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中憶蕭紅

本來就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覺得悶在窯洞裏的日子太長。要是有更大的風雨也好，要是有更洶湧的河水也好，可是彷彿要來一陣駭人的風雨似的，那麼一塊骯髒的雲成天蓋在頭上，而水聲也是不斷的嘩啦嘩啦在耳邊響，微微的下着一點看不見的細雨，打濕了地面，那輕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飄舞不起而沾在泥上了。這會使人有遐想，想到隨風而倒的桃李，和在風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風雨和浪潮，都更能顯出百物的凋謝和生長，醜陋和美麗。

世界上什麼是最可怕的呢，決不是艱難險阻，決不是洪水猛獸，也決不是荒涼寂寞。而難於忍耐的卻是陰沉和絮聒；人的偉大也不是能乘風而起，青雲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橫逆之來，而是能在陰霾的氣壓下，打開局面，指示光明。

時代已經非復少年時代，誰還有幽閒的心情在悶人的風雨中煮酒烹茶與琴詩為侶呢？或者是温習一些細膩的情致重讀着那些曾經被迷醉被感動過的小説，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點温柔的淚？那些天真，那些純潔，那些無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輕微的感傷，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飛逝了，早已飛逝得找不到影子了。這個飛逝得很好，但現在是什麼呢？是聽着不斷的水的絮聒，看着髒布也似的雲塊，痛感着陰霾，連寂寞的寧靜也沒有，然而卻需要阿底拉斯的力揹負着宇宙的時代所給與的創傷，毫不動搖的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種大聲疾呼，便是一種驕傲，便是對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決不會麻木的，我的頭成天膨脹着要爆炸，它裝得太多，需要嘔吐。於是我寫着，在白天，在夜晚，有關節炎的手臂因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有沙眼的眼睛因為在微小的燈光下而模糊。但幸好並沒有激動，也沒有感慨，我決不缺乏冷靜，而且很富有寬恕，我很愉快，因為我感到我身體內有東西在衝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會看到將來，它使我跨過現在，它會使我更冷靜，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的那種無愁的青春更可愛啊！

但我仍會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難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峯，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沒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為了黨，他受埋怨過，然而他沒有感傷過，他對於名譽和地位是那樣的無睹，那樣不會趨炎附勢，培植黨羽，裝腔作勢，投機取巧。昨天我苦苦的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過了那麼久，卻還不能徹底的變更自己，他那種二重的生活使他在臨死時還不能免於有所申訴。我常常責怪他申訴的“多餘”，然而當我去體味他內心的戰鬥歷史時，卻也不能不感動，哪怕那在整體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剛逝世不久的蕭紅，明天，我也許會想到更多的誰，人人都與這社會有關係，因為這社會，我更不能忘懷於一切了。

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時山西還很冷，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獷的我，驟睹着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着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説話是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原故吧。但我們都很親切，彼此並不感覺到有什麼孤僻的性格。我們都盡情的在一塊兒唱歌，每夜談到很晚才睡覺。當然我們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沒有差異，然而彼此都能理解，並不會因為不同意見或不同嗜好而爭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隨同我們一道去西安，我們在西安住完了一個春天，我們也痛飲過，我們也同度過風雨之夕，我們也互相傾訴。然而現在想來，我們談得是多麼少啊！我們似乎從沒有一次談到過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卻以為她從沒有一句話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為我們實在都太真實，太愛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為我們又實在覺得是很親近的。但我仍會覺得我們是談得太少的，因為，像這樣的能無妨嫌、無拘束、不需警惕着談話的對手是太少了啊！

那時候很希望她能來延安，平靜的住一時期之後致全力於著作。抗戰開始後，短時期的勞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麼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許比較適於幽美平靜。延安不夠作為一個寫作的百年長計之處，然在抗戰中，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少顧慮於日常瑣碎，而策劃於較遠大的。並且這裏有一種朝氣，或者會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蕭紅卻南去了。至今我還很後悔那時我對於她生活方式所參與的意見是太少了，這或許由於我們相交太淺，和我的生活方式離她太遠的原故，但徒勞的熱情雖然常常於事無補，然在個人仍可得到一種心安。

我們分手後，就從沒有通過一封信，端木曾來過幾次信，在最後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約一星期前收到）告訴我，蕭紅因病始由皇后醫院遷出。不知為什麼我就有一種預感，覺得有種可怕的東西會來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説：“蕭紅決不會長壽的。”當我説這話的時候，我是曾把眼睛掃遍了中國我所認識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種無言的寂寞，能夠耐苦的，不依賴於別的力量，有才智、有氣節而從事於寫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憂竟成了現實，當我昂頭望着天那邊，或者低頭細數腳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壓制我喪去一個真實的同伴的嘆息，在這樣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個真實的同伴，便多一份力量，我們的責任還不只於打開局面，指示光明，而還是創造光明和美麗；人的靈魂假如只能拘拘於個體的偏狹之中，便只能陶醉於自我的小小成就。我們要使所有的人，連仇敵也在內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為這享受而有的偉大犧牲。

生在現在的這個世界上，要頑強地活着，給整個事業添一份力量，而死，對人對己都是莫大的損失。因為這世界上有的是戮屍的遺法，從此你的話語和文學將更被歪曲，被侮辱；聽説連未死的胡風都有人證明他是漢奸，那麼對於已死的人，當然更不必賄買這種無恥的人證了。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的詮釋，那麼《生死場》的命運也就難於倖免於這種災難。在活着的時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卻還有各種污衊在等着，而你還不會知道；那些與你在一起的脱險回國的朋友們還將有被監視或被處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這批人逼到什麼地步才算夠？貓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娛樂自己的得意。這種殘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惡毒，更需要毀滅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將陸續地壓住我沉悶的呼吸。尤其是在這風雨的日子裏，我會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經夠消磨我的一生，何況更加上你們的屈死和你們未完的事業，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這風雨，寄語你們，死去的，未死的朋友們，我將壓榨我生命所有的餘剩，為着你們的安慰和光榮。哪怕就僅僅為着你們也好，因為你們是受苦難的勞動者，你們的理想就是真理。

風雨已停，朦朧的月亮浮在西邊山頭上，明天將有一個晴天。我為着明天的勝利而微笑，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燈，平靜的躺到牀上 ^[1]  。

《風雨中憶蕭紅》寫於1942年4月25日，距女作家蕭紅在香港去世約三個月。此前，丁玲因在她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自己的《三八節有感》等雜文而受到批判，便回到文協。而國民黨特務機關乘機把丁玲和王實味等人的文章編印成《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獄真相》的小冊子，四處散發，造謠惑眾。當時在延安工作的丁玲心情極為煩悶，於是思念故友，發而為文，以遣釋心中的愁緒 ^{[2]  [3]}  。

《風雨中憶蕭紅》是一篇悼念文章，丁玲為紀念蕭紅而寫的二題中的“風雨”，指的是自然氣候，也寓指作者當時的心境。文章字字叩擊着讀者的心絃，表露出作者的真情。從文章的內容來看，可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寫在風雨中的所見、所聞、所感。文章從四月的延安下起細雨入筆，描寫自己在窯洞中，看到骯髒的雲、微微的雨，聽到嘩嘩的河水聲，感到周圍是一種“陰霾的氣壓”。在這種環境下，最不堪忍耐的是陰沉和絮聒，它使人心情煩亂焦躁，而希望有一種超人的力量能“打開局面，指示光明”。聽着不斷的水聲的絮聒，看着髒布式的雲塊，痛感着連寂寞的寧靜也沒有的陰霾，作者困在窯洞裏，心煩意亂，無心煮酒烹茶讀小説，無心思念天涯故人。淚，流走了美好的心緒。這時，作者是多麼需要阿底拉斯的力揹負着宇宙時代所給予的創傷，毫不動搖地存在着，用“存在”來回答一切。但是，她並沒有麻木、消沉，而是繼續抗爭，以寫作來尋求冷靜、寬恕、愉快，求得精神的寄託，應對這沉悶的環境。由於寫作，終於想起了天涯故人：作者想起雪峯，他是作者的知友中最沒有自己的人；她想起秋白，政治家和文學家的二重生活，使他面對死亡而不能免於申訴；又想到了蕭紅，於是引出了文章所憶的主人公。

第二部分，通過對蕭紅的回憶，抒發了對亡友的思念和惋惜之情。首先是回憶了和蕭紅的短暫交往及對作者的印象，在回憶中沒有具體描述她和蕭紅交談的內容，也未提及兩蕭之間那段不愉快的離異。字裏行間流淌着對蕭紅的感情是真實的，深沉的，作者對於蕭紅的處世為人，對於蕭紅的悄然離世，無法壓抑自己的萬千感情。她為蕭紅的坦然直率而驚訝不已，“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她為有蕭紅這樣的朋友而感到欣慰，“因為我們實在都太真實、太愛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她為沒能勸説蕭紅去延安從事寫作而後悔不已，因為延安“有一種朝氣，或者會使她更健康些”；她又為蕭紅的慘死而感到無言的寂寞，因而聯想到在中國，有才智、有氣節，能夠耐苦而又不依賴於別的力量從事獨立寫作的女性，是如此寥寥。總之，對蕭紅的早逝，未能創造更多的“光明”和“美麗”使人們“有崇高的享受”而感到無限的沉痛和惋惜。

第三部分，表明為着事業，應該頑強地活下去。文章強調為了“整個事業”，應該頑強地活着，而死則是“莫大的損失”，因為文學將被“歪曲”，人身將被“侮辱”。面對不少人與人為惡，一些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並且由活人而聯想到死人，作者表達了對蕭紅作品的擔心。基於這個想法，她產生了一種觀念：為着自己和朋友的事業，即使在沉悶的環境中也應堅持着活下去。文章最後，堅信將來是美好的，作者為着明天的勝利而微笑。這表現了作者樂觀的人生態度，她並沒有在沉悶的氣氛中消沉。這樣結尾，給文章增添了若干亮色。

作者是借對亡友的思念，寄託自己在沉悶和孤寂的環境中對人生理想的執着追求。作者不僅僅是在風雨中憶蕭紅，更多的是抒説自己的感慨，或説她是在借祭蕭紅之酒來澆自己心中的塊壘。文章的基調是深沉而又樂觀向上的，文中的環境氣氛是沉悶的，但它沒有苦澀，沒有隱晦，感情像潺潺溪水有節制地流淌，對蕭紅的甜蜜回憶與突破眼前“陰霾的氣壓”的衝動相交替，給人以多重明朗的藝術享受。深沉的筆調如實敍述作者的印象，於直白中見真情，於曉暢中見匠心，並未因思想上的矛盾而使文章顯得晦澀、乖僻和陰冷 ^[3]  。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方銘《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評析：現代散文》：作者回憶蕭紅，並沒有像通常寫法去列數一個女作家的許多行狀和事蹟，毋寧説這裏是一種情感和思緒的紀錄。蕭紅這位作家身世離奇而坎坷，丁玲的回憶是從“我”的感覺來看的。點明瞭時間、地點後，寫初見蕭紅的印象，寥寥幾筆，你不能不驚歎作者對蕭紅的外貌到氣質，捕捉得十分準確。作者惋惜還有許多話沒有交流，她已經感到無言的寂寞。那一聲感嘆，是讚揚蕭紅的為人，但又未嘗不是契合作者自己。説罷蕭紅，後面一大段是作者有感而發的議論。這是為蕭紅而説的，又是作者站在一個作家的主體意識，從倔強生命裏傳出的回聲。文章有一個爽朗的結尾，它也是一個象徵 ^[4]  。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清華《中國新時期女性文學研究資料》：這是延安時期丁玲留下來的極為特殊的一篇散文，這篇文章流露出來的苦悶、悲憤和躁動不安的情緒，使人感受到她內心世界的痛苦和矛盾。那是一個強悍的靈魂面對一個“懷着寂寞的心情”死在“悲壯的鬥爭的大時代”的靈魂時的悲痛，也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女性面對一個有才華的同伴的死時的孤單 ^[6]  。

湘潭大學教授萬蓮子《關於女性文學的沉思》：《風雨中憶蕭紅》是湘女丁玲反思“女性一公民”文化意義的傑作之一，丁玲在文章中穎悟到了“女性一公民”之間的那種與生俱來的姊妹情誼，那種源遠流長的女性文化親和力 ^[5]  。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現代女作家，原名蔣冰之，湖南臨澧人。1927年畢業於上海大學中文系，同年發表小説《莎菲女士的日記》。1930年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月刊，這時期她創作了《水》《母親》等多個作品，是其走向文學創作道路的豐收時期。1936年去陝北，在解放區寫的小説分別收錄在《一顆未出膛的子彈》《我在霞村的時候》等集子中。1948年寫成了她創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長篇小説《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