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振

馮振（1897.5.10-1983.3.13），知名的教育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詩人。1917年起先後在廣西梧州中學、北流中學、容縣中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江蘇教育學院、正風文學院、上海暨南大學、大夏大學和交通大學任教師、教務主任、教授和校長。1949年後，擔任廣西南寧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大學前身）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文學院教授、名譽系主任，桂林市、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等職。1983年3月13日在廣西師大病逝，終年86歲。

馮振，1904年至1908年於本村私塾讀書。1909年入北流縣立高小。

1910年夏，隨叔父介民往上海就學，初考上海中國公學未錄取，秋，進南洋中學預科。1911年進上海中國公學。值上海光復，各校停課。1912年秋，進南洋中學。1913年，於南洋中學肄業，同年考入交通部上海高等工業專門學校（今上海交通大學）。

1916年因病輟學。1917年至1921年任教於廣西省立梧州中學。1921年秋至1925年任北流縣立中學教員，兼任校長兩年。1926年2月至4月，任容縣縣立中學教員。

1927年至1949年，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師，兼教務主任等職。

1937年抗戰爆發，無錫國專遷往湖南長沙，1938年遷至桂林、北流，1941年又遷至桂林，從1938年起，至1946年，馮振任無錫國專代理校長。

1929年至1936年間，先後兼任江蘇教育學院、正風文學院、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大夏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講師。

1948年兼任無錫江南大學教授。1949年11月，受聘於南寧師範學院國文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50年南寧師範學院遷往桂林，與廣西大學合併，仍任原職。1951年至1953年，專任廣西大學文教學院語文系教授。

1953年，中南區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廣西大學改為廣西師範學院（今廣西師範大學），仍留院任教。1957年至1966年，任中文系主任，1980年12月30日由區教衞辦任命為名譽主任。

1976年5月至1979年6月底，承擔國務院下達的修訂《辭源》的任務，擔任修訂小組顧問。文化大革命初，曾以“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罪名受到審查和批判。

1983年3月13日在桂林病逝。 ^[1] 

1984年11月平反。其骨灰安放於南寧革命陵園。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常務委員。

馮振《老子通證》(4張)

馮振先後師從國學大師陳衍先生、唐文治先生。一生治學嚴謹，見解獨到，著作頗豐。詩學論著《詩詞雜話》《七言律髓》《七言絕句作法舉隅》等，精選唐代至清代的各家詩作進行分類比較研究，並對我國曆代詩話、詞話加以闡發，從理論上充實了我國古典文學理論寶庫。其先秦諸子研究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傳統研究方法，又運用西方新學的某些科學理論對諸子學説的義理加以新的解釋，以《老子通證》《荀子講記》《韓非子論略及提要》及《呂氏春秋高注訂補》最受學界關注。文字訓詁學著作有《説文解字講記》。善詩文，尤善七言格律，堅持自然詩學觀，提倡寫詩要自然真率，反對浮華雕琢，提倡創新變化，反對因襲模仿。一生創作近千首詩詞，大都收在《自然室詩稿》中，風格“頗似誠齋”（朱東潤語）而又“勝於誠齋”（周振甫語），享有“廣西才子”之稱。平生所作短文，多散見於建國前所編《覆瓿集》及建國後國內各報刊、雜誌。他除精通古典文學外，還精通中醫，於文、史、哲、經、教乃至農、林、工、數，皆有所學，上追孔孟老莊，下達宋明理學。且熟習英文，曾以英文論文考取留學美國（後因經濟問題未能成行）。在梧州中學任教時，曾以英文原版的幾何、代數為課本，向學生講授。

馮振長期於高校任教中國古典文學、歷代散文韻文選、文字學等課程，堅持教育事業，注重培養後學。抗日戰爭期間，上海淪陷後，曾率領無錫國專師生南下桂林，後兩次遷往家鄉北流，自籌經費，繼續辦學。

無錫國專30年，一以貫之的校長是唐文治先生。誰是第二人？也絕無爭議：馮振。抗戰最艱苦的八年，馮振先生任國專代校長，帶領南遷的國專在廣西堅持辦學，寫下抗戰教育史上難能可貴的一頁 ^[2]  。

解放後，親自登台講學，強調因材施教、知能並重，探討了一種用現代教育管理方法培養國學研究人才的有效途徑，為後來現代教育模式的建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他以師徒方式培養青年教師，並與彭澤陶先生等一些老教授共同開設多門專題課，親自講授的課程就有《訓詁學》《老子通論》《荀子》《莊子》《文心雕龍》《唐詩律》等。當代學者周振甫、馬茂元、馮其庸等為其高足弟子。

生前曾將個人藏書線裝古籍495部，含1787冊，平裝書51部，含80冊，共計1867冊全部贈送學校。廣西師範學院於1983年元旦慶祝馮振執教六十八年的題詞為：“明德慎行老壽星，丹心一片育芳馨。太湖柳綠灕江碧，春滿青山祝晚晴。”

馮振一生一直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從事培育人才的教育工作，積極參加各項民主改革運動，追求進步，積極要求參加共產黨組織。曾先後四次遞交入黨申請書，但由於十年動亂，終未能如願。

馮振自幼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教育，主張先人品，後學問，在人品修養上堪為一代宗師。他在自傳中説：“遇人接物，一任直率，不翕翕然熱，唯期淡而可久。然而公私之辨甚嚴。私事重情，公事則任法。”他是一位獨善其身的儒者，因此與道家風範相溝通，有着堅貞執著的追求並保持着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良知。他融儒家的積極進取，墨家的簡約樸素，道家的清新淡泊於一體。淡泊名利，涵養深沉，與人為善，以誠待人是他處世為人的準則。

説起馮振品德之高潔，不能不説説無錫國學專科學校。無錫國專是以我國傳統文化為教學及研究對象的高等學校。它建立在“五四”運動後第二年，它的出現可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國學的激進否定態度有關。它的創立者國學專家唐文治校長是光緒進士、清廷商務部長、上海交大校長。國際聯合會教育科曾派遣唐克爾·培根考察國專後説：“這所學校是純粹中國化的學校，中國固有文化僅賴此校一線維持。”1949年，改名中國文學院。從1927年開始，馮振在此工作了17個年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同年冬無錫市淪陷，無錫國專被迫南遷 ^[1]  。國難當頭，馮振不顧個人安危，協助唐文治校長把學校從淪陷區無錫轉輾搬遷到武漢、長沙、桂林、蒙山、昭平、北流。當學校遷到桂林時，唐文治患眼病幾失明瞭。馮振義不容辭接受委託、代理校長。他全身心投入，歷盡千辛萬苦，八方募捐借款，維持師生生存。

1938年，桂林告急，國專從桂林疏散至北流，也就是説，馮振將國專帶回了自己家鄉 ^[2]  ，在那段期間，馮振已先後失掉三個兒女，可為解決師生的吃住問題，仍動員全家搬空房子讓給學校辦學。家庭龐大的藏書庫也做了校圖書館。他變賣家產，毀家興學，還多次把家裏的糧食拿出給師生解決斷炊之難，使學校得以正常運作。

1942年，無錫國專從北流遷回桂林，為了籌集辦學經費，馮振與梁漱溟商量成立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董會，由梁漱溟出面請李濟深擔任董事長，黃紹竑、梁漱溟、李任仁、劉侯武、黃星垣等名流為校董。為國專籌集了一大筆經費，在桂林興建校舍，擴大招生，辦得特別紅火。無錫國專在他擔任代理校長期間，辦成了享有盛名的國學人才培養基地。得到廣西上層和地方人士的歡迎，認為“國專在廣西開一代學風”。

建國初期評定職稱，馮振被評為教授四級，明顯與他的資歷水平不相稱。然他卻説：“名利問題，千祈莫爭。”1950年，當過無錫國專校長的馮振已是國內著名的國學研究專家，因需要，他卻毫不猶豫地把時任的南寧師院中文系主任的職位交給剛從香港回來的林煥平。從校長到系主任再到教研組長，他連降三級，都毫無怨言。

作為一個學者，馮振治學嚴謹，博採各家之長，治成獨家見解，有難解的國學情緣；畢生愛好和主要精力都放在治詩、治先秦諸子、治宋明理學及古文辭上，能詩善文，尤擅長七言格律詩，一生創作詩詞1000多首，反映了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思想感情。他的著作頗多，詩學論著以《詩詞雜話》《七言律髓》《七言絕句作法舉偶》為代表，最受學術界的稱頌和好評。他對先秦諸子研究，著作以《老子通證》《韓非子論略及提要》《荀子講記》和《呂氏春秋高注訂補》為代表，最受學術界關注。他的《説文解字講記例言》既是一部獨闢蹊徑、見解獨到的學術著作，又是一部讓學生開闊視野、對比歸納、獨立深思、創造性學習和研究的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他的學術思想及在國學研究上的成就早在三十年代就為國人所矚目和讚許。錢鍾書説他：“學者津樑，舍此安孰？”他對古籍十分熟悉，談起來如數家珍，他對古代詩詞記誦之博，到了使人吃驚的程度。除了精通古典文學外，還長精中醫，能開處方為師生、朋友治病，文、史、哲、經、教乃至農、林、醫、工、數，皆有所學，上追孔孟老莊，下達宋明理學。且熟習英文，曾以英文論文考取留學美國。在梧州中學任教時，曾以英文原版的幾何、代數為課本，向學生講授。

馮振長期在高校講授中國古典文學、歷代散文韻文選、文字學等課程，十分強調因材施教、知能並重，讓學生學以致用，對社會多作貢獻。他深諳中國傳統治學方法的精義，並且探討了一種用現代教育管理方法培養國學研究人才的有效途徑，為後來現代教育模式的建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他的學術著作都是在長期教學實踐的基礎上，修訂教學講義逐漸提煉而成，這種把古典學術與今人的現代闡釋結合起來的表述方法，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也是十分優秀的綜合性教材。當時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師生稱頌他是“明德慎行老壽星，丹心一片育芳馨”。

馮振讀書、著作、執教都十分嚴肅、認真、對自己、對學生要求都很嚴格。他在《馮振小傳》中寫道：“平生讀書，好首尾無間，一字不輕放過，或隨手校勘，丹黃遍其上。”他常常教育學生，讀書最忌囫圇吞棗，對所學過的辭章、義理要反覆推敲、琢磨，力求理解，融會貫通，使之成為系統的知識。

他從事國學研究、教學和文學創作，很強調“知”和“能”。他認為，作為一名文學教育工作者，知是主要的，因為只有知才能像木匠一樣示人以規矩，準確無誤地向學生傳授好知識。他從事教育工作68年，長期研究和講授諸子，不僅義理熟習，闡釋深刻，見解獨到，而且善於運用邏輯方法，立説講解，深受學生歡迎。馮先生長期在各高校講授文字學，對《爾雅》《説文》及清代訓詁學研究篤深。他研究《説文》，博採眾家之長，融冶成自己的見解。他對詩詞的研究、教學、評論和創作，成就尤為突出。他的《詩詞雜話》《七言律髓》《七言絕句作法舉隅》是長期研究的結晶，不僅對自唐代到清代各家詩作了精選並分成門類進行比較研究，歸納出其特徵、特點，而且也對我國曆代詩話、詞話作了精闢的闡發，從理論上充實了我國古典文字理論寶庫。

馮振對中國古典文學不但知之淵博，而且能詩善文，尤擅長作七言格律詩。他一生創作的近千首詩詞，大都收集在《自然室詩稿》裏。

同為北流人的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安徽大學校長陳柱尊曾説馮振的詩“本得於乾坤之狷氣”，“能以學問涵養勉至於中”。中國古代文學及各體文學專家朱東潤、中國古典詩詞、文論專家周振甫則都認為馮振詩風格“頗似誠齋”而又“勝於誠齋”。

“誠齋”是南宋傑出愛國詩人楊萬里的號。朱東潤、周振甫如此評價馮振的詩一點也不過分。他的自然室詩自然率真，平易近人，活潑新鮮，毫無矯揉造作與雕鏤刻削。他認為：“無病呻吟等噪蟬，情真才有好詩篇。英雄慷慨紅顏怨，一樣傷心為盛年。”(《自題詩集》)

馮振的詩詞生動、形象地反映了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思想感情，藴藏着希望、進取和追求。他的藝術風格超羣卓爾，做詩填詞，從不學一人，從不宗一派，上起《詩經》，下及晚清，無所不學，兼容幷蓄，自成一體。“轉益多師是汝師，杜陵心法不吾欺。中兼漢魏包唐宋，上溯洪荒下近茲。”（《自題詩集》）他在《題呂方子詩存》中説：年來我論詩，避直取曲邃。景是眼前景，字是尋常字。及其寫之出，迥異常人意。深入如螺絲，層層發其秘。卻又非艱深，故以文淺易。所以人讀之，每有味外味。

馮振的時事感懷詩，感時憂國，抒寫懷抱，表現出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寫於1916年的《讀嶽武穆文文山詩有感》雲：“慷慨思將衞霍儔，無情逝水悵難留。男兒不向江邊老，壯志應先天下憂。胡虜只今污淨土，河山何日返神州。遺詩讀罷還長嘆，感憤傷時涕淚流。”那時正是北洋軍閥統治最黑暗的時期。詩人讀岳飛、文天祥的詩，聯想到祖國遭外族凌辱的慘痛現實，感嘆衞青和霍去病那樣的愛國名將如流水而逝，抒發了自己熱愛祖國的壯志情懷。

在馮振早年的詩歌創作中，就湧動着一股強烈的憂國報國之情。在《感憤》五首中，詩人描寫道：“四海困窮狼入室，陸沈悽慘舊神州”、“薊北烽火連海岱，江南殺氣暗瀟湘”，揭露了舊中國內亂外患的現實，大聲呼籲“四海兄弟應急難，莫教深負脊令詩”，最後詩人説道：“傷時語苦千篇少，救國心雄一劍知。”報國之心，天地可感。

1932滬淞會戰，十九路軍奮起抵抗日軍侵略，詩人又作《感憤》：“孤軍禦寇兩旬餘，日日欣聞報捷書。誰料天生殺賊手，依然窗下注蟲魚。”為自己未能血戰沙場親手殺敵而遺憾。由於國民黨奉行不抵抗政策，與日本簽訂了賣國的《淞滬停戰協定》，詩人悲憤而作《哀閘北次張豫泉先生韻》，揭露日寇侵華野心，歌頌十九路軍將士的愛國精神，痛斥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詩人還寫了不少詩作控訴日寇暴行，同情民眾苦難，表現出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責任感。在《避寇蒙山聞容縣陷敵焚燒極慘我軍與之激戰》中詩人希望中國軍隊“快驅殘寇靖鄉閭”。在《桂林柳州相繼失守悲憤填膺感而賦此》中詩人悲憤寫道：“十萬災黎拋擲盡，宜山西望淚難收。”

馮振還有一些詩在描寫山水風物中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情懷：“原野何寥闊，春歸淚眼中。眾山遙帶雨。一水遠浮空。民已三年戰，今成四海窮。干戈悲未息，臨眺氣如虹。”（《野望》）“蘆葦蕭蕭野水愁，採菱人去剩空舟。孤村已是驚雞狗，勝地偏教列劍矛。萬頃湖光添殺氣，八方烽火擾羣鷗。傷心欲向虞姬石，何以當年楚漢秋。”（《萬頃堂》二首）簡直和“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杜甫《春望》）“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杜甫《登樓》）一類愛國詩篇異曲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