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富裕中農顧湧從八里橋趕着親家胡泰的膠皮大車回到了暖水屯。村子裏很多人都來打聽是怎麼回事，他不肯把胡泰怕土改沒收財產而轉移車子的真相告訴給大家，但錢文貴派兒媳婦回孃家打聽到了真實情況。

村裏人議論紛紛，貧苦農民都盼望着土改運動的到來。錢文貴指使小學教員任國忠製造謠言，説要變天，擾亂人心。錢文貴陰險狡猾、詭計多端——八路軍解放暖水屯後，他見風使舵，把兒子錢義送去參加八路軍，成了光榮的軍屬；把女兒嫁給村治安委員張正典，找了一堵擋風的牆；又搞假分家，使自己被劃成中農成份。村裏窮人不敢碰他，村幹部們也對他無可奈何。

1946年夏，中共中央關於土改的“五四指示”下達不久，土改工作組來到暖水屯。組長文采是一個自以為是、主觀任性、作風武斷的知識分子，他一到村就決定第二天召開羣眾大會，關起門來寫講話稿，在會上一講就是6個鐘頭，大人聽得懶洋洋，加上小孩子哭哭鬧鬧，結果大會毫無效果；張正典則暗中搗亂，使村幹部人心不齊、羣眾顧慮重重、運動冷冷清清。而地主們卻在暗中加緊活動，錢文貴最猖獗，他施美人計，逼迫侄女黑妮勾引農會主任程仁；他耍手段，企圖將羣眾的鬥爭鋒芒引向地主李子俊。在任國忠的恐嚇之下，李子俊逃跑了。農會發動李家佃户，上門追索地契，李子俊老婆哭哭啼啼、下跪求請，佃户們被軟化，覺得於心不忍，便紛紛離開李家，對李子俊的鬥爭便失敗。

工作組組員楊亮深入羣眾，訪貧問苦，受到農民們的歡迎和信任；他與富有鬥爭經驗的老黨員、支書張裕民分別聯絡幹部們，發動羣眾把全屯地主的果園都看管起來，統一收摘和出售地主園子裏的果子，農民便得到了實惠，隨後又發動佃户向地主江世榮要回地契，農民郭富貴帶頭與江世榮算租子賬，迫使江世榮交出地契。這些勝利大大鼓舞了農民，他們要求鬥爭錢文貴，但遭到文采反對。在此重要時刻，縣委宣傳部長章品來檢查工作。他原是第一個進暖水屯的八路軍戰士，對村裏情況較為熟悉，他一進村，農民們都找他反映情況。在他主持的會議上，他支持楊亮、張裕民的意見，決定發動羣眾，鬥爭錢文貴。鬥爭會上，羣眾有苦訴苦，有冤伸冤。最後，大會決定留給錢義25畝地，錢文貴其餘的土地和財產全分給窮苦農民。錢文貴是村裏“八大尖”的第一個尖，他被鬥倒之後，羣眾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並很快被髮動起來，從而，使這場同地主階級的鬥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農民再接再厲，分得了地主的田地和浮財，一片歡喜。為保衞勝利果實，100多名青壯年組成的民工大隊開赴前線。工作組則回縣裏去彙報工作和接受新的任務。 ^[4]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後，丁玲決心到人民羣眾的火熱鬥爭生活中去自覺地向工農兵學習。1946年夏天，中共中央《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傳達下來時，丁玲立刻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桑乾河兩岸的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在温泉屯，她走家串户，訪貧問苦，與廣大羣眾同呼吸，共命運，興致勃勃地和農民交融在一起，“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婦女們，那些積極分子，那些在鬥爭中走到最前邊最勇敢的人們”帶給她“興奮"和“幸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為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進行的鬥爭，由此發生的中國農村的歷史變革，給作家以深刻的影響，特別是使她和農民在思想感情上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繫。她在農村火熱的鬥爭生活中既轉變了思想，又吸取了創作的源泉，獲得了豐富的素材，同時產生了強烈的創作衝動。 ^[2] 

作家就是在這樣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基礎上，於1946年11月初在阜平一個小村莊開始了長篇的創作。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又發佈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這是較《“五四”指示》更為徹底的土地改革綱領。丁玲在創作過程中，又學習了《土地法大綱》，繼續閲讀一些土地改革的文件、材料，對於前階段土地改革實踐中的問題，得以從更高的理論政策水平上進行再認識。為了豐富小説內容，1947年春、冬，她又去土改尚在進行的冀中農村體驗生活，修改寫作計劃。最後於1948年6月在河北正定聯大完稿，同年9月由東北光華書店初版發行。 ^[2] 

張裕民是暖水屯的第一個黨員和黨支部書記，是農民羣眾的領導人物。在小説的“第一個黨員”一章中，集中描寫了張裕民的生活經歷和覺醒過程，突出了他的抗爭精神和剛毅、頑強的性格，但也未諱言他曾沾染過喝酒、賭錢的壞習氣。階級的苦難是他通向革命的天然聯繫，和八路軍一接觸就被他們的“打日本、反漢奸”“打富濟貧”所吸引，覺得八路軍“講平等，講義氣，夠朋友"而與之推心置腹，終於成為暖水屯第一名黨員，成了農民羣眾的領頭人。但對黨的認識，仍停留在“共產黨是窮人黨”的水平上。對於這次土改運動，他和其他村幹部一樣，懷着極大的熱忱期待着，主動地迎接它，但比其他人更清醒更有遠見。他懂得黨的政策及其精神實質，充分估計到鬥爭的複雜性、艱鉅性，並積極地以階級覺悟和政治目的教育黨員和羣眾。作品描寫張裕民在工作組來後一段時間的所思所慮，他的期冀和苦惱，説明它能夠總攬全局，從工作整體上觀察和研究問題。他選定了鬥爭目標，摸準了羣眾的思想動態，看清了一些幹部們的“藤藤絆絆”，嚴密地注視着周圍情況的發展。他希望羣眾和幹部能團結一致，勝利開展土地改革鬥爭，但一些羣眾和幹部逡巡不前、工作矛盾多端、問題層出不窮，這又不是他這樣的黨員幹部所能夠解決的，他為此而焦急苦惱。總的看來，他的認識是清楚的，態度是積極的。但也不能否認，在章品來到之前，在地主和農民兩大敵對勢力的矛盾鬥爭處於相持階段時，張裕民表現得審慎有餘而鋭氣不足，逐漸擺脱了舊思想的羈絆，終於成為一名“勇敢而機智”，“誠實而能幹”，“穩重而痛快”的第一個村領導人。 ^[2] 

僱農，由於自己的苦難經歷，對地主階級有本能的仇恨。他在土地改革的鬥爭中覺醒較早，後來成了農會主任。照理説，他應該是這場鬥爭的帶頭人。然而，與地主錢文貴的侄女黑泥的愛情糾葛，卻成了他的精神負擔。土改工作組進村後，他感到工作很為難，羣眾的議論，幹部的批評，他又覺得“委曲”和“煩惱”；後來竟“十分退縮”，“彷彿自己犯了罪似的”，“抬不起頭來”。黑妮是錢文貴的侄女，實際上是錢文貴把她當做奴僕而收養的。長工和奴僕的愛情是合理的，也是無可非議的。但由於程仁當時的政策水平的限制，鬥爭錢文貴他一百個贊成，怕的是把黑妮牽連上。陰謀狡詐的錢文貴，也確實利用他們的關係收買程仁。於是使程仁產生了難以解脱的猶豫和苦悶。但程仁畢竟是貧苦農民的代表，雖然政策水平不是一下子可以提高的，但經過激烈而痛苦的思想鬥爭，終於丟掉包袱，輕裝上陣。在鬥爭錢文貴的大會上，他勇敢地站出來,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憤怒地控訴了惡霸地主錢文貴的罪行，在羣眾鬥爭中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他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動表明了他是一個在鬥爭中經受得住鍛鍊，思想上逐步提高，性格上逐步堅強起來的農村新人。 ^[2] 

這是一個“不止勞動被剝削，連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騙的讓吸血者俘虜了去”的老貧農。他很希望獲得土地，但宿命論思想使他不敢向地主索取土地。去年清算鬥爭時，農會分給他一畝半土地，他到底悄悄地給地主退回去了，這件事被人們當做笑話傳説着，説他是“孱頭"，是“死也不肯翻身的人”。今年這次鬥爭，開始時仍依然如故，並且不準老婆和兒子去開會鬧鬥爭。運動的發展實際，有力地衝擊着他的宿命論思想。當地主被革命風暴所震懾，偷偷地向他交契求情時，他被突然如其來的“事變”嚇住了，他感到困惑，,他“怕是做夢”。但活生生的事實終使他“醒過來了”，知道“這世道真的翻了身呀！”侯忠全的愚昧落後及其終於覺醒，反映了落後農民的落後是封建統治階級長期統治的結果，他們揹負着舊社會遺留給他們的沉重的精神包袱來到新社會。 ^[2]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作者自覺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思想指導自己的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自覺地堅持反映生活真實是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精髓這個基本原則，根據作者參加土改運動的實際體驗和對中國社會的深入研究，具體地、真實地表現了土改運動時期我國農村社會生活的複雜面貌，首先是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複雜面貌。作者不是簡單地表現農民與地主的矛盾，不是從概念和公式出發去反映土改鬥爭，而是循着生活的脈絡，把延續千百年的中國農村社會各個階級之間存在着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真實地生動地表現出來。小小的暖水屯階級陣線雖然基本清楚，但人們的關係卻錯綜複雜，例如，被錯劃為富農的富裕中農顧湧和農村中幾乎所有的階級、階層都有密切的聯繫。他的兩個女兒分別嫁給了鄰村富農胡泰和本村惡霸地主錢文貴做兒媳，一個兒子參加了人民解放軍，另一個兒子在村裏擔任青聯會副主任，二兒子媳婦是貧農的女兒。這種複雜的社會關係也表現在惡霸地主錢文貴的家裏。錢文貴的大哥錢文富是一個老實的貧農，堂弟錢文虎是村裏的工會主任，他的二兒子錢義被送去參加八路軍，女婿張正典是村治安委員，收養在家的侄女黑泥和農會主任程仁有着深厚的感情。正是這種複雜的社會關係構成了暖水屯階級矛盾、階級關係的複雜性。小説在表現生活本身的豐富內容和複雜關係方面，是相當充分的。在反映貧苦農民和地主之間這一主要矛盾鬥爭的同時，也深人表現了其他社會階層之間的差別、矛盾和鬥爭。就以地主階級而言，錢文貴、李子俊、侯殿魁、江世榮，他們在土地改革大風暴面前採取了不同的態度、策略，並且在相互明爭暗鬥；同樣是貧農，既有劉滿這樣懷有着深仇大恨、站在鬥爭第一線的積極分子，也有侯忠全這樣白天分了地晚上又偷偷把地還給地主的落後農民；在村幹部之間乃至工作隊員之間對土地改革的認識、態度、政策的理解，都有明顯的差異，形成了極其微妙的關係。農村的土地改革正是在這樣複雜的條件下，在無聲的刀光劍影中激烈地展開。 ^[2]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成功地塑造了眾多的生動的人物形象，真實地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全書寫了四五十個人物，比較重要的就有三十幾個，這些人物來自不同的階級和階層，有各自的身份、相貌和性格特徵，他們無不在尖鋭殘酷的鬥爭中經受考驗，表現着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形成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適應着作品描寫土改運動的需要。由於作家刻畫人物的出色才能和本領，她筆下的人物大多給讀者留下了清晰的印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為讀者提供了20世紀40年代後期解放區農村的特定環境中湧現的先進農民形象。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成功地塑造了先進農民的同時，還塑造了一些落後農民形象，突出了他們在新社會的轉變過程和心理變化。農民侯忠全的形象是有代表性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還塑造了錢文貴、江世榮、侯殿魁、李子俊，李子俊老婆等幾個地主形象。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錢文貴和李子俊老婆。作家沒有停留寫他們表面上的窮兇極惡，而是多方面描寫了他們的陰險狡詐，在描寫這些反面人物時，力避類型化、臉譜化、漫畫化，按照實際生活的本來樣子，刻畫他們各自的性格特徵，展現他們在土改運動中從抵抗到垮台的真實過程。 ^[2]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描寫了暖水屯的土改鬥爭從發動羣眾到鬥倒地主的全過程，情節波瀾起伏，故事線索紛繁，但主次分明，繁而不亂。小説把與地主、貧農都有親戚關係的富裕中農顧湧作為結構的中心，開始從他在胡泰家裏趕回膠皮大車寫起，最後又以胡泰到顧湧家要回膠皮大車結束。由顧湧串聯了各個階級人物交叉複雜的矛盾糾葛；小説又把農民與地主錢文貴較量的過程作為全書的主線，同時穿插着許多其他矛盾衝突。這種結構同土改鬥爭題材的複雜性非常吻合，表現了丁玲高超的組織結構的藝術功力。 ^[2]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較少採用直接通過人物本身語言、動作的描寫，來表現人物思想面貌和事件進程的方法,不少地方是由敍述人進行敍述、介紹描繪、評介，即便是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也往往由敍述人講述出來。在作者專門介紹某一主要人物的身世經歷、性格特點以及他們對土改的態度時，這種敍述方法採用的就更多，如《顧湧的家》、《婦聯主任》等，幾乎全是敍述。和這相聯繫的，作者仍採取早期長於運用細膩的心理刻畫和人物心理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寫出人物思想性格的複雜性。例如，對地主李子俊老婆的刻畫就很有特色。在《果樹園鬧騰起來》這一節裏，作家用飽蘸着感情的筆觸，在充滿詩情畫意的環境中，將農民翻身的喜悦心情與被剝奪者李子俊老婆的怨恨、沮喪嫉妒、恐懼、復仇的陰暗心理交織在一起描寫，形成鮮明的對照，從不同階級的心理、心情、心緒、心態的反映上寫出了土地改革這場鬥爭的深刻性。對程仁、董桂花、顧湧、錢文貴等在某個特定條件下的心理描寫，也深刻細膩，都很成功。 ^[2]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並非完美無缺之作。也許因為出場人物太多，而筆墨又不能太分散，有些人物的塑造還是不夠充分的。由於寫作計劃改變，小説裏留下的伏筆後來沒有再寫，因而顯得有些情節的進展倉促了一些。語言上，雖然看得出來是在努力於大眾化、通俗化，但有的地方，特別是描寫人物心理時，還有些知識分子腔調。 ^[2] 

現代詩人、文藝理論家馮雪峯《〈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我們文學發展上的意義》：這是一部藝術上具有創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當輝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帶來了一定高度的真實性的，史詩似的作品；同時，這是我們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最初的比較顯著的一個勝利，這就是我們文學發展上的意義。 ^[6] 

現代文藝理論家陳湧《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個作品最使我們不能忘記的，正是作者注意到了農村階級鬥爭的複雜性，注意到了農村複雜的階級關係。作為兩個階級的生死搏鬥，作者是從多方面注意到它的複雜性，尖鋭性。她把這個鬥爭在一種嚴肅、緊張而微妙的氣氛下加以描寫。可以説，在這方面，我們目前還很少別的作者象她表現得這樣真實。 ^[7]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朱棟霖等《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2000》：《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寫的是1946年華北解放區土改運動初期的情形，通過暖水屯這樣一個普通村莊的土改運動，反映出當時在中國北方大地上廣闊開展的這場歷史性鬥爭的風貌。小説以工作組領導羣眾如何揭露出狡猾、隱蔽的大地主錢文貴為線索，揭示了農村階級關係和人物性格的複雜變化，突出地表現了土改運動中農村階級的、宗教的、倫理道德的、文化心理的變化。 ^[7] 

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教授王曉琴《“女性的筆致”——〈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風格談》表現土地改革和農民的翻身解放選取了一個獨特的視角——翻心。丁玲在她的這部小説中創造的這一獨特語彙，正表明了一個女性作者對歷史變革的獨特感受......‘翻身’是社會制度的變革，而‘翻心’則是農民社會心理的變革，所以，丁玲.....把全部注意力投向了歷史鉅變中的人的情感世界，以農村中新生的革命勢力和舊有反動勢力之間的心裏較量為小説構思的基點。 ^[7]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反映土地改革運動的優秀長篇，也是延安整風後中國長篇小説創作的成就之一。1948年出版後，受到普遍關注，1949年被譯成俄文，在蘇聯《旗幟》雜誌上發表，1951年榮獲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 ^[2] 

2022年5月，入選中國藝術研究院發佈的在“講話”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藝作品榜單。 ^[9] 

丁玲（1904—1986年），中國女作家。原名蔣偉，字冰之。出身於湖南臨澧縣一個沒落的封建世家。1921年中學畢業後，入上海陳獨秀等創辦的平民女校讀書，後轉入上海大學中文系。1925年赴京，認識了胡也頻並結為伉儷，開始了創作生涯。1927年用丁玲的筆名在《小説月報》卷首發表處女作《夢珂》。1928年發表《莎菲女士的日記》，從此馳名文壇。1931年加人左聯，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1933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拘捕，1936年經營救獲釋。抗戰時期任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解放後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丁玲早期創作以寫覺醒的資產階級女性的叛逆性格與時代苦悶見長，感情濃烈、率:真、細緻。自1931年發表《水》之後，有意識地表現工農生活，傾向於力之美的追求。她的主要作品還有長篇小説《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後者曾獲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創作獎。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