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存德

《武松打虎》是1979年顧存德在天津電台錄製的《武松傳》的第四回，當時他69歲。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電台給天津評書界的老演員錄了一些資料，其中姜存瑞留下了《三國演義》、顧存德留下了《水滸傳》（只有《武松傳》這一部分）、劉立福先生錄製了《聊齋志異》、於樞海留下了《大刀王五》（他的看家書目《沽上英雄譜》並沒有留下，因為這部書從1953年就禁演了，直到近幾年於樞海的公子於海寬出山，《沽上英雄譜》才得以重現人間，而於樞海則早已去世二十餘年了）。現在電台經常播放的《武松打虎》是一個剪接的版本，是把顧先生《武松傳》的三、四兩回組合在一起。而我這版則是隻有第四回的完整錄音，也很有參考價值了。

這段《武松打虎》書情頗急，但顧先生的表演還是很平穩的，並沒有劍拔弩張的，還是保持了老路評書的傳統（按劉立福老先生的觀點，老先生説書都是“坐談今古”的），有的人説他這段表演的太瘟，沒有緊張的狀態，我覺得這其實是表演風格的不同，並不算個毛病（當然顧先生晚年錄音時身體也欠佳，這一點應該承認）。評書的老前輩王傑魁以説《三俠五義》享大名，人稱“淨街王”，按説這路短打書的表演應該是緊湊、迅捷的，其實王傑魁的説書卻是慢而又慢、細而又細的，這也是一種風格。過去的人們生活節奏慢，娛樂方式也少之又少，因此聽書就成了當時最為大眾的休閒方式了，所以老先生們的説表都是很細膩的。現在人們的生活節奏快了，對於這種風格自然就不適應了。也許這種聲音只應該出現在老北京皇城根的茶館、酒肆裏，而與現代大都市是不相容的？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1] 

顧存德先生生於1910年，比我大十四歲，我記得我問過他，他和姜存瑞先生可能是同歲，姜先生略大一些。顧先生是天津我們這一輩的著名評書演員之一。他也是茶坊口出身，從小喜愛評書，後來拜徐豫田先生為師，但主要受業於師爺張誠潤先生，原來他們這門的底活是《隋唐》，他又兼聽師叔邊豫棠先生的《水滸》，還吸收了前輩徐坪玉和霍正榮的表演風格。

解放前，顧先生的底活是《劍俠圖》，他經常上的地方是新三不管、六合市場等處的邊邊沿沿園子，河東地道他外去也過幾回。鳥市和東興市場他原來很少去，原因是蔣軫庭把着呢，外人不好進。所以他和姜先生和姚存禮這三位存字輩的演員可以説是説《劍俠圖》的“邊關大將”。另外他還上電台説書，再有1948年他曾經在中華路惠中茶廳白天表演《劍俠圖》，晚上是國劇清唱大會。

解放後，他參加了南開區曲藝團，1955年批判《三俠劍》之後，這類武俠書都不讓説了，他把《水滸》拿起來了，下了一定的功夫。比如他説《獅子樓》中對酒樓環境的描述，非常細緻。後來説新書，他説過《兒女英雄傳》、《鐵道游擊隊》、《烈火金剛》、《敵後武工隊》等，1958年他還創作了《梨園頭》。1962年第一屆“津門曲薈”上他表演的是《揭陽鎮》。

顧存德和我們三輩人都走得很近，他和我父親是因為抽大煙認識的，關係很好。我父親生日總接師爺和他來家裏吃飯，爺幾個經常一起洗澡。不過他這人有個性，不候別人帳，也不擾別人，自己付自己的。他那時在南市清河街旅館裏，不回家，一個人僱間小屋。他有一個木頭小箱子，裏邊都是藥，他總吃藥。

有一年過年，我們爺幾個去洗澡，我一見着師爺趕忙説“爺爺，給您拜年。”師爺嗯了一聲，顧先生接過來説：“哎！聽見了嗎？人家跟你喊爺爺呢！”師爺白了他一眼：“就你他媽懂事！”從口袋裏掏出十塊錢給我。（師爺從來不花這種錢，還就我花過他錢，他請別人吃飯有時都記我帳上）

顧先生有時還跟我拍老腔兒，有一次我們爺幾個一起吃飯，我師爺在座，他指着師爺對我説：“告訴你立福，跟老頭學學他那能耐，別總學他那大模大樣的勁兒。”我那時也年輕，犯嘎，我沒等他話撂地就接過來了“對，可有人還就愛學他那大模大樣的勁。”（我意思是説他總學我師爺的派）氣得他直罵我，“你們家大人都不敢跟我這麼説話！”我父親一打圓場過去，雖是玩笑，也説明我們之間過得着。

顧存德在大直沽聯升書場説書的時，那是一進大直沽口，斜對過是個戲園子，掌櫃的姓崔，外號崔老，當時顧先生抽“紅人”煙捲，我記得當時紅人的賣三毛二、中華的賣三毛五。顧先生藝術好，可是嘴不饒人，有時候在台上也得罪人。他在開書前跟觀眾聊天，舉着手裏的煙捲衝觀眾説“您看，紅人的煙捲，當初毛主席就抽這個牌子，應該灰白火亮的，現在呢，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還帶斷火的。”好嘛！轉天煙廠的工人就把大字報貼到書場來了，説顧先生“你侮辱我們工人階級是黃鼠狼。”當然現在聽來是個笑話，可在當時那個時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顧先生還得向人家煙廠道歉。

解放初，楊文豔（西河大鼓）的父親楊寶林在教堂後幹了一個書場，是一個蓆棚子，當時把我找去了，我跟顧先生連着。

有時候從一點小事上能受很到的教育。還有一次，他和我同在謙德莊義順書場説書，我接顧先生，那個年代剛興皮猴，就是馬三立説的《算卦》中那種，我也年輕，為趕時髦就在勸業場斜對過新買了一件紅羽毛牌的，派克絨的裏兒，當時花了90多萬元（合90多元），當時穿着也是挺神氣的。一進書場，我師弟王立平跟着我，給我拿着皮猴。顧先生在台上看見了，衝觀眾説：“您瞧我們這位是大説書的，後面還有人給架皮猴，”他把我叫到跟前，“多少錢買的？你爸爸有嗎？”我的臉當時騰一下就紅了，含糊着説“有”，他似乎也明白也就沒再追問。鬧得我心裏非常彆扭，回家就收起來了，不敢穿了。我這一宿覺都沒睡好，轉天早晨，我和父親去南市新華池洗澡，（這是我們這個行業的習慣），洗完澡我跟我父親説“走，我給您做皮猴去。”我父親直納悶，都不知是怎麼回事。我帶着自己的一點積蓄和父親就去勸業場了，我父親要一件長毛絨的，活帽子的，當時沒有，還得定做，可能我身上錢還不夠，差個幾塊錢，還是我父親添上的，很快，幾天後做得了，我見父親穿上了，才敢穿自己這件。這件事給我一個很大的教育。其實我父親有衣服，冬天愛穿藍春綢的褲襖，外面套一件二大棉襖，但怎麼也不能他還穿棉襖呢，我這弄件皮猴穿。

文革後，曲協在永安飯店開會，當時王焚是主席。在上樓梯的時候，我又遇到了顧存德和陳笑瑕。這是時隔很多年後我們老友的重逢，他頭髮已經斑白了，身體也挺不好的，顧先生拉着我的手説：“你可真行啊，14年了啊，你都不看看我去？”我説“您知道我這些是怎麼過來的嗎！”心中真是感慨萬千。他對我説“你回頭上我那去啊，我給你點兒活。”

1979年4月18日，我那天是頭一天應人民公園的業務。當時文化局找我，中央文化部的王朝聞同志來了，要聽評書，就顧存德、姜存瑞和我找去了。就在電影廠的一個屋子裏，我們一人説了一個片段，姜存瑞的《斬華雄》，顧存德的《棒打洪教頭》，我説的《瑞雲》。

由於他常年追隨我師爺，所以他一定程度上借鑑我師爺的表演藝術，把書改細緻了，貼近社會生活，並且有他自己的風格特點；由於他是茶坊出身，所以書裏雜學多、零碎多，所以有書座反映他閒白兒太多；在台上表演活潑，嘴巧，有的時候嘴也損，挖苦人，但説的都是地方。前些天，電台播放了他1981年左右錄製的《水滸》，他的説法主要是講解，講、談、分析、評論、他的氣派和口頭語都學陳老，總有點壓着人的範兒。從表演來講，武打是他的擅長，但他也是説招。我聽過他的“清河油坊鎮”、“五小鬧府”等幾個片段。他和別人的評書口不一樣。他最大的缺點是沒有“駁口”，在台上一看到點了，該斂錢了，一摔醒木，台下斂錢，台上接着説。這也是一種功夫，他能在台上連着説，甚至在台上很少喝水，我們都講究是用大碗量的。

他後來也説《聊齋》，但書目和説法和我們的不一樣，又他自己的創新。他在南開區時有個學員馮玉春跟他學，後來在實驗時，馮跟我説“我學不了顧先生，他的‘焦桐賣藝’能説一天，他裏面套着《劍俠圖》呢。”馮跟他請求來聽我的書，顧先生欣然同意了，這在過去藝人之間不容易做到的。

他家就住在仙春園附近，我有一個書座祁先生和他是鄰居。他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是第四屆全國文代會的代表。晚年好像是去了住在郊區的閨女家，最後病故在那裏。《天津當代人物志》上寫錯了，不是1958年去世，應該是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