日救亡總會負責宣傳工作期間,任救亡總會黨支部書記,並任張學良公館機要秘書處秘書。
1937年,參加八路軍第一遊擊縱隊。1938年至1945年9月先後任中共邢台縣委書記、邢沙中心縣委書記、晉冀豫特委宣傳部長、冀西地委組織部長及地委書記兼太行一分區政委、豫北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1945年10月,回東北,先後任遼陽地委副書記、遼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安東省委民運部部長等職。
1948年10月,任通化地委書記。1949年5月,任瀋陽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
1950年5月,任遼東省政府主席兼省委統戰部部長。1952年,任遼東省委書記兼遼東軍區政委。1954年任東北局組織部長,後任中央東北地區工作部副部長。1955年,任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1956年,任中央工業交通部副部長。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1960年被錯劃為右派,下放到貴州清鎮縣,擔任縣鋼廠副廠長。1961年任貴陽汽車製造廠副廠長。1962年被平反,任化學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文革”中曾被批鬥、審查,並下放到河南省勞動。
1977年12月後,任吉林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書記。1979年,調任農墾部部長1982年,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兼軍區第一政委。1987年3月至1989年3月,任中央黨校校長。自1986年4月起,兼任中國投資諮詢公司董事長。他曾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八、十二、十三屆代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中顧委委員。 [2] 
2009年3月2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100歲。高揚病重期間和逝世後,胡錦濤、江澤民、温家寶、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王岐山、回良玉、劉延東、李源潮、張德江、宋平、劉華清、曾慶紅、梁光烈、馬凱、孟建柱、戴秉國和李德生、張勁夫、王芳、鄭天翔、劉復之、曾培炎、張震、韓杼濱、張廷發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3] 

高揚重要事蹟

少年立志,投身救國救民的革命事業
“九一八”事變後, 高揚同志輟學回家。1934年7月恢復學籍, 就讀於遷址北京的東北大學經濟管理系, 1936年8月畢業。期間, 積極參加了“一二九”愛國運動, 思想覺悟得到很大提高。他加入了中華民族武裝自衞會, 後轉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不久到河南省許昌縣灞陵中學當教員。1936年12月, 經地下黨組織介紹, 高揚同志前往西安工作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後擔任東北民眾救亡會黨支部書記。後被派往張學良部隊機要秘書處工作, 參加了“西安事變”前後的各種救亡活動。
1937年11月, 高揚同志在太原參加八路軍第一遊擊縱隊。太原淪陷後, 根據上級指示到邢台一帶開展敵後工作。1938年1月至7月, 先後任邢台縣工委書記、邢台縣委書記等職, 領導建立了地方抗日政權和武裝力量, 消滅了當地反動勢力, 打開了邢台地區的抗日局面。1938年8月至1945年10月, 先後任冀豫特委宣傳部部長、冀西地委組織部部長、冀西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豫北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等職務。為開闢和建立抗日根據地作出了積極貢獻。
以發展的眼光謀劃全局,致力於國家經濟發展
1955年1月, 高揚同志調任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 同年4月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956年1月, 任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 認真貫徹落實國家關於國民經濟建設和工業企業生產的方針, 參與制定了一系列振興和發展工業與交通的政策。
1962年,組織任命他為化學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他率先垂範, 勤奮學習化工知識, 工作之餘請化工學院教師授課, 倡導並主編了《化學工業知識叢書》 (全21冊) , 為普及化工知識, 發展化學工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堅決貫徹黨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 對全國化學工業基本建設和產業結構進行調整, 壓縮不合理的建設項目, 集中力量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重點項目。他以發展的眼光謀劃化工工業發展全局, 腳踏實地地狠抓各項工作落實, 成為化工工業的實幹家。
1979年4月, 高揚同志調任農墾部部長、黨組書記。面對“文革”後農墾系統的嚴峻局面, 他着重抓好國營農場的經營管理, 率先在國營農場實行改革, 推動農墾系統產業結構的調整, 大力倡導農工商聯合經營, 使國營農場的整體效益得到提高。在他的主持下, 農墾部對全國農墾工作三十餘年的經驗和教訓進行深入系統的總結, 並編印了《農墾工作三十一年的基本經驗》, 對農墾系統的振興和發展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1982年6月, 高揚同志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他認真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 為了促進全省的安定團結, 他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疏導工作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為了提高領導幹部的理論水平和經濟工作能力, 他組織有專業知識和實際工作經驗的幹部撰寫經濟學文章, 並親自擔任主編, 出版了《河北經濟文章選編》 (上、下冊) , 成為全省領導幹部學習的重要資料。在他的大力提倡和積極推動下, 全省形成了學習、研究、搞好經濟工作的良好風氣。高揚同志為開創河北各項工作的新局面付出了艱苦努力, 取得了巨大成績, 得到中央的肯定和社會的廣泛好評。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關心黨校人才建設
1987年3月, 高揚同志任中央黨校校長。他以高度的責任心投入到黨的幹部教育事業中, 積極推進黨校各項工作改革, 注重提高教學水平和辦學質量。他主持起草了《關於改革中央黨校工作的意見》, 意見涉及黨校教學、科研、機構以及自身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同年11月, 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批准了中央黨校的改革意見, 並轉發全黨。在主持中央黨校工作期間, 高揚同志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育, 鼓勵黨校幹部和廣大學員多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提高理論修養;理論學習必須與實際工作緊密結合起來, 並靈活地用於指導實踐活動;他尊重知識, 尊重人才, 關心黨校人才隊伍建設。黨校的改革和各項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 [4] 

高揚親友回憶

韓立成1982年6月, 中央派高揚來河北任省委第一書記。此前高揚剛從國家農墾部部長一職退下來, 我一直給他當秘書。當時, 中央強調幹部隊伍要堅持“四化”, 其中之一就是年輕化。那時候, “文革”剛結束, 各級領導班子中年齡大的同志還挺多, 需要選拔一些年輕幹部走上領導崗位, 實現老中青相結合。所以高揚和省委比較注意考察培養一些年輕幹部, 再加上省委換屆選舉的時候, 有的老同志退了, 這樣就把一些比較年輕的幹部推上來了,這在河北幹部隊伍建設史上是空前的。
再有就是暫停爭論講團結, 深入實地搞調研。他按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 努力把河北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這是大事。他從具體細緻的工作做起, 身體力行, 帶動省委領導班子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他認為那時的河北狀況, 穩定是大事, 要講大團結暫時停止爭論, 他就跑了好多地市縣, 帶着問題搞調查研究。從1982年6月到1985年5月底這三年間, 全省各個地市他基本都走到了, 大部分的縣也都去過了, 有的鄉村也去過了。每到一個地方, 他都很認真地去聽去看, 很認真地做記錄, 然後很認真地談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意見。
他離開河北多年以後, 有一次, 我在邯鄲遇到一位已退休多年的老領導。他説, 高揚同志真有遠見, 當年到邯鄲就提出縣委書記要學會抓工業, 要懂經營管理。現在想起來, 講得太及時、太重要了。因為當時的縣委書記多數只懂農業, 不懂工業, 也不重視經營管理。高揚同志是20世紀30年代初的老大學生, 是學經濟的, 我覺得在我們黨的老幹部裏邊, 像他這樣的高官並不多, 他屬於那種有知識有素養的高級幹部, 平時很注意學習新知識, 努力使自己從外行變成內行, 所以好多事情他看得比較準、比較遠, 是深思熟慮、深謀遠慮。這是一種領導水平、領導藝術。 [5] 
呂傳贊上世紀80年代初期,高揚同志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期間,我是省委常委、科教部部長,曾與他共事兩年多。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有這麼幾點:
一是好學。高揚同志是一位參加工作多年的老幹部,又是一位20世紀30年代畢業的老大學生,他的學識和閲歷,是非常豐富的。他在河北擔任領導期間,每天都堅持學習,刻苦讀書,從書中汲取新知識。不論是政治、經濟、文化、藝術,還是歷史、哲學,古今中外,無不涉獵。他聽到哪裏出了新書,總是想方設法買來閲讀。有一次,為了買到《大趨勢》一書,竟連跑了好幾個書店。他還很重視對報紙雜誌的學習,從中尋求一些工作上的重要思路或思想。高揚同志勤奮好學的精神,為當時處在歷史轉折時期的河北廣大幹部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
二是非常重視調查研究。高揚同志反對作風浮漂,注重調查研究。他天天思考問題,同時帶着問題有目的地下去調研,他把羣眾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把對羣眾的感情、態度問題,不僅僅看作是作風問題,而是提高到信仰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在河北,他曾以無比的堅定和勇敢,做了一件他自稱“可能是為羣眾做了一件大好事,也可能被認為是犯了個大錯誤”的事情,那就是他對農村中小學教育的改革。他在調研之後感嘆:“農村中小學教育的落後,已經到了令人不能容忍,有辱社會主義聲名的地步!”他坦言:“這樣下去,我們是沒法向農民交代的!”他就此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提出了關於辦好農村中小學的意見,觸及教育體制問題,這在當時是需要勇氣和擔當的,其精神非常可貴。
三是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高揚同志到河北時已經73歲了,他從北京來的時候只帶了一位秘書。他下鄉,總是同幾個隨員一起坐一輛麪包車;他開調研會,總是自己口問手記;他在大小會上的發言稿,都是自己起草,從不讓人代勞。這一作風令人敬佩不已,在全省幹部中更是有口皆碑。他在河北三年間,和老伴兒一直住在辦公室,吃飯在食堂,從未要求機關給過任何照顧。我到他辦公室彙報工作的時候,看到他不是在伏案批閲文件就是在認真讀書,工作精神總是處在最佳狀態。他的生活很簡樸,不講奢華,不圖享受。樸素而簡單的生活習慣,使他時時處在清新和充實之中。
四是非常重視黨的建設。用高揚的話説,就是以後應該經常整黨,他借整黨的機會對河北黨組織情況進行了系統的瞭解,對黨組織建設作出了重要部署。1983年7月,高揚代表省委提出了“振作精神,振興河北”的口號,狠抓省直機關黨風政紀,激發了全省幹部羣眾為河北作貢獻的工作熱情。 [6] 
白石:高揚同志思想很解放, 工作有魄力。他在河北任省委第一書記的三年間, 扭轉了河北原先複雜被動的工作局面, 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尤其是1983年, 在他領導下的河北省委, 實施了幹部隊伍年輕化的舉措, 打破了常規, 打開了人們以往僵化的思維, 打開了一些傳統的阻隔, 在選人用人上開啓了一個新的局面。 [7] 

高揚社會評價

《檔案天地》:
高揚同志政治立場堅定、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對黨和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無限忠誠;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無論是身處順境還是遭受錯誤處理,始終保持堅定的信念,把自己的命運與黨和國家的事業緊緊聯繫在一起;始終保持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品質,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和恩怨,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他自覺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勇於探索,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敢於堅持真理、堅持原則,堅持實事求是。他大局意識強。堅決服從組織安排,對工作兢兢業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他作風民主,密切聯繫羣眾,生活樸素,清正廉潔,嚴於律己,克己奉公。他長期在多個地方和部門擔任主要領導職務,對於重丈問題,堅持集體討論決定,重視發揮集體智慧。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幹部,他從不搞特殊,到基層調研,儘量輕車簡從,反對迎來送往,主動和羣眾打成一片,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優良作風。
高揚同志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豐富的歷史知識和良好的古今文學修養。他長期擔任黨的高級領導幹部職務,積累了豐富的黨建工作弳驗,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對加強黨的建設十分關心,對一些重大問題常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見和建議,並在《人民日報》、《黨建研究》等報刊上發表《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研究提綱》等大量文章。反映了老一輩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執着追求和對新的歷史時期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的殷切希望。
高揚同志非常關心雜文事業的發展。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期間,他支持成立河北雜文協會、創辦《雜文界》和《雜文報》,對思想解放起了推動作用。在工作之餘,他撰寫了近百篇短小精悍的雜文,北京雜文協會編輯出版了《高揚雜文散文集》。他善於抓住黨和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辯證分析,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和思想性,在弘揚正氣、針砭時弊、促進工作等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晚年,高揚同志還擔任全國雜文聯誼會顧問,積極參加雜文研討活動。 [4] 
韓立成:高揚作為一位老同志, 無論生活還是工作, 對自己要求是很嚴格的, 堪稱是領導幹部的表率。從1982年到1985年, 高揚同志在河北工作整三年。這三年, 就高揚同志自己來講, 是他一生工作中閃光的亮點;就河北來講, 是“文革”後真撥亂反正的三年。 [5] 
呂傳贊:他堪稱是共產黨人的楷模、省委書記的榜樣。 [6] 
參考資料
  • 1.    高揚  .東北大學校友總會[引用日期2023-02-18]
  • 2.    王成科編著,遼陽曆史文化叢書 遼陽近現代人物錄,遼寧民族出版社,2010.10,第173頁
  • 3.    《高揚同志逝世》,《人民日報》2009年4月26日,第4版
  • 4.    《懷念高揚》,《檔案天地》2009年第5期,第60-61頁
  • 5.    杜麗榮:《“高揚在河北”系列訪談之一 古稀之年挑重擔——河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韓立成談高揚》,《領導之友》2013年第7期,第48-51頁
  • 6.    杜麗榮:《“高揚在河北”系列訪談之二 省委領導班子的好班長——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呂傳贊談高揚》,《領導之友》2013年第8期,第52-53頁
  • 7.    杜麗榮:《“高揚在河北”系列訪談之三 嚴師益友——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白石談高揚》,《領導之友》2013年第9期,第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