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路梨花

“我”和老餘在西南邊區的一座山上迷路了，遇到一座小木屋，這座小木屋裏有柴、有米、有水，是專門給路過的行人落腳用的方便之所。“我”和老餘特別感動，想要找到主人表示感激之情，在三番兩次的誤會中，我們才得知這小屋子是當年解放軍無償修建供行人使用的，後來經過梨花姑娘、梨花妹妹等人的維護，一年又一年地起着作用。 ^[12] 

1950年春，彭荊風隨同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進入雲南後，為了建設邊疆，幾十年來，多數時間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生活、工作、戰鬥，足跡遍及紅河、怒江、瀾滄江流域。邊疆地勢險峻，人民性格淳樸，風俗特異；那一時期一般人難以經歷的戰鬥生活和民族工作，更是深刻地留存於彭荊風的記憶中。作為一個作家，彭荊風也有責任把邊地人民勇於告別舊時代，熱情擁抱新生活的過程，作為自己的寫作題材。他的許多作品，如在1955年、1956年先後在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兩本短篇小説集《邊寨親人》《佧佤部落的火把》，1979年出版的長篇小説《鹿銜草》以及與人合作的電影文學劇本《邊寨烽火》《蘆笙戀歌》，都真實地表達了彭荊風對雲南邊地的美好感情。

彭荊風表示：“我從前走在雲南的哀牢山、無量山、烏蒙山、瀾滄大黑山那些大山裏，儘管山野荒僻，四周無人，但是都會在關鍵的地段，突然遇見這樣無人看守、卻能長久在風霜雨雪中存在的小茅屋，一顆懸着的心也頓時得到了安定。小屋的出現告訴我，今夜有了安全的宿處了，不必為無處歇宿而擔心。在邊地行走時，在深山大嶺間錯過了站頭，不得不進入這類山間無人小屋過夜時，那份如在茫茫大海里獲救的心情，是何等激動！所以，每一次經過那些小屋，每一次的歇宿，都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不僅也會在臨走時積極地參與拾柴、維修小屋；而且在離開後還會時常想着，應該怎樣通過文學作品去描述這些好人好事，把邊地人民這種流傳已久的樸實美德傳播開去，與新中國成立後新社會正在提倡的新風尚相融合。”

“文革”中彭荊風經受了許多磨難。打倒“四人幫”後，彭荊風本來有許多痛苦的遭遇可以寫，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傷痕文學”特別走紅，彭荊風的7年監獄生活更是走俏的題材，但是彭荊風卻沒有寫這些。因為作家總是急於抒寫他最關注的事，所以彭荊風“文革”後寫的第一篇作品是傳遞美好情感的《驛路梨花》。

1977年初春的一個下午，彭荊風正在讀《宋詩選》。宋代大詩人陸游那美妙的詩句“驛路梨花處處開”，是那樣令人神思遐想，也有力地撞開了彭荊風記憶的閘門，使彭荊風想起了從前在邊地山林行走時，遇見的許多美麗的梨花林以及有關的人和事；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強烈的創作激情，衝擊着彭荊風，於是他立即伏案疾書。

人物、事件熟悉，構思極快，寫起來也就很順手；那天下午3時開始寫作，傍晚6時左右就寫完了。雖然寫作過程只不過兩三個小時，卻是經過了彭荊風幾十年生活的積累和孕育；特別是經歷了“文革”歲月、監獄生活的折磨以後，彭荊風表達了作為一個作家對人性美好的眷戀與追求。 ^[3] 

故事敍述者“我”是一個帶路人，讀者在“我”的眼光指引下，沿着線性敍述順序，跟着“我”經歷了在小屋借宿的經過，也看完了“我”所看到的老獵人、哈尼族小姑娘等人助人為樂的行為和高貴品質。因為是嚴格的第一人稱限知性敍述，“我”所不知道的、沒有搞明白的事，讀者也隨之不知道，於是故事產生了一波三折的敍述效果，懸念迭起，引人入勝。 ^[11] 

《驛路梨花》的轉述內容中出現的解放軍戰士是故事的焦點。他們是林中小屋的最初建造者，是“為人民服務”精神在小説文本中最初的踐行者和發起者。瑤族獵人和哈尼族小姑娘是這一精神的傳承者，而“我”和老餘則不僅見證了雷鋒精神在少數民族居住區得到認同、傳遞的事實，也親身投入其中。三類角色共同完成了敍事鏈條的一個完整循環，即從旅行過程中完成了自我和他者身份的構建和再現，同時也完成了意識形態教化以及合法性論述的完整過程。而隱含在故事背後的“雷鋒精神”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則作為缺席的在場者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0] 

從敍述方式和故事發生的語境背景來看，《驛路梨花》當可歸入20世紀70年代末期創作的“邊地小説”。這一小説類型以邊疆地區的風土人情構建故事，以邊地風情和獨特的文化景觀生成文化意義。《驛路梨花》的文本更側重於以統一的意識形態整合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想象，這是小説實現其道德倫理價值的重要條件。小説世界中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此不是作為純粹的幻想出現，而是構成小説推動現實社會的關鍵因素。創作者的寫作策略是面向一種可操作的道德實踐，並期待以此整合具有不同文化特徵的族羣的家國觀念。文中身處地理邊疆、文化邊緣的少數民族人士對這一道德價值的接受、認同和自覺實踐，勾勒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作為文化共同體得以維持的方式。換言之，《驛路梨花》對於邊疆的書寫既從文化和地理兩個角度勾勒出中原文化的“他者”形象，也構建了“民族國家”這個隱而不顯的“自我”。在這個意義上，凸顯於小説中的旅行故事，本身就是作家參與社會生活並藉以理解一個時代的手段。 ^[10] 

《驛路梨花》推出的主題是社會主義道德的傳遞，它圍繞道德主題構建了一個美好的多民族混居社羣，並與理想的公有制社會形態聯繫在一起。林中小屋是給陌生的旅行者居住的空間，由於共同信守的價值信條，陌生人之間的界限被打破了。小屋沒有鎖閉的門、門上寫着的“請進”許可所有路過的陌生人進入，屋裏的東西允許任何人使用，消除了對於“他者”的警惕和區隔。“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原則在故事的世界裏具體化為可操作和可傳遞的生活實踐，構建起一種富有親和力的倫理。 ^[10] 

《驛路梨花》的標題具有美感，雋永悠長，有“一石三鳥”的效果。“驛路”就是那個“前不着村後不挨寨”的小路。以“雷鋒精神”為主題的文章，已經很少了。作者重翻舊主題，表現出作者獨出心裁的創作理念。“梨花”不僅指大自然中的梨花，同時也象徵着雷鋒精神世代相傳，寓意着哈尼族小姑娘。作者通過對美好生活場景的描述，以及“梨花”等人物的描述，歌頌“雷鋒精神”。 ^[9] 

《驛路梨花》描述了小茅屋裏的人物，特別是小茅屋的主人，他們都有一種雷鋒精神。這個已經在崇山深處保留了十年之久的小茅屋裏，充分體現了小説人物對其的照料，同時也體現了這個小茅屋裏的人物“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品質，更好地闡釋了雷鋒精神，表現小説人物的心靈美。雖然在整篇小説中，“梨花”這個主人公沒有出現，但是到處都有梨花助人為樂的故事。文中那些景物的描述，其實也是為了烘托梨花的精神品質。比如在小説開頭：“山，好大的山啊！起伏的青山一座挨一座……消失在迷茫的暮色中”，作者通過讚美大自然的景色，來表達自己的讚歎之情。 ^[9] 

《驛路梨花》主要圍繞“我”和夜宿在小茅屋的老餘而展開，同時還不斷拋出懸念，故事情節跌宕起伏，戲劇性非常強。“我”和老餘發現了一個門板上寫着“請進”的小屋，這裏產生了懸念。當一個手提明火搶、鬚眉花白的瑤族老人出現時，“我”和老餘認為小屋的主人就是他，之後老人跟我們説這個茅屋是方便人們打獵又飢餓又疲憊的時候住的。接下來又拋出了一個懸念，老人提到，這個茅屋的主人是一個哈尼小姑娘，名叫“梨花”，她非常喜歡幫助別人。之後，在“我們”給茅屋添草、挖排水溝時，出現了一羣可愛的哈尼族小姑娘，“我”和老餘認為那個“紅潤的臉，彎彎修長的眉毛，一雙晶瑩的大眼睛”是老人口中的梨花姑娘。此後又設置懸念。介紹這個小茅屋是如何被解放軍建造的，以及這些小姑娘，和被梨花姑娘悉心照顧的小茅屋。整個小説圍繞“誰是主人”這個話題進行講述，之後引出解放軍建設小茅屋的情景。小説中出現兩個插敍，作者是通過“設置懸念——釋懸——推出新懸念”將故事打開，層層遞進、環環相扣。 ^[9] 

《驛路梨花》語言簡練，句子雖然比較短，但是讀起來朗朗上口。而且用詞恰當，充分體現出人物性格特徵和當時的情境。比如：在描述梨花和其他哈尼族小姑娘出場時的場景時，寫她們從樹林中“閃”出來，一個“閃”字充分表現小姑娘朝氣蓬勃、活蹦亂跳的樣子。而文中“驛路梨花處處開”的描述，不僅與小説題目呼應，也是提挈全文的一筆，達到了深化主題的目的。 ^[9] 

1978年，《驛路梨花》被收錄到初中語文教材中。 ^[2] 

2017年，《驛路梨花》再次選入人教版七年級下冊語文義務教育教科書第四單元第14課（2021年1月教材修訂後變更為第15課）。 ^[2] 

1977年，彭荊風發表於《光明日報》的短篇小説《驛路梨花》，是他在特殊年代經歷了一般人難以承受的折磨、重新舒展開寫作的雙翼後，情不自禁抒發的對在雲南邊地與樸實、純潔的少數民族人民誠摯相處時光的懷念，及對美好未來的呼喚。（《光明日報》評） ^[3] 

《驛路梨花》最初發表於1977年11月27日《光明日報》，後收錄於彭荊風出版的小説集中。

彭荊風（1929年11月22日—2018年7月24日），出生於江西省鄱陽縣，祖籍江西省萍鄉市，中國當代軍旅作家，歷任昆明軍區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作協雲南分會副主席、成都軍區創作室主任、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代表作品有《驛路梨花》《鹿銜草》《斷腸草》《師長在向士兵敬禮》《綠月亮》《解放大西南》《今夜月色好》《孤城日落》《太陽昇起》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