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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螄山貝丘遺址

鎖定
頂螄山貝丘遺址屬新石器時代的古遺址,位於廣西南寧市邕寧區蒲廟鎮新新村九碗坡清水泉與八尺江交匯處三角嘴台地的小山坡上。
現為邕寧區文物管理所管理使用,隸屬邕寧區文體局。
中文名
頂螄山貝丘遺址
類    別
古遺址
地    點
廣西南寧
發現時間
1994年8月
挖掘時間
1997年4—7月
年    代
新石器時代

頂螄山貝丘遺址簡介

頂螄山貝丘遺址考古現場 頂螄山貝丘遺址考古現場 [1]
遺址位於距蒲廟鎮西南三公里的頂螄山,東面為清水泉下游,西北有邕江支流八尺江,整個遺址呈西南與東北走向,東西長約100米,南北長約60米,面積4800平方米,遺址橫斷面可見40—50cm厚螺殼堆積,採集標本有蚌刀、石斧、夾砂粗陶片及多種獸骨。
該遺址於1994年8月發現,1997年4—7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工作隊、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和南寧市博物館對該遺址進行了為期4個月的發掘。
1997年7月3日公佈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並立有保護碑記,劃定了保護範圍:南以木棉樹為界,東、西、北以現有的魚塘邊為界。
頂螄山貝丘遺址地層堆積清楚,文化內涵豐富,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被評為該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2000年7月自治區人民政府將頂螄山貝丘遺址公佈為第五批區級文物保護單位。經考古專家論證,依據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原則,把集中分佈在南寧及其附近的以貝丘遺址為特徵的一類遺址統一命名為“頂螄山文化”,這是中國原始文化序列中該區第一個被冠以廣西地名命名的史前文化。
2001年7月國務院公佈頂螄山貝丘遺址為全國第五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這是南寧市(含邕寧、武鳴等七縣)首個獲得這一級別的文物保護單位 [2] 

頂螄山貝丘遺址內涵

依據地層疊壓關係和出土遺物的類比分析,頂螄山遺址的文化堆積可分為四個時期。
頂螄山遺址第一期玻璃隕石質細小石器 頂螄山遺址第一期玻璃隕石質細小石器
第一期為棕紅色粘土堆積,不含或含少量的螺殼,出土遺物包括大量的玻璃隕石質細小石器、石核,少量穿孔石器和陶器等。
細小石器多為採用直接打擊法打下的石片,石核上少見加工枱面現象,打下的小石片也少見二次加工現象,不見典型細石器中常見的細石葉和細石核;陶器多為羼雜粗石英碎粒的灰黃陶,器表均施粗繩紋,部分器物口沿上捺壓花邊,沿下有附加堆紋,器類簡單,僅見圜底的罐或釜形器。
第二期以螺、蚌殼堆積為主,出土遺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以及大量的水陸生動物遺骸。陶器數量較多,以灰褐色夾顆粒較大的石英碎粒粗陶為主,器表多飾以淺籃紋和粗繩紋,器類淺籃紋和粗繩紋,器類僅見在口、敞口或斂曰的圈底罐。石器較少,骨器、蚌器的數量較多。
石器有斧、錛、穿孔石器、礪石等,以通體磨製的斧、錛為主,但大部分僅刃部磨製較精,器體其它部位保留有較多深而大的打擊疤痕,且器形多不規整;骨器以磨製較精的斧、錛、錐為主。
蚌器主要為狀似魚頭的穿孔蚌刀。該期發現少量墓葬,葬式為側身屈肢、仰身屈肢、俯身屈肢和蹲踞葬等。
第三期堆積仍以螺殼為主,出土物與二期的大體相同,但陶器的數量和種類要較二期增多,器類除二期的圜底罐外,較多的是斂口或直口、深腹的圜底釜及高領罐;陶器均為夾砂陶,但砂較細,用粗石英砂粒作羼雜料的現象已基本不見。
器物火候較高,陶色有灰褐色、紅褐色和外紅內黑幾種;器表紋飾以中繩紋為主,少量細繩紋,籃紋基本不見。石器仍以磨製的斧、錛為主,器形和製作方法與二期基本相同,但數量有所增多;蚌器以磨製的穿孔蚌刀為主,新出少量蚌鏟(匕)。骨器有磨製的錛、錐、鏃、針、魚鈎等,以鍛、錐為主。
此期發現的墓葬數量多、分市密集,除二期常見的幾種屈肢葬外,還發現了數量較多的肢解葬。
第四期為灰褐色粘土堆積,不含螺殼。出土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文化遺物及大量的破碎獸骨等遺物,不見蚌器。陶器以夾細砂的為主,另有部分夾炭陶和泥質陶;陶色種類增多,有紅褐、黑、灰褐、灰陶等;紋飾以細繩紋為主,並出現多線刻劃紋;器類有高領、圜底的罐、釜,圈足的罐、杯等,器形規整,輪制技術已開始運用。
石器數量較少,以通體磨製的錛、斧為主,器表保留的琢打痕較少,部分製作 精緻,通體光滑,新出現通體磨製光滑的又肩石斧。
骨器以體型較大的錛、斧、鏟為主,錐、鏃較少。在遺址的南部發現屬於該期的墓葬9座,葬式為各式屈肢葬和蹲踞葬。
根據遺址的測年結果和出土遺物特徵的分析,頂螄山遺址第一期的年代大約在距今10000左右,屬新石器時代的早期,第二、第三期的年代約為距今 8OOO年~7000年,第四期的年代大致在距今6 0 0 0年左右。
儘管這四期文化遺存在地層上有較明確的疊壓關係,但在文化面貌上卻有着較大的差異。第二、第三期文化遺存是頂螄山遺址最主要的部分,兩期的文化面貌總體上基本一致,如地層堆積中以螺殼和水陸生動物遺骸為主,有大量的以屈肢葬為主的墓葬,遺物中有數量較多的蚌器,陶器、石器和骨器的特徵基本相同,經濟生活都以捕撈、漁獵和採集為主等。而第一、第四期遺存與第二、第三期遺存在文化上有較大差異,相互間存在較大的缺環。
第一期和第四期的文化堆積中均不含螺殼,表明其經濟生活形態與第二.三期的有較大的不同,而且第四期的土壤樣品中發現有一定數承的稻屬植硅石,可能已出現了農業經濟。

頂螄山貝丘遺址分區

發掘表出,頂螄山遺址已有了較明確的功能分區 。從東到西大致可分為居住區、墓葬區和垃圾區三部分。居住區位於遺址的東北部,發現有成排、近圓形的柱洞20餘個,初步可確認當時的建築為長方形的幹欄式建築。墓葬區在遺址的中部,在寬約10米的範圍內從北往南呈帶狀分佈。
墓葬區中共發現墓葬331座,包括了400餘個個體的人類遺骸,發掘結果表明,頂螄山遺址已經有了公共的氏族墓地。在遺址西部是垃圾區。

頂螄山貝丘遺址葬俗

頂螄山貝丘遺址遺骸 頂螄山貝丘遺址遺骸
這些墓葬均為豎穴土坑墓,墓坑大多淺而小。大部分為單人墓葬,少數為合葬墓,最大的合葬墓包括了7個個體的人類遺骸。葬式為屈肢葬和肢解葬,以屈肢葬為主。屈肢葬樣式較多,包括仰身屈肢、俯身屈肢、側身屈肢和屈肢蹲葬四種。肢解葬為把人體從關節處肢解,分別放置在墓中;相當部分是從頸部和腰部將人體肢解成三大部分,並將頭顱塞入胸腔之中,而且擺放的姿態各異,沒有規律。如65號墓,將人的頭顱割下,置於胸腔內,肋骨未經移動,完整地包裹着頭顱;左右上肢自肩胛骨外割下,分別置於墓葬兩端;自腰部將盆骨割下,並將左右下肢自股骨頭處肢解,盆骨倒扣在身體右側,雙下肢屈置於墓葬東側。
這類墓葬,儘管在關節處未見明顯的切割痕跡,但是,未切割部分的人體關節,尤其手、腳趾關節均未脱離原位,與二次葬有較大差異,應是在死者軟組織尚未腐爛時有意肢解、擺放而成。
多數墓葬中沒有隨葬品,少數有隨葬品的墓也僅隨葬1件—2件石器、骨器或蚌器,未見隨葬陶器的墓葬。多數墓中或墓四周都放置有數量不等的小石塊,有的壓放在人體骨骼的上部,其中23號墓用一塊扁平的大石塊將蜷屈的人體全部壓住,55號墓在人體下整齊地平鋪了48件未加工的石塊。
頂螄山遺址是廣西史前文化遺址中發現墓葬最多的一處,而且葬式獨特,尤其是肢解葬,為過去考古所未見,相似的肢解葬俗在世界其它地區尚未見到,表明了獨特的埋葬習俗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對研究當時當地的社會結構和風俗習慣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
保存較好、數量眾多的人類遺骸的發現,提供了目前廣西最完整的史前人骨資料,可以填補廣西史前體質人類學研究的空白,是探討廣西地區史前時代的人類種屬、體質特徵以及與東南亞地區史前人種關係的珍貴資料

頂螄山貝丘遺址文化

廣西是我國內河淡水性貝丘遺址數量最多、分佈最密集的地區,也是內河淡水性貝丘遺址的代表。從1960年代起,廣西的考古工作者相繼在邕江、左江、右江、鬱江和黔江及其支流兩岸發現了貝丘遺址30餘處。這些遺址所處的具體地貌特徵基本相同,一般地處河流的拐彎處或大小河流交匯的三角嘴上,均處在河岸第一級階地,前緊臨江,後靠低矮的小山嶺,遺址周圍有較開闊的低地。
地層堆積以大量的螺蚌殼和人類食用後丟棄的水、陸生動物遺骸為主,且地層堆積一般都厚達1米以上;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包含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文化遺物以及數量眾多、葬式以各式屈肢葬為主的墓葬。這類貝丘遺址有着較為集中的分佈範圍和相同的自然地理環境;文化堆積也基本相同,遺址中所包含的文化遺物在內容和形式上也大體相同,埋葬習俗盛行各式屈肢葬,經濟形態以採集、漁獵和捕撈為主。
所有這些文化特徵的同一性和連續性都充分説明,這些貝丘遺址屬於同一史前文化系統,它與我國其他地區的史前考古學文化有着較大的區別,是在相對獨立的空間、一定時期內形成的一種獨特的文化類型,是我國史前一種具有強地方特點的史前文化。
頂螄山遺址的發掘在地層上明確了遺址中文化堆積的早晚關係,發掘者通過對發掘資料的整理、研究,結合以前發現的河岸貝丘遺址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根據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將以頂螄山遺址第二、三期為代表的,集中分佈在南寧以及期附近地區的,以貝丘遺址為特徵的這一類遺存命名為頂螄山文化。
頂螄山文化是廣西第一個史前考古學文化,其文化內涵豐富,特徵鮮明,文化發展序列清楚,已成為研究廣西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的標尺,同時結束了廣西史前沒有考古學文化的歷史。

頂螄山貝丘遺址社會影響

在廣西已發現和發掘的貝丘遺址中,頂螄山遺址是最有價值的一處,不僅遺物多、文化內涵豐富,而且年代早、延續時間長,文化發展演變脈絡清晰,是廣西乃至華南地區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之一。同時大量層位關係清楚的陶、石、骨、蚌等遺物的發現和陶器復原的成功,為確立廣西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序列提供了條件。
大量動物骨骼的發現和研究,對各文化層的科學採樣的分析,對了解和復原當時的生態環境及人類生存方式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頂螄山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對我們認識廣西地區史前文化的特徵和內涵,構建該地區史前文化的基本框架和序列,確立廣西在中國史前文化中的地位,探討廣西在華南與東南亞地區史前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研究史前時期廣西的自然環境及其變遷和人與自然環境間的互動關係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