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勃

七七事變後，受胞兄高楊等共產黨員的思想影響，於翌年（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被派到雜牌隊伍任鳳海和趙雲祥部做兵運工作。民國28年，高勃調青年抗日先鋒隊工作。他率領隊員下鄉演出，用歌曲、小戲、活報劇等形式宣傳抗日救亡道理。因隊員多是十幾歲的孩子，他親自揹負道具，照顧孩子，做了大量艱苦工作。

民國31年（1942年），高勃任中共阜東縣委書記。由於日偽軍封鎖和連年災荒，物資缺乏，生活困難。上級發給領導幹部的物資，他都分送給傷病員，還常把平時省下來的錢賙濟他人。尤其是對做地下工作的抗日干部，更是照顧備至，經常巧妙地把錢物送到他們家中，以解除其後顧之憂。

民國31年（1942年）“六二”大掃蕩以後，鬥爭形勢更加嚴峻。高勃為便於在日偽軍內部拉關係、搞內線，他冒着生命危險把躲到農村住的全家搬到縣城南街，利用一切機會聯繫在偽組織中的同學和偽官員，促其做些有益的事。至民國33年，陸續在偽組織內部發展了高光華、焦永光、王貴然、張純林等人為中共黨員，成立了地下黨支部，除崔家廟據點外，在全縣各據點都建立了內線聯繫，同時處決了一些罪大惡極的漢奸。許多偽職人員為尋求出路，主動向抗日人員通風報信，儘管日軍掃蕩頻繁，很多抗日干部卻能隱藏在日軍炮樓裏躲避日軍清剿。即使有的幹部被捕，大多數也能通過內線獲救。

日本侵略軍投降後，國民黨在各地成立還鄉團。高勃有個同學是京津還鄉團長，先後給高來過兩封信，第一封勸他放棄土改工作，投降國民黨；第二封則威脅他説，還鄉團已做好殺你全家的計劃。高勃一面嚴詞反擊，一面更加積極地領導全縣土改運動。在土改中，一些本族親戚求其幫忙，高勃向他們講解黨的政策和革命發展形勢，勸他們老老實實向羣眾交待問題，爭取寬大處理。

民國37年（1948年），高勃調往山西省，先後在臨汾、運城地委工作。全國解放後調中央公安部，歷任二局黨總支副書記、部機關黨委副書記、部政治主任助理等職。

1958年調任山西醫學院黨委書記。時值“左”的傾向衝擊教學秩序，高勃對此憂心忡忡。1959年全國文教會議後，他立即明確學校各項工作應以教學為主，恢復了學校秩序。

1962年甄別平反時，他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主動向錯批錯斗的人賠禮道歉。並按政策給錯劃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學院造反派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牛鬼蛇神的保護傘”等罪名對高勃進行批鬥。為避免羣眾之間衝突，他躲到一位老戰友家去寫檢查，竟因此被造反派打得遍體鱗傷，一條腿露出膝蓋骨，之後又關在陰暗的地下室裏。但他仍勸告前來探望的人們，不要説出自己被毒打的情況，以免引起羣眾衝突。1967年9月8日，一夥暴徒在逼問派性口供一無所獲的情況下，竟將高勃活活打死。

1978年4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為高勃平反昭雪，舉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儀式。中央領導人羅瑞卿、宋任窮等為其送了花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