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易生

顧易生先生出生於1924年12月，祖籍浙江海寧。遠祖中有唐代著名詩人顧況，此一線文脈綿延而下，給顧先生的燻浸是不言而喻的。父親顧詒谷學物理而董理金融，通舊學而並融新知，在家中實行開明教育，舊籍西書，文科理科，雙管輸液，不為偏廢，這給顧先生後來治學形成合理的知識結構和開闊的學術視野所帶來的影響是相當積極的。他四歲啓蒙，基本上走過的是一條學校教育與家庭訓迪相結合的求學道路。從顧先生晚年對他自己早期的讀書生活的回憶，有二點尤其值得提起：一是父親鼓勵他諷誦古文詩詞，並教誨説：“平素修身養性、待人接物，當以忠厚為本，依詩人之義，優遊不迫。”[1]顧先生過而立以後以教授和研究古典文學為終身的事業，在這裏已經藏伏端因，不僅如此，這還啓發了他對古典文學益人身心的特殊作用及方式的認識。二是自小被勉勵應當懷着憂患意識讀書。他青少年時代社會風雨如晦，“先父母當年即以一種憂患意識對我進行教育。他們堅信祖國的優秀傳統文化是培植民族自尊心和高尚人格、志趣的基礎，故對子女輩自幼加強這方面教學以補學校課程的不足，有意識親自講授古典詩文、輔導閲讀古代名著，隨時以古今仁人志士言行來相誨勉。”[2]顧先生後來在他自己講學、撰文時，常伴隨着為國運思、為眾物慮的關懷意識，這一點也鮮明地反映在他撰寫的文學批評史論著中，這與他從小受到的庭訓密不可分。他大學本科讀的是法律，工作於銀行，若不是1956年報考朱東潤教授的研究生，古典文學也許如繪畫、書法一樣，只是陪伴他的多種業餘愛好中的一項內容。而正是那一考，從根本上改變了他事業的方向。畢業後留復旦任教，先後在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批評史教研室工作，並長期擔任批評史教研室主任。顧先生的研究廣涉中國古代文史諸多領域，上起先秦，下及近代，範圍跨度非常寬大，其中唐宋文學和古代文學批評史又是他最為專注而成果也最為集中的二大領域。由於他在古代文學和文學批評史教學上取得了突出成績，曾獲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學成果一等獎，他與王運熙教授共同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也多次獲得國家和上海市的大獎。我不知道顧易生先生在今天是如何看待自己當年放棄法律、金融而選擇古典文學的事業轉變的，我想説的是，當看到自己的著作不斷問世流傳，其研究成果能對推進學術發展產生積極影響，並滋潤和啓迪學子的心智，那麼，作為一個研究者和教授，他應該是可以感到慰藉的。

美國時間2013年8月18日下午2時57分（北京時間19日凌晨2時57分），顧易生先生在美國華盛頓Suburban醫院去世，享年89歲。 ^[1] 

顧易生，祖籍浙江海寧，為唐詩人顧況後裔，1924年12月生，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兼任復旦大學書畫篆刻研究會理事。著有《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合作主編並參加其中《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和《宋金元文學批評史》的撰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卷本和《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合作主編）、《柳宗元》《詩詞助讀》（主編）、《宋詞精華》（主編）、《十大散文家》（主編）、《韓愈散文選集》（合編）、《歷代詩歌淺解》（合撰）等及論文雜説百餘篇。曾參與《中國文學史》《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中國曆代文論選》四卷本、《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等的編寫和《舊唐書》《舊五代史》的校點工作。在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譜系中，第一代學者是郭紹虞教授、朱東潤教授、劉大傑教授，第二代學者的代表是王運熙教授、顧易生教授。王運熙教授專攻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顧易生教授主攻的方向是先秦兩漢、唐宋元明清和近代，二人的專長相合，恰涵蓋了一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建國以後文學批評史研究在前輩學者打下學科基礎，以此為前提繼續向縱深和寬廣方向尋求學科延伸、發展的大趨勢中，加強對通史框架下的斷代文學批評史研究是一種必然的要求。正是在這一學術背景下，建國以後成長起來的文學批評史家，大多是斷代的（包括數個朝代的）批評史家，而與之前該領域的學者多為文學批評通史專家的情況有所不同，研究也隨之趨於更加具體、細緻、切實。與之相應，“合作”成為斷代文學批評史家編撰通史的最通行的一種方式，這也成為解放後復旦研治文學批評史的組織特色，而這一特色主要是由王運熙教授和顧易生教授確立下來，並由於二人寬厚謙和的性格和默契配合的精神而使其發揮出很高的效率。

《學問人生》

父親為銀行家而兼擅文史，貫通中西之學，母親也知詩書。四歲啓蒙，母親曾陸續教以短淺古代詩文選本數冊，初步培養了泛讀《三國演義》《列國》《嶽傳》《水滸傳》等小説的能力和興趣。

十歲時，延聘浙江學者長於文字學與書法的張訪蓴先生講授《左傳》和《資治通鑑》，父親還有時指導其寫舊體詩。稍後又請海上國畫家張谷年先生教山水，英籍教師補習英美文學。畫意詩情，原理相通；東西文學，“其言雖殊”，“亦相生也”。

父親與京劇名演員程硯秋及其編劇金仲蓀先生有相當交誼。程、金合編諸劇如《荒山淚》《春閨夢》等意義深刻而唱辭優美如詩，通過如怨如慕的程腔一唱三嘆，具有特殊的感染力量。有幸趕上觀看楊小樓《長坂坡》等演出，稍長又得觀李萬春演林沖、葉盛蘭演周瑜。

十二歲時，曾寫過兩篇評論尚小云戲劇的短文載在報章，可算是其發表文章之始。那是其經常觀賞京劇及讀了一些劇評後的嘗試。

以後繼續自學了《史記》以及歷代一些名家的驕散文和詩詞，時時諷誦陸贄奏議、蘇軾策論、梁啓超新文體等獲得快感，或吟誦杜甫、白居易、辛棄疾、納蘭成德詩詞而為之激昂慷慨、迴腸蕩氣。

大學時代是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度過的。在那裏從倪徵?、鄂森等教授學習國際法、英美法和西方政治社會學説，撰寫過關於國際公法和經濟法的論文。

五十年代初，調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從事理論、業務學習輔導和刊物編輯等工作，得以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貨幣與金融理論，還攻讀了俄文，寫過關於銀行業務的文章與翻譯蘇聯有關資料。

直至1956年10月，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為古典文學專業研究生，從此成為古代文學研究行列中的一員。然而在法學院和銀行部門學習和工作這段經歷擴大了視野和知識面，在思想方法和研究工作方面得到鍛鍊，理論寫作與外語翻譯能力有所增強，為進行中外學術文化比較和交流以及從哲學及政治、經濟、社會學角度對文學現象進行考察提供一定條件。

自1959年初在復旦中文系任教以來，參加了一系列高校教材建設和國家研究項目。在中文系古典文學組編三卷本《中國文學史》中撰寫宋元編的大部分和先秦、唐五代、明清的部分章節，在朱東潤師主編多卷本《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中擔任先秦諸子散文、屈原賦及兩漢三國晉南北朝部分辭賦、散文的註釋；在郭紹虞先生主編四卷本《中國曆代文論選》中負責隋唐五代宋金元部分（即第二卷）的編寫，撰作部分近代文論的註釋，並參與校讀全書；在初由劉大傑先生主編後改為王運熙、顧易生合作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執筆宋金元明清和近代的詩文批評與詞論，並審讀了戲劇、小説批評部分；在王運熙、顧易生合作主編的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中，執筆《先秦文學批評》《宋代文學批評》，並參與審讀其餘各卷。在以上諸書中執筆逾百五十萬言。此外、還參加過《舊唐書》《舊五代史》的標校整理，撰寫《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若干條目。

工作的需要，促使其對先秦到近代的文學作品和理論批評著作進行比較全面、系統的研讀，廣泛參考中外古今關於文史哲的歷史資料與論著。由此更激發了對古代文明的無限風光勉力登臨縱目與尋勝探幽的志趣，對文學史和文評史上一些有爭議的問題，長期被埋沒或受不公正對待的作家、作品進行重新探索、發掘、審理或為之翻案。

長期學習和研究工作實踐中的體會是：如要在學術上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當須從多角度、多層次對研究對象作系統全面的考察和精密深刻的考析，換言之，即宏觀與微觀須相結合。雖在具體研究工作中可以有所側重，但微觀須有宏觀為指導，而宏觀又應以微觀為基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坐井觀天，自不能認識豐富客觀世界；如果樹木也未認清，浮光掠影，或將如莎士比亞筆下的麥克白見敵軍攜樹枝而行便以為勃南森林移動，失諸毫釐，謬以千里。搞文學研究的，有時對材料尚乏理解，未經核實，遽爾轉輾引用，敷衍成文而不顧自相鑿枘。這非是慎重科學態度，微觀與宏觀殆兩失之。

1、《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卷本，獲國家教委高校文科優秀教材一等獎

2、《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獲國家級高校教學成果一等獎、國家圖書獎等多項國家和部、市級大獎。

研治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步履

顧易生先生開始集主要精力於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是在1960年前後，當時復旦大學中文系55級學生集體編寫了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顧易生先生被指派始終參與其事，從議定體例，分工撰稿，到對全部書稿進行反覆修改，頗耗時費神。這期間全國範圍內的高校出現了一股學生編書的風氣，對教授、權威形成很大壓力，而這正是上層鼓勵者所希望看到的結果。由於政策調整及隨後形勢發生轉變，這一本《中國文學批評史》排出清樣以後沒有出版。雖然該稿受“左”的思想和機械思維模式影響，以唯物論與唯心論、形式主義與反形式主義簡單劃分文學批評史上的陣營，自有諸多缺點，然而又非無是處，不僅如此，有些方面還很可注意。比如，體例方面該稿分成七編：第一編先秦兩漢，第二編魏晉南北朝，第三編隋唐五代，第四編宋元，第五編明清（上。按明代部分），第六編明清（下。按清代部分），第七編近代。每編先用《概論》總述大意，然後分章列節敍述各家批評觀點，予以評論。這樣一種體例框架，在後來先後由劉大傑、王運熙與顧易生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大體依然得到採用。在具體論述方面，也不乏可以圈點的地方。比如指出孟子“以意逆志”是“讀書的方法”，意思是讀者“根據自己的‘意’來探求作者的‘志’”，這比之從前“主觀的體會”，“挾數百年後之意，求數百年前之志”種種説法，在將“意”理解為是讀者之意這一點上，表述得更加簡潔明白，雖然囿於認識，對讀者閲讀和理解也可能帶來新的創造作用在當時不可能作出妥適的評價，但是在今天以接受文學批評史的眼光去返觀其對孟子這一觀點要義的把握，還是可以感到某些新鮮之處。這些表明，對於當時學生集體編寫（有些也有教師參加，或吸收了一部分教師的意見）的文學史著等，從學術史的角度給予適當釐別和分析是有其必要和可能的。在顧易生先生的治學生涯中，這一段經歷顯然有特殊的意義。他自己説，在“慘淡經營”中“經歷了一次鍛鍊，不為無補”[3]。或許對他個人來説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由此而展開了以研治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為主要方向的學術道路。

顧易生先生研治批評史的第二個階段是編著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世紀六十年代早期，教育部組織專家編寫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其中《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書由劉大傑教授擔任主編。顧易生先生作為主要編寫人員分工執筆宋至近代詩文批評和詞論部分。草稿寫成遇到“文化大革命”而工作被迫輟止，全書只於1964年出版了包括先秦至五代的上冊，其餘闕如。“文革”結束以後，發展教育、發繁榮學術成為當務之急。於是在舊稿基礎上重新編寫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下冊，由於劉大傑教授已經逝世，該著由王運熙、顧易生主編，1985年全部出齊，前後出版相隔逾二十餘年，一部著作成為我國一段滄桑歷史的見證。當然，歷時久也給了著者反覆、冷靜思考問題的時間，而社會的思想意識、文化學術環境前後發生巨大改變，走向正常，又為著者對古代文學批評及理論產生較科學的認識提供了契機。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內容完整而具系統，評價公允而含新見，深入淺出，可讀性強。顧易生先生執筆部分是中、下冊的重頭戲，對詩文詞論材料有許多發掘，檢披、組織甚有功力，而抑揚和是非又多見器識，其中對近代傳統文論的整理由於少有前人同類成果可資借鑑，創穫之功尤屬難能可貴。中國長期流行的“左”的文藝理論雖然在該著中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痕跡，但是作者反映出的主要立場是追求學術性，自覺與包括極左文藝理論在內的片面的社會意識和時髦主張保持應有的距離，這種著書精神貫穿於整個寫作之中，使該著取得了較高的學術價值，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作為一部高校文科教材，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中兩冊的比例比較協調，下冊清代前中期及近代部分的篇幅有許多擴大，是因為這一冊主要寫於改革開放以後，科研環境和學術氣氛有利於作者對研究課題充分展開探索，出版方面也具有了更好的條件。這實際上也顯示了編著一部容量更大的批評通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這個階段，顧易生先生還參加了郭紹虞先生主編的《中國曆代文論選》新編的工作。該書初版於1964年，對高校文學批評史教學產生過很大影響。七十年代後期，郭先生主持重新修訂。在修改版的《中國曆代文論選》中，顧易生先生主要擔任隋唐、五代、宋、金、元部分及部分近代的編寫工作，並參加閲讀文論選全稿。

顧易生先生研治批評史的第三個階段是與王運熙教授共同主編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並在其中執筆“先秦兩漢卷”的先秦部分、“宋金元卷”的北宋詩文和兩宋詞學部分。通史是國家“六五”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課題，自1983年立項到1996年七卷全部完成出版，歷時十三載。二位主編對《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的期望是，“力求較為全面地清理各歷史階段文學批評的發展過程，對曾有所建樹的批評家與論著進行科學的評價，並努力發掘新的材料，展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豐富多彩和燦爛成就，總結其經驗與教訓，為文藝理論研究和創作提供借鑑和參考，為繁榮新時代的學術文化服務。”[4]由於作者身逢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時機，過去的禁區壁壘遭到破除，科學的學術探索精神重新生長，研究環境得以改善，故與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相比，通史無論是在材料發掘抑或是在理論闡述方面，皆有很大推進和發展。顧易生先生撰寫的先秦文學批評部分，對儒道兩家文藝觀的總結系統性很強，大致可以將它們分別歸為人性論文藝觀和自然論文藝觀，二家互相鬥爭而各揭示出文藝的基本質性，互相不可替代。他還認為，先秦時期對文藝的萌芽狀態的認識也反映在諸子各派著作中，包括以禁燬文藝這種極端形式出現的法家著作，因此他廣檢先秦各類典籍索而求之，予以集中整理，歸納出各家的論文要義。若論中國先秦文藝萌芽史著作，顧著當推為最詳備的一種。顧易生先生執筆的宋代文學批評有關的部分，比諸以前三卷本的內容，既有很多新的開掘，又反映出作者新的思考和心得。最顯著的一點是，對相關歷史時期的文學批評所作的貢獻總體估價作出調整，有較大提高，更注意去發現批評家文學理論積極的價值，如對李清照《詞論》的再認識，即是顯著一例。這既反映出對“精華、糟粕”論的重新體認，也是對過去“內容、形式”論產生的片面影響進一步消除。

世紀更替之際，王運熙教授、顧易生教授主持對原先的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進行全面修訂，完成了二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的撰寫，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新編主要吸收了《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的研究成果，也融進各位作者一部分新的認識和體會。顧易生先生執筆修改宋明兩朝傳統文體批評部分的內容，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評述更見慎細，對批評家互相之間的關係以及理論觀點不同側面的錯綜交叉也把握得更加周全和準確。這項工作，是顧先生完成主編並撰寫通史之後在中國文學批評史這塊園地一次新的耕耘。

積極詮釋的研究風格

與顧易生先生交談相處，可以感受到他由衷湧現出的對祖國博大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愛戴的情懷，這種情感反映到他古代文學批評史研究中，形成了以積極詮釋為主要表徵的治學特點。

中國近代以來，尤其是經過“五四”運動後，思想界對過去數千年文化傳統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其積極的一面是通過以人鑑己、以今鑑古，認識到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傳統存在落後的一面，從而謀求改變，加快了思想意識觀念的現代化進程。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又常常伴隨着傳統被當作造就新時代風尚的障礙或追尋現代化的羈絆而遭揶揄、乃至輕蔑的情勢，這樣就造成了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傳統包括文學和文學批評傳統的消極性過分誇大的普遍結果。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傳統，演繹得出帶否定性的結論，這樣的情況在不同時代階段皆有發生。人們曠日持久受其影響，心靈很容易對傳統產生麻木遲鈍，而逐漸認同對傳統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否定性詮解。顧易生先生對此表示憂慮：

例如論者或謂我國古代思想中缺乏民主意識與人道精神，儒家“中庸之道”與道家的“無為”思想致使國人不求進步、開拓，不事鬥爭、競賽，造成社會的停滯、落後。或謂屈原作品的內容主要為宗族、鄉土、忠君觀念，未足稱為愛國主義，而我國古典文學中是否存在這個優秀的傳統也頗成問題。更有一種説法，略謂中國文化植根於黃河流域、黃土高原，故稱黃色文明，其特點為保守、封閉；西方文化源於海洋，故稱藍色文明，其特徵為進取、開拓……當我讀到這些論説時，始而震動，感到我國傳統文化中存在如許問題，值得重新審視與深入思考；既而懷疑，發現這類論説中頗有華而不實、比擬不倫者；三思而不禁有所憂。[5]

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同樣經常會遭到否定性的質疑，與中國思想文化傳統遭到貶低的情形大略相似。顧先生以上所言也是包含了對文學批評史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的憂慮在內。他説：“有些菲薄我國古代文論為不成系統或缺乏民主自由和人道精神之説，我認為是可以商榷的。”[6]

與類似上述一些研究的立場和態度顯著不同，顧先生主要是從正面去闡述古代思想文化（包括文學批評）傳統的意義和價值。他在《先秦文學批評·緒論》説：

本編在介紹各家時，大都基本持正面的態度，雖然他們之間存在相互的否定。……關於“吸取精華、批判糟粕”的原則，自應貫徹始終，卻未能處處作出判斷。古書之精華糟粕，並非都涇渭分明，也貴在讀者自得。精華僵化，可能反成為教條束縛；糟粕活用，也能化腐朽為神奇。[7]

堅持“正面的態度”也就是對古代思想文化、文學批評堅持積極闡釋，堅持正面介紹和評價的態度，不同於破字當頭，輕率地批判或否定。誠然，先秦諸子創立各家學説多表現出不受羈縛之精神，秦漢以後封建專制強化使知識分子的獨立自由精神受到削弱，因此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留下的思想文化遺產其價值容有差別，廣義的文學批評遺產其情況也略約相似，因此對其作積極闡釋和正面評價的程度也有所調整，但是，面對數千年思想文化、文學批評豐富的遺產，以“正面的態度”對其進行積極的闡釋這一基本立場在顧易生先生治學中都是清晰而突出的。顧先生對自己長期研究的問題，在獲得了更合理、更滿意的結論以後，會很樂意放棄或部分修改他自己從前的結論，出現這種情況，往往表示他在積極闡釋和正面評價古人文學思想和批評理論方面取得了新的進展。作為一般的原則，“吸取精華、批判糟粕”得到人們普遍認同和接受，可是在對古代思想文化、文學批評的精華和糟粕的價值判斷上，我們也有許多教訓，走了不少彎路，建國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對所謂糟粕的誇大引起的消極後果更加嚴重，至思想解放以後的一個階段，這種情況才被有意識地反思而有所轉變。老一輩學者在建國後對他們的舊著作出修改，往往會突出對古人“糟粕”的批評，而在八、九十年代一些學者對他們五、六十年代的著作進行修改時，又往往轉而更加關注古人學説中的“精華”部分，對批判糟粕而失當的論説作出某種矯正，這正反映出我國上述學術生態背景和狀況的變化。顧易生先生對此深有感觸，故對鑑別傳統思想文化、文學批評中的精華、糟粕相當慎重，對一些看似與今人大道理不相侔而其實內涵複雜的命題或理論不輕易斷定其為糟粕，這已經成為他長期養成的一種思考習慣，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這是他人生閲歷的結晶，是他觀察和熟睹了翻雲覆雨、蒼茫世瀾而後得到的思辨智能。我以前曾撰文介紹説：顧先生“不為一時的風氣所左右，不拘一切陳見舊説，在學術精神上表現出一種超然的清醒和自覺。”“體現了學者的良心和公允。”[8]主要指的也正是他對當時各種糟粕論的懷疑、拒絕，堅持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學者品格和氣度。

正是本着積極闡釋、正面評價的態度，顧易生先生在所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往往會從新的視角去觀察和思考問題，立説異於時論，這尤以《先秦文學批評》為其代表。如對於儒家文論，注重總結其多方面的成就，揭示其崇古口號中的創新意義。對於道家表面消極實藴精微深刻見解的文藝觀，闡釋新義尤不遺餘力。即使對於法家，在其排斥甚至禁燬其它各家文辭著述的背後，仍指出他們對論説文寫作方式方法與接受心理方面的特殊見解，從而在先秦文學批評史上給予其一席地位。對一些具體觀點的分析，也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著述態度的存在。比如他指出，孔子“思無邪”所定的界限其實還是相當寬廣的，“無邪”指詩歌的中和之美，是“仁、禮”思想的體現，而“仁、禮”思想在當時提出實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因此不能用後世對“無邪”偏狹的理解去簡單評價孔子本來的學説。

顧先生認為，從夏王朝起至清末，君主專制制度延續了四千年，然而民主精神、人道思想的閃光時時熾耀于思想史、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史上。因此，他非常重視去發現、總結和肯定這一源遠流長的傳統，包括從老子、孔孟、墨翟、楊朱、陶淵明、李白、韓愈、柳宗元、蘇軾，一直到龔自珍等人，抉發其思想、文學和文論的精華。他也很重視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的異端精神，視其是對中國優秀的思想文化及文學批評傳統的重要補充和豐富，如他對清初批評家廖燕的論述和褒揚。

這些都反映出顧易生先生自覺的現代意識，他研治中國文學批評史，既非以古釋古，亦非以今釋古，而是本着對傳統與現代合理的、整體的把握，將傳統文論中原有的符合現代精神和意識的涵義從正面加以深刻地發掘和全面地整理，並作出積極闡釋，使文學批評史研究在顯示出傳統文論現代意義的同時，也使現代的文學精神和意識藉此而回眸其中流淌着不息的傳統的血脈。當然積極闡釋、正面評價並非放棄對傳統思想文化和文學批評中“劣質物”的挑剔，事實上顧先生在這方面也是努力而為的，只是與時人研治文學批評史相比，他的前一個特點更呈顯著的學術個性，而且就文學批評史學科的發展而言，這一點也當更富有建設意義。

關於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幾點思考

顧易生先生通過長期潛心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對這門學科有其個人深切的會心和認識，他以下幾點思考值得提出來作一介紹。

一、中國文學批評史“是一門具有綜合性與交叉意義的學科”。這不僅是指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應當緊密結合文學創作實際即文學史的研究來進行，而且應當將它放置於更加廣闊的思想文化藝術背景之下，通過對它們錯綜複雜的共生共存和互動關係的細心梳理，以及通過古與今、中與外的合理的比較，來揭示古人文學批評及理論的真義和真理，把握其歷史發展的脈絡。他説：“為了理解歷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須要與各時期文學發展的歷史、音樂、繪畫、書法等藝術、哲學思潮、政治社會背景相聯繫，與現代以及外國的有關學術文化作比照。”[9]古人提出並運用的一些重要的文學理論概念、範疇、術語等，與眾多思想藝術門類的一體性關係非常密切，比如氣、神、韻、境、風骨、文質等等，無不如此，若不參照它們在其它門類中被使用的例證，是無法對其原義解釋清楚的，而若不能合理聯繫當今中外的文學藝術理論作對照或對其進行剖析，要想完全凸顯古代文論的民族性及時代性，也將十分困難。因此孤立化的研究可能導致的不僅僅是事倍功半，甚至還可能探不到文論的“玄珠”，從寶山空手而歸。顧先生熟悉先秦諸子學、古代社會史及學術史，他早年跟隨導師朱東潤教授就讀研究生時，撰寫了《李義山詩的思想內容》《韓愈的尚奇與韓文與辭賦駢文的關係》等論文和《柳宗元》書稿，治學的興趣主要在作家作品方面，後又參加朱東潤先生主編高校文科教材《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的編寫工作，自己主編、撰著了《宋詞精華》《韓愈散文選集》等，對文學作品及文學史相當嫺熟，又多才多藝，長於書畫、詩詞創作。這使他從事古代文學批評研究得心應手，遊刃有餘，而每有獨到、親切的體悟及確切的總結。面對文學批評史這樣一門綜合交叉學科，在研究的方法上，顧易生先生強調應當同時吸取傳統樸學方法與近、現代科學理論及方法，使兩者併為我所用。他説：“需要我們吸取傳統樸學的文字訓詁考據經驗，運用近、現代科學理論和研究方法，進行廣泛的材料蒐集、系統整理和多角度、多層次的辯正。”[10]對於有志於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人來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比較研究，不能忽視人類“同相”的基本存在。比較研究是文學批評史眾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種方法，長期以來研究者或有意識或無意識，或顯或隱地運用着這種方法，當下流行更甚。顧易生先生對此頗多關心，常有思考。他對通過所謂比較研究，人為地強化古今、中外之分歧或“異狀”，從而引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教訓強加予人這樣的做法深不以為然。他撰文指出：“近年文論史研究領域中出現比較中西文藝觀的可喜景象，令人廣開眼界。然而有些論者認為中國傳統文論崇尚‘載道’，而西方則重在個性解放，截然劃分，隨加抑揚；據孤陋之聞見，竊有所疑。”接着他以中國古代思想中也曾出現尊重個性的閃光，西方文論中亦有近似“文以載道”的説法為例，説：“文學作為人學，東西種族風土雖異，而大家都是人，其文藝觀念儘管千匯萬殊，必多‘英雄所見略同’者。”[11]肯定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文化傳統的民族其文學及文學思想既有差異性，也有共同性，而共同性又是基本的一面。古人與今人的異同關係更是如此。基於這樣的事實，開展文學批評史的古今中外比較研究就應該同時兼顧同與異兩個方面，沒有同，何來異？如果離開兩者基本的相同性，只是孤立地去研究相異性，得出的結論就不可能是全面的，因而也不可能是科學的。相異性研究在比較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點毫無疑問，然而，相同性的研究也是比較研究題中應有之義，而無論是相異性還是相同性研究，都不應該離開對方，失去依存的一方即意味另一方也不再存在。顧易生先生的意見是否可以為今天從事文學及文學思想比較研究者所參考呢？

三、文學批評史應當注意對薄弱環節的研究。從前由於研究風氣和條件的限制，對文學批評史的論述往往主要限於唐以前，對宋以後的研究則呈逐漸遞減的狀況，後來雖有所改變，這種現象還是依然存在。顧易生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即提到系統性地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為此應當更加重視研究宋以後的文論。他在《古代文論研究管窺》一文説：“我們當前對古代文論的研究，似乎有偏重唐以前的傾向，其實宋元明清的材料更豐富。並不是説對唐以前文論的研究已經精華髮盡，但對宋以後文論的研究當更有迴旋餘地。如果能對歷代有代表性文論家的著作逐一進行全面的清理，……這就為編寫系統性的文學批評史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對於文學史研究，顧先生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他為日本佐藤一郎先生《中國文章論》作序指出該著特點，“其重點在評介唐宋以後古文，尤突出明清以至近代、現代之文，以濡染之巨筆有力地充實了文學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至如書中關於王陽明、戴名世、曾國藩等章節，更屬填補空白。”對以上特點表示讚賞。這些都反映了顧易生先生對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史研究關心之重點所在。加強薄弱環節的研究與提高整體研究水平是相一致的。近年來對文學批評史薄弱環節研究的狀況得到改善，但是仍然屬於大有可為的領域，因此顧先生這一提示仍然可以給我們啓發。

（鄔國平）

1、《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齊。（合作主編，執筆宋元、明清、近代詩文詞論批評。）

2、《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全部出齊。（合作主編，執筆先秦兩漢卷中的“先秦文學批評”部分、宋金元卷中的“北宋詩文批評”、“宋代詞學思想和理論批評”部分。）

3、《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二卷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合作主編，執筆宋、金、元、明詩文詞批評部分。）

4、《顧易生文史論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5、《柳宗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6、《十大散文家》（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7、《詩詞助讀》（主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8、《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合作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9、《宋詞精華》（主編） 巴蜀書社 1995

10、《宋金元文學批評史》（合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11、《韓愈散文選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7

12、《歷代詩歌淺解》（合撰） 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9

13、《清代文論選》（合作主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1. 《試談韓愈的尚奇及韓文與辭賦駢文的關係》，《文學遺產·增刊》第十輯，中華書局1962年

2. 《蘇軾的文藝思想》，《文學遺產》1980年第2期

3. 《司馬遷的李陵之禍與發憤著書説》，《復旦學報》1980年第2期

4. 《<莊子>的散文藝術與思想》，《復旦學報》1980年第6期

5. 《清初廖燕的異端精神與文學批評》，《復旦學報》1983年第2期

6. 《北宋婉約詞的創作思想和李清照的<詞論>》，《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2期

7. 《古代文論研究管窺》，《光明日報·文學遺產》1984年1月3日

8. 《試論老子的文藝思想》，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6年第1期

9. 《孔子論<韶>考》，《學術月刊》1987年第4期

10. 《莊子的文藝思想》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7年第3期

11. 《孟子》，《中國古代文論家評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12. 《先秦文學批評》，《復旦學報》1989年第5期

13. 《試論屈原的文藝思想》，《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十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4. 《深深的祝願 朦朧的遐想——<文藝理論研究>創刊十週年學術筆談（一）》，《文藝理論研究》1990年第3期

15. 《豪傑之文論——蘇洵文學理論批評初探》，《陰山學刊》1993年第3期

16. 《英雄割據雖已矣 文采風流今尚存——曹操文學批評與曹丕、曹植文論中若干問題新探》，《文史知識》1993年第10期

17. 《<中國文章論>中譯本序》，《中國文章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18. 《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與體會》，《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19. 《關於李清照<詞論>的幾點思考》,《文學遺產》2001年第3期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中之“關”字辨——讀嚴羽<滄浪詩話>札記》，《古代文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1]見《顧易生文史論集·自序》，第1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

[2]顧易生《讀書隨感》，原載《當代百家話讀書》，廣東教育出版社、遼寧出版社1997年6月。

[3]顧易生《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與體會》，原載《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

[4]王運熙、顧易生《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按《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在通史各卷中最早問世，這一段文字是對通史各卷撰述追求和目的總體的説明。

[5]《讀書隨感》，原載《當代百家話讀書》，廣東教育出版社、遼寧出版社1997年。

[6]《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與體會》。

[7]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第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谷平《博士生導師顧易生教授》，《復旦學報》1989年第1期。

[9]《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與體會》。

[10]《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與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