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去奢

高去奢，北直寧晉人。崇禎十一年（1637）以進士任陝西涇陽知縣。修城賑餞，英敏有為，以憂去。後為御史，官至大理寺丞。《陝西通志》和《重修涇陽縣誌》卷一都記載：”元大德間知縣王據重修，集賢學士蕭（奭鬥）為之記，明宏治間知縣宋鑑重修，嘉靖間知縣屈諫起大門，為重樓，崇禎間知縣高去奢以陰陽家言稍抑焉。“知縣高去奢重修惠果寺。”

崇禎十七年（1644）官禮部主事。順治元年（1644）明亡後歸鄉。被李自成授職州牧。爾後降清，授湖廣道監察御史，高去奢“請勤召對疏”。順治二年六月（1645），湖廣道監察御史高去奢在其奏疏中稱：“今聞凡六部奏事，須由各部啓心郎翻譯，此間如系忠順者，可如實稟告，皇帝亦可熟知諸大臣之誠悃。如奏事繫有關啓心郎本人者，則其話音一轉，巧言更改，即差萬里之遙，與已無干矣。而皇帝允准諸官入內覲見之意，亦徒勞也。”啓心郎除負責一些具體事務之外，至清兵入關後，啓心郎還肩負起清初統治階層內部滿漢之間的翻譯這一重任。由於大量明朝降官以及清初科舉遴選出的漢人加入清朝統治階層，滿漢之間的語言障礙變得日益凸顯。高去奢作為明朝的降官，敏鋭地觀察到啓心郎在清初政局中所起到的作用。《清實錄.順治朝實錄》卷之十三：“湖廣道監察御史高去奢奏言。台諫之設。所以寄耳目之司。今國運方隆。庶司充列。而獨令台省班聯、晨星寥落。非所以廣言路也。請行部曹改授之法。採其聲望素著者銓補。下部院酌議。” ^[1] 

順治二年(1645),升任江南學政,“以其直聲久著、令別候優擢。”

是年,南明弘光政權滅亡,清廷從科臣龔鼎孽、學臣高去奢之請,命南京鄉試於同年十月舉行。十二月,“禮部議覆、江南學臣高去奢疏言、江南鄉試、舊額生員。中式一百二十五名。監生三十八名今南雍已裁、本省在監者、即與生員一體考試。應增二十名。從之。”

順治三年(1646)。高去奢等主持的南京鄉試,經三月殿試傅以漸成為清代歷史上的第一名狀元。清順治七年(1650)升任大理寺左寺丞。高去奢撰寧晉《重修廟學記》。原存於寧晉縣文廟,後埋於原址地下。碑文載清康熙《寧晉縣誌·藝文志》。

金剛寺,今在北京市西城區德勝門內大街辛勤衚衕慈覺寺,該寺當年為什剎海地區有名的寺廟之一。清順治十年(1653)大理寺丞高去奢撰寫的《金剛寺次略記》碑立在殿宇的東側,文字簡略卻有文采。 ^[2] 

可惜碑已不存,今存《金剛寺碑》拓片，順治十年(1653)四月七日,高去奢撰金剛寺碑文。首題:“金剛寺次略記”,額篆書題:“金剛寺十方常住碑”。張學曾正書並篆額。

清順治十年(1653),因病辭官。順治十五年(1658),祀鄉賢。清初大學士魏裔介撰《別駕沱濱高公暨魏孺人合葬墓誌銘》:“柱河公,諱去奢,崇禎丁丑進士,累官至大理寺丞,俱崇祀鄉賢,入名宦。”

我國檔案學的起源與發展,不能不提及高去奢。“檔案”一詞的起源與高去奢密切相關,中國檔案學的肇始與高去奢密不可分,高去奢堪稱“檔案之父”。

清順治二年(1645),從御史高去奢之請,清王朝下令衙門奏事俱繕本章不許複用木籤。清人遂以檔子通稱檔案。《順治朝實錄》卷十六:“(順治二年五月甲辰)。令各衙門奏事俱繕本章,不許複用木籤,從御史高去奢請也。” ^[3] 

檔案一詞始見於清代,中國明代以前對檔案的稱呼與文書不加區分,有典、冊、策、中(冊字的省形)、簡牘、文書、簿書、案卷、文案、案牘等稱謂。明末,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金汗國,傳遞文書也用木牌，清入關後改用紙張書寫，但習慣相因，仍將保存起來的文書稱作“檔案”“檔子”。清初內閣名文館，其檔子房存貯檔冊。入關後，檔冊多移入北京內閣大庫。正如《柳邊紀略》所説，“邊外文字多出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或曰“檔子”，以積累多貫皮條掛壁，若檔故也。然今文字之書於紙者，亦呼日“牌子檔子’矣。

按漢字本義，“檔”為橫木框格，係指存放東西的閣架;“案即小桌子一類的東西，引伸為處理某一事件的案卷。“檔案”即存入檔架的案卷，沿用至今，仍有其形象的和內在的意義，並賦予了新的科學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