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浚

韓浚（1894～1989），又名仲錦。湖北黃岡傅家河下林垮人。早年投身民主革命。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在校時曾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留校任入伍生團隊排、連長。1925年9月，同陳賡一起到蘇聯學習軍事，半年後被召回國，參加北伐戰爭。蔣、汪叛變革命後，時任張發奎部警衞團參謀長的韓浚，與團長盧德銘、指導員辛煥文（均系共產黨人）計議率部響應南昌起義，在直趨南昌途中，被張部兩個團的兵力截擊，轉赴湘鄂贛邊修水—帶開闢根據地，擴大武裝，自稱“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這時，中共湖南省委負責人夏曦要他們三人離開修水，到起義大軍去工作。途中被捕，在通城監獄關押半年之久，經友人營救獲釋。與黨失去聯繫，遂脱黨。再去廣東，經陳銘樞介紹，在北海鹽務處任秘書兼總務科長。1928年下季，得悉蔣介石要逮捕他，遂趕上海邀約原黃埔同學，組織“黃埔革命同學會”，樹起反蔣旗帆，失敗後，走投無路，於1930年12月赴南京向蔣介石投效。自1931年至1947年間，先後任國民黨中央軍校政治教官、四十八師政訓處長、一O四旅旅長、七十七師師長、七十三軍副軍長、中將軍長等職。1947年在山東萊蕪戰役中被人民解放軍俘獲，經過學習改造，於1961年特赦。1962年回湖北，歷為省政協四、五、六屆委員會委員，五、六屆常委，文史專員，以及湖北省黃埔軍校同學會顧問。1989年9月在武昌逝世。 ^[2] 

韓浚，湖北黃岡人，1924年考入黃埔一期，入學不久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5年參加討伐陳炯明的東征，同年10月，被派往蘇聯學習軍事。1926年5月回國，先後在上海、南京從事革命工作。 ^[1]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韓浚被調到張發奎的11軍教導營當營長。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背叛革命後，武漢形勢頓時緊張。5月，夏鬥寅叛變後，韓浚在葉挺指揮下帶領部隊參戰，打垮了夏鬥寅叛軍。6月，韓浚被調到張發奎部任警衞團參謀長。警衞團團長盧德銘是個共產黨員，韓浚與他關係很好。7月，汪精衞在武漢背叛革命，周恩來等到南昌組織起義。8月2日深夜，盧德銘、韓浚接到兩封電報，一封是周逸羣同志從南昌打來的，説“我們起義了，脱離了張發奎的部隊”。一封是張發奎從九江打來的，命令警衞團速到九江待命。韓浚與盧德銘商量，決定去南昌和起義部隊會合。當部隊行軍到武寧縣時，前去聯絡的人回來報告：南昌起義部隊已經離去。這時張發奎得知警衞團起義，派部隊前來圍堵盧德銘。韓浚帶領部隊轉移到江西修水，擴充部隊，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1軍第1師。為了得到黨中央的指示，盧德銘、韓浚等人秘密來到武漢，找湖北省委負責人向警予同志彙報了工作。向警予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指示他們回去組織起義。在返回部隊途中遭遇敵人，韓浚被唐生智部抓住，關押了兩個月才被保釋出來。當他再回武漢時，黨的機關已經找不到了。盧德銘則回到部隊，在毛澤東領導下參加了秋收起義。 ^[1] 

這個意外的變故使韓浚脱離了共產黨的組織，他輾轉來到廣東，在陳銘樞手下找了個工作。不久，蔣介石電告陳説：韓浚是潛伏的共產黨，要陳把韓押送南京。陳銘樞還有同情心，把電報給韓浚看，韓浚被迫離開廣東，到了上海。當時黃埔一批反蔣的同學組織起“黃埔革命同學會”，韓浚當了組織部長。他們擁護汪精衞，反對蔣介石，搞了一些活動。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的地位得到鞏固，汪精衞被迫出國，黃埔學生的反蔣組織也相繼解散，韓浚只得另找出路。 ^[1] 

1931年，蔣介石加緊對紅軍的“圍剿“，籠絡黃埔舊部為他服務。韓浚正在窮困潦倒之際，蔣介石派人招撫他，轉達口信：“黃埔學生猶如親兄弟一樣，過去一時氣憤分開了。現在意見統一了，兄弟們還是一家人。只要你回南京，絕不歧視。“韓浚受了感動，向蔣介石表示效忠。蔣介石委任他為中央軍校政治部教官，從此，韓浚從一個革命者轉入了國民黨反動派陣營中。 ^[1] 

1932年，韓浚到湖北京山縣參加“圍剿”紅軍的戰鬥，因守衞京山縣城有功，受到蔣介石的賞識。抗日戰爭中，韓浚先後參加了南京保衞戰和武漢保衞戰，雖然作戰勇敢，但部隊損失慘重。1941年，他調任國民黨第73軍77師師長。77師原是一支素質很差的部隊，被老百姓稱為“害人害到底”的軍隊。韓浚上任後大力整頓，嚴肅軍紀，加強訓練，使部隊素質發生很大變化。在長沙會戰中，韓浚率部英勇作戰，受到王耀武的讚賞。1944年，韓浚升任73軍軍長，在湘西會戰中經過50天激戰，打退日軍進攻。抗戰勝利後，73軍升為國民黨軍嫡系部隊，裝備美式武器，調往南京擔任衞戍部隊。 ^[1]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73軍作為國民黨軍主力調往濟南，進攻山東解放區。蔣介石在徐州對韓浚説：“津浦、隴海、膠濟鐵路是國家的動脈，現在全被共產黨控制，國家的交通運輸都停滯了，這成什麼國家！我一定要把這幾條鐵路拿過來，控制在政府手中。“73軍到達濟南後，韓浚奉王耀武的命令打通膠濟線。他指揮部隊從濟南向東打，與解放軍多次戰鬥，佔領淄博並在當地駐守。 ^[1] 

1947年1月，蔣介石、陳誠為實行“魯南會戰”計劃，命令王耀武部從北線南下配合進攻。王耀武顧慮山東國民黨軍兵力不足，想保存實力，只派出12軍前進到吐絲口鎮就不動了。蔣介石寫信催促王耀武，説魯南會戰關係黨國安危，希望顧全大局，必須派出三個得力的軍，嚴格執行作戰計劃，向南進攻，否則以貽誤軍機論處。韓浚也同時收到蔣介石的信。王耀武無奈，只好把73軍這張“王牌”打出來。他在電話中對韓浚説：“我本不想派你這個軍參戰，領袖的親筆信指定了73軍，你就辛苦一趟吧。”韓浚當時根本不把共軍放在眼裏，很痛快地接受了任務。 ^[1] 

然而73軍南下到顏莊後，韓浚才感到形勢的嚴峻。他回憶説：“從吐絲口到新泰這百餘里的解放區內，我們不足兩個軍的力量，擺成一個長蛇陣，隨時都有被截斷殲滅的可能。而整個山東除濟南、青島外，是解放軍的老根據地。特別是膠濟路以南的廣大地區，人民羣眾組織得非常嚴整，軍民旱已團結一致，交通要隘，軍事消息封鎖很嚴。解放軍的情報極其靈通，我們的兵力大小、裝備情況、戰鬥力的強弱，以及全體官兵的情緒、指揮人員的性格和部隊的行動等，他們都瞭如指掌。相反，我們在解放區內連個人影也找不到，偵察隊形同虛設，情報人員，在解放區內根本不起作用，偶爾得到點消息也是道聽途説，因此，我們的進與退和兵力的部署，全都是盲目的行動。“直到他與李仙洲在菜蕪被包圍，王耀武下令突圍也來不及了。 ^[1] 

1947年2月23日是韓浚終生難忘的日子。當他指揮73軍剛離開萊蕪城不遠，就受到解放軍大部隊的四面圍攻。走在右側的46軍在解放軍的進攻下發生混亂，很多士兵扔掉武器向西邊逃命，湧人73軍，頃刻之間把73軍的指揮系統搞亂了。韓浚回憶道：“我們各級指揮人員失去了控制，軍長找不到師長，師長找不到團長，人們在混亂中爭相逃命。看着那種悽慘現象，我們的內心是極其痛苦的。當時我氣急敗壞地向亂兵大聲呼喊：‘同志們，我們一定要突破這個包圍！大家跟着我攻擊前進，到了吐絲口我們就有辦法了！’我帶—部分人衝到吐絲口附近，迎面一排槍從吐絲口方向射來，亂兵中又倒下一批。我判斷解放軍已攻佔了吐絲口。我仍不服氣，繼續高喊：‘同志們，向博山攻擊前進！‘此時跟着我的殘兵敗將大約有三四千人，並且人數越走越少。突破包圍圈後，隨行人員為我找來一匹馬，怕我自殺，把我的手槍摘下了。我們平安走了三四個小時，天黃昏時，棄馬徒步前進。雖然一天沒有吃飯，走了將近五六十華里，並不覺得疲倦。在黑夜中，我問隨行人員這是什麼地方？答覆是已到博山外圍青石關附近，很快就可以到博山。聽説前面是青石關，我思想上發生了變化，行動上也猶豫起來，同時感到又飢餓又疲倦。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黃炎勳高級參謀對我説：‘軍長，我是不願意回南京的，也不想離開解放區。國民黨不失敗世無天理，回去有什麼辦法？還不是失業。這裏可能有解放軍，我們去找解放軍，就住在解放區內，好嗎？’這時我心亂如麻，許多問題浮現於腦海中：在抗日戰爭中，我們打敗過侵華日軍47師團，俘虜他二百多人，顯示了我們73軍的力量。今天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面前為什麼一敗塗地？73軍是10個美械裝備軍之一，我是這個軍的軍長，覺得光榮。今天全軍覆沒，出去何以見人？蔣介石對美械裝備軍很重視，今天我把美械轉送給解放軍，可能要受極嚴重的處分。思來想去，心情很不平靜，對黃炎勳高參找解放軍的主張也未及答覆。他認為我已默認了，馬上跑去高喊：‘這裏有解放軍沒有？’特務連連長也喊：‘我們73軍軍長要找你們解放軍，請派人來談話！’解放軍在黑夜派來不少的人，把我們招到他們的營部，營長對我很客氣，在深夜中準備很好的飯菜招待我。第二天，解放軍把我送到後方。” ^[1] 

韓浚被俘後，與其他國民黨高級將領一起轉移到後方的“解放軍官教導團”學習，新中國成立後又在戰犯管理所中度過了十幾年的改造生活。1962年底他在北京獲得特赦，根據本人願望，政府安排他回武漢定居，擔任湖北省政協文史專員。1977年被選為湖北省政協委員、常委。他在武漢安度晚年，直到1989年以96歲高齡去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