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宗融

馬宗融（1890年-1949年）教授、文學翻譯家。回族，成都市人。早年留學日本，於1919年留學法國里昂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回國，先後在上海復旦大學、廣西大學任教。抗戰時任四川大學、北碚復旦大學教授，並投身於抗日救亡宣傳運動，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以及重慶回教救國協會副會長。抗日勝利後，於1947年受聘在台灣大學文學院任教，參加“大學教授聯誼會”，投身於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進步活動，參加罷教和油性請願，幫助進步學生脱險等。在台灣大學期間，因對現實憤懣，馬宗融飲酒過量病重，在大學教授聯誼會的安排下，於1949年拖着病體返回上海，於4月10日逝世。與其妻羅淑同為著名翻譯家。譯有俄國屠格涅夫的《春潮》等。 ^[1] 

馬宗融亦是著名文學家巴金的好友，巴金先生著有《懷念馬宗融大哥》一文。

遊子海外歸

國心的馬宗融夫婦不顧羅世安的激烈反對，毅然於1933年回到了災難深重的祖國。馬宗融在復旦大學任教，羅世彌則在立達學園農村教育科教高中，併兼任小學部主任。回國後的兩、三年是他們最愉快的時光，也是創作、翻譯最豐收的時期。他們與許多作家成了摯友，巴金、靳以、李健吾、黎烈文、黃源等都是家中的常客。在朋友們的鼓勵下，羅世彌不僅翻譯外國文學作品，還根據青少年時期在簡陽的生活經歷，創作了短篇小説《生人妻》。這部作品使她一鳴驚人，一舉步入了傑出女作家的行列。小説發表時，巴金為羅世彌取筆名“羅淑”，從此羅世彌便“以這個筆名不朽了”。（李健吾《記羅淑》）。

馬宗融這一時期相繼在《文學》、《世界文學》、《文學叢報》等雜誌發表譯作。他還用了不少精力譯介外國文壇的狀況，寫了《法國的文藝雜誌》、《法國小説家雨果》、《現代法國人心中的雨果》、《巴比塞對雨果的評語》；翻譯了雨果的《巴爾扎克之死》，布拉伊的《喬治·桑、巴爾扎克與左拉》，波母的《左拉的的新評》等。他的譯介不侷限於法國文學，還轉譯過托爾斯泰以及比利時詩人梅特林克等的作品。1936年6月18日，高爾基逝世以後，馬宗融翻譯了法國作家勃洛克的《一個民族的小説家》來紀念這位無產階級文學大師。作為回族人，馬宗融十分重視阿拉伯文學，他1934年在《文學》月刊上翻譯了阿拉伯作品《鳥語》，並作序介紹阿拉伯文學的狀況。

戰亂留下孤雁

1936年秋，馬宗融迫於生活壓力，攜妻女去廣西大學文學院任教，受到廣西當政者黃旭、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敬重。但羅淑很反感應酬，加上此時正是她創作高峯期，因此十分留戀上海。她堅持要到上海或杭州去寫作，然而，此時她已身懷有孕。捱到1937年夏天，馬宗融剛將妻女送到上海，“8·13”爆發了。他們只得分別輾轉回到故鄉成都。

回到家鄉以後，馬宗融在四川大學教書，先與周文一起籌建文藝界抗敵工作團，未果，隨後便與李劼人、朱光潛、周太玄、羅念生等人發起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羅淑則在報上連續發表宣傳抗戰的文章。一時間，馬宗融夫婦在泡桐樹街的寓所，成了成都文化人聚首的地方。然而老天不長眼，就在馬宗融夫婦滿懷熱情地投入到抗戰文藝工作中時，巨大的災難降臨了：羅淑在生下兒子後，因患產褥熱，竟突然撒手而去。這一天是1938年2月27日。

羅淑走了，丟下孤獨的馬宗融和一對嗷嗷待哺的兒女。愛妻的去世，使馬宗融頓時像只失偶的孤雁，痛不欲生。垮了精神支柱的馬宗融，再也不願留在傷心的故土。1939年夏，他應復旦大學的聘請去了重慶，當時復旦大學遷至重慶。

在艱難的抗日戰爭歲月裏，馬宗融一面教書，一面為抗戰奔忙。因為他是回族人，所以特別重視喚醒回民同胞參加抗戰。他倡議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會，在發展回族文化，加強回漢團結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這期間，他繼續完成了左拉的長篇小説《萌芽》的翻譯，卻不料送去出版時將書稿丟失了。這對馬宗融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過了很久，他才重新拿起筆，與李劼人共同翻譯了左拉的另一部作品《夢》。此後他才重又接着做他的譯介工作。1944年，馬宗融在朋友的幫助下，還自編了一本雜文集《拾荒》。這是他留下來的惟一的創作集。

馬宗融是一位堅定的民主戰士。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都渴望中國能成為和平、民主、強盛的新國家。可是內戰很快就粉碎了人們的美好願望。復旦大學遷回上海，生活卻沒有改變。學校成立了以教授為主體的“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馬宗融積極投身到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運動洪流之中。他發宣言、罷教、請願，常常提着粗手杖親自送學生回家，還把上了黑名單的學生藏在家裏。這一系列行動引起了當局的強烈不滿。1947年暑假，校方以解聘相挾，要求馬宗融立即停止民主活動，遭到了馬宗融的嚴辭拒絕。於是校方解聘了馬宗融。一位知名教授就這樣被獨裁當局趕出了復旦。

願意死在上海

離開復旦後，當年秋天，台灣大學聘用了馬宗融。離開上海時，老朋友巴金扛着箱子一直把馬宗融送到船上。在台灣，馬宗融的生活得到了暫時的改善，且有台靜農、許壽裳、黎烈文、喬大壯等一班好友的往來，使他的心情有短暫的舒暢。然而好景不長，隨着內戰的加劇，台灣的氣氛也日趨緊張，許壽裳遭特務暗殺，喬大壯被解聘回蘇州後自沉水底。這些都給馬宗融以沉重的精神打擊。更糟的是，他又患了嚴重的腎炎，渾身水腫，連站立都很困難。巴金去信勸他先在台灣把病治好，馬宗融卻回信説“願意死在上海”。於是1949年初，馬宗融讓人抬着毅然上了返回大陸的輪船。到達上海他見到巴金的第一句話便是“我看到你啦！……”

由於兵荒馬亂，回到上海的馬宗融仍沒有得到治療。病情一天天加重，拖到1949年4月10日，腎臟衰竭的馬宗融，終於在貧困與戰亂中告別了人世。馬宗融死前是很悽慘的，據馬宗融的女兒馬小彌回憶：“彌留之際，因為夜裏戒嚴，連送醫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燈光下，我和弟弟束手無策地看着父親嚥氣。”

一位優秀的翻譯家就這樣在戰亂與貧困中悲涼地結束了一生。

馬宗融夫婦與巴金的友誼

馬宗融一家與巴金有着深厚的友誼。馬宗融和羅淑都是巴金最好的朋友。

馬宗融與巴金可謂一見如故。1929年的一天，在朋友索非家裏，二人初次見面，馬宗融就毫不掩飾地向巴金吐露了自己心中的秘密。從此，他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密友。33年之後，巴金在《懷念馬宗融大哥》一文中，深情地回憶了他們一生的友誼。巴金説：“他是對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聽見人講我的壞話，他會跟人打架。”

羅淑認識巴金則是1935年回國後不久。羅淑視巴金為良師益友，而巴金也認為羅淑像“長姊似地把朋友們拉到她身邊”，“我們都相信她，敬愛她”。羅淑的家成了巴金和一批文化人相聚的場所。巴金在《紀念一個友人》中，還記述了他與馬宗融、羅淑生死之交的一段文字：巴金受朋友之託，冒着生命危險從日軍警戒線下帶出了一口箱子，裏面有一支手槍，一百發子彈和一包義勇軍的文件。巴金將它們存放在羅淑家達一年之久。在那個恐怖的年代這該需要何等的勇氣！

羅淑能成為1930年代傑出的女作家，巴金功不可沒。羅淑小説大多是在巴金等朋友的鼓勵下創作的。《生人妻》寫成後，也是巴金首先在他和靳以主編的《文學月刊》上發表的，巴金親筆寫下了“羅淑”的筆名。1938年羅淑逝世後三個月，巴金就為羅淑編輯出版了第一個小説集《生人妻》，第二年6月又編輯出版了小説集《地上的一角》，1941年，巴金再次為羅淑編輯出版了小説散文集《魚兒坳》。巴金不僅為友人傾了全力，也為中國文學保留了一份珍貴的遺產。

馬宗融去世後，巴金收留照顧了馬宗融與羅淑的一雙兒女。幾十年過去了，巴金還懷着“欠債”的心情寫下了紀念馬宗融的散文《懷念馬宗融大哥》。巴金説：“我看見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在他身上閃閃發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