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生文化

我國的養生文化源遠流長，在秦漢以前就已形成了基本的理論思想與方法體系。

道家“重人貴生”，認為“先天地生”的“道”是生命的本原，因此，道家不但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是一切事物變化的根本規律，也是認識生命問題的基本原則。道家的“貴生”表現出對生命本身的肯定。在養生方法上，道家主張“致虛極，守靜篤”，由此而發展出了道家的主靜養生體系。道家的方法是回到赤子狀態，儘量不要受社會的干擾，“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認為應該“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只要恪受中和(“緣督以為經”），“守其一以處其和”，就可以做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莊子》）在形神關係上，道家輕“形”重“神”，認為“氣”在“身”內，“氣”是“身”的內驅力，通過“抱魂守一”使“氣”與“道”合，就可以做到使“身”不朽，長生不老 ^[1]  。

《黃帝內經》簡稱《內經》，分為《素問》和《靈樞》兩部分，主要部分形成於戰國時期。該書全面總結了秦漢以前的醫學成就，標誌着中國醫學發展到理論總結階段，也是養生理論的奠基之作。《內經》中的養生思想非常豐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整體健康觀。認為人體陰陽平衡是健康的基礎，一旦平衡被破壞，健康也就被破壞了：“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

順應自然觀。只有“和於陰陽，調於四時”或“法則天地，逆從陰陽，”人們才能達到至人、真人、聖人、賢人的境地，實現健康長壽乃至長生不死。

重在預防觀。《內經》提出：“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等到已經生病再治、再養就晚了。這不但是古代養生的基礎，而且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攝養情志觀。《內經》重視精神修養，認為精神愉快、情結穩定是身體健康的關鍵。《素問·上古天真論》雲:“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形神兼修觀。《內經》認為既要保養精神，使“精神內守”，又要鍛鍊形體，做到“形勞而不倦”，動靜結合，方能“形與神俱”,卻病延年。

《內經》主張採用多種方法來達到修真養生的目的，除了注意四時飲食起居、情志調節等外，也很強調採用導引、吐納等法。例如《內經》認為居住在潮濕地方容易得關節炎一類的病，主張採用導引之法治療。對“緩節柔筋而心和調節者”,可以讓他們練習“導引行氣”之術。 吐納屬內養功，《內經·素問》中多處提及吐納之法。如“腎有久病者，寅時面向南，淨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遍，以引頸嚥氣順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後，餌舌下津令無數。”這些方法成為後來氣功發展的基礎。

《呂氏春秋》由秦丞相呂不韋集合門客集體編撰而成。該書雖然以探討治國安邦之術為主，但不少篇章論及養生，形成了動以養生的特色：動是生命的精髓，“動而萌，萌而生，生而長”，並進一步提出了去害知本、動以養生的基本原則。去害即“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而去五味充形之害、五情接神之害、七淫動精之害，只有如此，才能做到“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知本是指知精氣流動之本：“流水不腐，户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而“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

不過《呂氏春秋》並沒有明確提出怎樣“動”。華佗則把“動”解釋為人體勞動之動，以“谷氣得消，血脈流通”説明“動”的功能，比呂氏的氣鬱致病説合理得多。

《淮南子》是漢初淮南王劉安仿《呂氏春秋》而寫的，書中也有許多養生論述。《淮南子》認為，養生就是“體道”：“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

養生的要義是做到形、神、氣三位一體：“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三者中養神最重要，精神內守才能使神得其位，神得其位、精神清明才能充分發揮神的作用。所以《俶真訓》説：“神清者，嗜慾不能亂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

《淮南子》主張適度運動：“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同時又主張要節慾：“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臟搖動而不定矣；五臟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也；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而無由識之矣。”

《淮南子》還非常重視保持心態平和：“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主張“以中致外，百事不廢。中能徵之，則外能吸之。中之得，則五臟寧，愚慮平，精力堅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鞼。”這種“以中致外”、以神馭形的思想，表現出十分明顯的道家色彩 ^[2]  。

先秦到漢代的養生方法注重內外兼修，具體方法主要有行氣、服食、導引等，這些方法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既注意“形”，又注意“神”。

養生術的發端和逐步完善行氣從古人對“氣”的認識出發，調節氣的運行也就成為養生的第一要務，於是產生了“行氣”之術。“氣”是我國傳統生理學的重要概念，它包含三層含義：日精月華之“氣”；父母陰陽相媾而結為人的初始“元氣”，即“先天之氣”；通過飲食物質所化生，維持生命活動的營養，稱為“水谷營衞之氣”，即“後天之氣”。人出生以後“先天之氣”逐漸被損耗，需用“後天之氣”補充。“行氣”的目的就在於通過專門功法，使“後天之氣”不斷化生為“先天之氣”。因此“行氣”是一種自我控制的內循環運動。

服食可能來源於古代的“食養”。《山海經》裏記載了某些食物或藥物食用後有“善走”、“不夭”、“多力”、“美人色”的作用，《周禮》有許多關於飲食搭配的要求。到了戰國末期，神仙術士把這稱為“服食”，並視為修煉成仙的重要手段。秦皇、漢武都迷信此術，致使神仙方術和服食大為盛行。東漢時《神農本草》把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認為上藥養命，可以使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可見“服食”影響之深廣。“服食”分為服藥、服丹、食氣。食氣也叫服氣，主要以採集日精月華、松濤流泉等精氣，以更替體內濁氣為特徵的呼吸吐納運動。

先秦時期引導術式較為簡單，僅有單個動作。始見於《莊子》：“吹呴呼吸，吐固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1973年12月，從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了一幅西漢帛畫《引導圖》，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歷史。帛畫上繪有4排、每排11人，代表四季和11道經絡。從整個圖看，絕大多數是針對某一病痛設計的動作。有的圖側不僅註明了所能醫治的病痛，其動作設計與療疾區的關係也符合人體解剖結構，可見當時的引導主要是用來防治疾病的，並且發展到了較高的水平。

良好的道德情操，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標誌，而心理健康則是祛病延年的前提。漢代哲學家兼養生家董仲舒在分析孔子關於“仁者壽”的原因時曾精闢地指出：“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則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春秋繁露》）作為儒家“亞聖”的孟子早就提出過“修其身而天下平”的口號，而修身的方法則在於“存心養性”。在修身養性問題上，《中庸》作者曾寓意深長地提出了一個“誠”的方法：“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謂“誠”，在這裏實際上是指人的自我修養。

從養生文化的特點來看，人的主觀能動性則是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的，這就是強調個體必須通過“養性”來主動增強適應社會環境的能力，以便達到健康長壽的養生目的。至於如何“養性”，《黃帝內經》提出應該力求做到“恬淡虛無”，具體要求是“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不下相慕”。道家學説在承認自然規律客觀實在性的同時，還認為“天道”就是“無為”。從這個論題出發，道家必然要求“人道”也同“天道”那樣，應該無所作為，做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這裏指的是指人的精神、性情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