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天民

青年時代的鞏天民心懷大志，奮發向上，在銀行當練習生期間經常閲讀《飲冰室文集》，受梁啓超介紹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萌發了追求進步的思想。

鞏天民在青年時代就具有進步思想，1921 年參加了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結識了閻寶航、郭綱、張韻泠、高子升、何松亭、吳竹邨、蘇子元等進步青年。這些青年組織“星期三會”，每週三漫談新思潮、新文化，並共同學習郭尊三從外地帶回來的《共產黨宣言》《社會科學概論》等進步書刊，高子升還為大家翻譯日文馬列主義著作和有關社會主義的刊物。1924 年春，上海黨中央派遣韓樂然以畫家身份來瀋陽“開荒”，建立聯繫、發展黨組織，落腳點即為奉天基督教青年會。1925 年，中共北方區委李大釗派任國禎來到瀋陽，鞏天民特意將其安排到文華閣紙莊寄居，並參加了任國禎舉辦的“暑期大學”“革命同志會”，8 月，經高子升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奉天銀行黨小組做宣傳工作。 ^[3]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迅速淪陷，廣大的東北人民開始了亡國奴的生活。一夜成了亡國奴，儘管這種説法多少有些誇張，但卻能真實地反映出東北的鉅變與人民的巨大反差。東北軍與很多軍政人員紛紛撤出東北，這固然與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大部分人心中還存有希望———那就是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日本對東北的佔領，訴諸國聯。日本佔領瀋陽後，土肥原賢二出任奉天市長，快速建立起了一套統治機關，同時謀劃成立滿洲國以掩蓋其侵略東北並永久佔領的野心。為達此目的，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採用了鎮壓與懷柔並用的伎倆。對於武裝反抗者施以血腥鎮壓，對於一些工商界及上層人士採取拉攏懷柔的手段，力圖為之所用。鞏天民在此時已經成為瀋陽頗有名氣的銀行家，自然也在拉攏的範圍之內，而鞏天民的真實身份則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主要為黨蒐集情報，掩護共產黨人在東北的活動。

當他看到日軍的種種暴行後，義憤填膺，在基督教青年會和盛京施醫院聯合部分愛國人士，開始進行反滿抗日活動，其中主要有劉仲明、劉仲宜、畢天民等人。這些愛國人士在鞏天民家經常聚會，對於東北之命運時切殷憂。他們在聚會的時候必飲苦水一杯，以勵卧薪嚐膽之意。日本為製造東北“民意”，強迫進行所謂的“促進建國大示威”請願活動，強迫市民懸掛偽滿洲國國旗。在這緊急關頭，鞏天民與這些愛國人士開始行動，印發傳單，進行抵制活動。鞏天民曾經讓妻子和兒子抄寫傳單，自己化了裝出去，臨走時告訴家人：“如果我不回來，不用去找我。”就這樣冒着生命危險把傳單撒出去。他在傳單中警告商民“不要被日寇所利用，成立滿洲國是關係到民族存亡的大問題”。商民內部本有思想矛盾，看到傳單就譁然散去，日本的陰謀在商會未能得逞。 ^[4] 

1932 年夏，鞏天民代表奉天市文教、工商、銀行等各界人士奔走呼籲，開展救國運動。他借入關辦事的機會，到北平拜見了張學良，帶去瀋陽文教、工商界愛國人士致張學良的函件，敦請張學良：“聯繫中國真正抗日力量及愛國人士、愛國羣眾，率領東北健兒，打回老家，收復失地，東北民眾，引頸望之。” 張學良深受感動，表示會相機行事。在張看來，以中國現有實力來看，根本無法對日作戰，收復東北失地現在只有三個希望：一是日本國內對日軍侵佔東北意見不一致，反對派勢力可能使日軍自動撤兵；二是日本佔據東北以後可能進攻蘇聯，日蘇作戰中國藉機收復東北；三是因日本侵佔中國領土可能發生世界大戰，中國伺機收回領土。目前只能依靠國聯等外交途徑來解決問題。鞏天民見張學良有此表示，也不能再多説什麼，對張不能轟轟烈烈地抗日表示很失望。在北平期間，鞏天民見到了老友閻寶航，得知閻寶航、杜重遠等人在北平已經組織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他當即和救國會取得了聯繫，並資助了活動經費 500 元。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有部分東北軍將領參加，得到了張學良的默許，也得到了張在精神和物質上的大力支持。而九一八事變之後，在東北興起的抗日義勇軍在共產黨的影響下，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日鬥爭。鞏天民得知這些情況並返回瀋陽後，決定在資金和醫藥等方面盡力援助東北的抗日鬥爭。他組織了部分青年會的董事、醫院和學校的教職員，成立了一個小團體“衞生會”，由每人工薪收入中提出10%作為公共儲備，為資助抗日救國活動和自救之用。 ^[4] 

1932 年國聯通過決議，決定派以英國人李頓為團長的國聯調查團到中國東北，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做實地調查。

但是，當時的國際形勢十分微妙複雜。英美等國抱着事不關己的態度，對日本侵略中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特別是後來任英國首相的張伯倫所主張的“綏靖”政策，等於鼓勵了日本及後來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德國納粹。而當年的美國軍火商熱衷於戰爭，抓住時機大做軍火買賣，日本的許多炮彈就來自美國。

在得知李頓要來中國調查的消息後，鞏天民等既喜又憂。喜的是，可藉此機會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醜惡嘴臉；憂的是，如果國聯的調查罔顧事實，後果不可想象。為了救民於水火，為了中華民族不任人宰割，鞏天民絕不願意放棄這一伸張正義的機會。於是，他立即將劉仲明、劉仲宜、張韻冷、邵信普、張查理、畢天民、李寶實、於光元等8位愛國志士緊急召集在一起，商議如何利用這一機會揭露日軍侵略的罪行。大家決定，集中精力蒐集日本侵略東北的事實材料，以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欺世謊言。同時研究了蒐集材料的原則、方法、分工。之後，他們冒着生命危險開始了行動。

在蒐集過程中，他們遇到了許多難以預料的困難。這是因為，日本人已經獲悉國聯即將到瀋陽調查一事，並採取了種種防範措施，如將曾經公開張貼在大街上的日本關於佔領瀋陽的佈告，一夜之間全部撕下收回；將其屠殺城郊某村莊的現場進行了嚴密封鎖；對涉及侵略中國的機密文件加強了保管等。同時，日本特務機關也將其所懷疑的抗日誌士全部列入黑名單，甚至還策劃了暗殺行動。對鞏天民等尤為不利的是，國聯調查團不是先到受害國調查，而是先行到日本，聽取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關於“維護遠東和平”的欺世之辭。

但鞏天民絕不放棄。他知道，向國聯送交真相材料，讓世界各國瞭解日本侵略中國的真相，這是當時唯一能爭取國際社會同情的方式。重重困難，反而更激發了鞏天民等人的勇氣和決心。鞏天民利用自己廣泛的社會關係，先是做通了省政府負責文件管理的愛國人士的工作，讓其在晚間下班時將日軍給省政府的命令偷偷帶出來，當晚進行拍照，第二天再悄悄地送回去；然後利用自己商會負責人的身份，冒險夜入商會，找出偽市政府函謝商會派人蔘加“慶祝建立滿洲國”遊行“送賞金千元”的原函，趕曬成藍圖。此外，他還與其他人一起在夜晚偷揭遺留的殘缺佈告，密拍機要軍事據點照片等。一次，正當他們全神貫注地拍攝時，突然遇到了巡邏的日本憲兵隊。日本憲兵也發現了他們，呼啦啦就圍了上來。千鈞一髮之際，鞏天民十分冷靜，他立即示意大家手拉手，唱起了日本民歌《櫻花頌》。日本憲兵衝到他們面前，看了看這些人，不知他們在幹什麼，但聽到鄉音，以為遇到了老鄉，便離開了。

在鞏天民的精心指揮策劃下，九君子夜以繼日，分頭行動，終於將日本侵略者侵佔我國東北的翔實材料基本收集齊全。隨後，他們又不分晝夜，在短短 40 天內把這些材料分門別類，翻譯校對，整理成冊。這些材料大致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種證據彙編；第二部分是各項證據的詳細説明。為便於外國人閲讀，劉仲明、張查理和鞏天民在將材料譯成英文時，反覆斟酌，力求最準確地表達本意。最後，在是否簽名的問題上，大家神色變得凝重。此時誰都明白，不簽名，這份材料在法理上就屬於無效；而如果簽上自己的真實名字，就等於把自己的行動“告訴”給了日本人。

因為這份材料極有可能在國聯成員國會議上分發，那就會讓所有會員國包括日本知道是誰提供的這些材料，其危險後果可想而知。但在生死麪前，九君子沒有一人動搖。大家含淚高唱古曲《滿江紅》：“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然後，逐個在裝訂成冊的材料上鄭重地簽上了各自的姓名。因為擔心正本會被日偽抄查去，鞏天民又複製了—個副本深埋地下。

必須提到的是，在證據材料裝訂成冊後，張查理的夫人宮菱波特意為它趕做了一個蘭緞子封皮，並提出應該在封皮上用紅色絲線繡出“TRUTH”（即“真相”）5 個英文字母。這一提議立即得到大家的歡呼。於是，九君子中鞏天民的夫人呼澤生、劉同倫的夫人史瑞芝、畢天民的夫人趙煥玉等親自上陣，一針針一線線地在材料封皮上繡出來“TRUTH”字樣。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的夫人們，本身也都是有文化有教養的大家閨秀，她們把繡字看成是對祖國感情的一種最好的表達方式，一個個爭先恐後，生怕不能上手。當最後一針繡好後，她們你看我，我看你，人人眼中都飽含着激動的淚水。最後，宮菱波又提出一個新主意：讓我們的熱血澆注在這上面吧！夫人們愣了，哭了。隨後一個個伸出手指，用針扎破，一滴滴鮮血灑到《TRUTH》上。

做事縝密的鞏天民為了讓 《真相》能安全送到李頓手上，並讓其產生最大的效應，特地諮詢了有關人士。

奉天小河沿施醫院院長雍維林對歐美法律甚有研究。他對鞏天民和劉仲明説：依照國際法律，遞交這份材料有很大難度。因為國際法律要求，你們必需親自將這份材料遞交到調查團手裏，且必需伴有負責人簽署的正式信件。這個負責人還應該是被法庭認可的人，也就是國家批准的律師。簽證送交人必需確有其人，並要證實其人的身份、品德。這樣，法庭才能接受其材料，作為合法的正式文件予以審查

處理。鞏天民和劉仲明聽了這樣的規定，一時愣住了。難道這份《真相》就這樣付之東流了？大家多日的努力就功虧一簣了？不！決不能！他們求助雍維林。雍維林感動於他們的執著，更感念於他們的愛國之舉，於是向他們推薦了一個人，即在法庫基督教教區的倪斐德博士。

這個倪斐德博士與李頓的關係十分近密。因為他的兒媳巴瑪拉·瓦爾特小姐的教母，就是李頓伯爵夫人。如果倪斐德博士肯出面，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於是，雍維林給倪斐德博士寫了一封親筆信。之後，鞏天民等避開日本特務的跟蹤，找到了在法庫的倪斐德博士，用事實和真情打動了他。

1932 年 3 月上旬，倪斐德博士專程來 到 沈 陽 ， 親 自 到 劉 仲 明 家 取 走 了《TRUTH》材料。出於安全考慮，倪斐德博士沒有直接回法庫，而是把材料直接送到了英國駐瀋陽領事館，保存在領事館的鐵櫃內。1932 年 4 月，國聯調查團到達奉天，住在大和賓館(現遼寧賓館)。日本人如臨大敵，在賓館裏佈滿了特務，羣眾很難接近國聯調查團。日本人並通過各種渠道，得知了鞏天民等人有一本材料要送交給國聯的情報，於是對九君子嚴加防範。為安全地將《真相》材料送交調查團手上，鞏天民與日本人鬥智鬥勇，巧設疑局。4 月 25 日，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得到一個重要情報：倪斐德博士晚間要在奉天著名的鹿鳴春飯店宴請國聯調查團的李頓一行。此前，土肥原已經掌握了九君子的《真相》材料尚未交到李頓手中的情況，這些天他遍佈崗哨，就是要等鞏天民等人交遞材料時一舉拿下。於是，土肥原立即下令，在鹿鳴春飯店附近撒下天羅地網，一隻蒼蠅也不能讓它飛過去！為了一舉成功，土肥原命人提前把鹿鳴春飯店的包間包了個八九不離十，就是散座，也派人提前進入。可以説，整個鹿鳴春飯店都已在土肥原的掌控之中。

鹿鳴春飯店位於當時奉天熱鬧的南市場。這裏商賈雲集，龍蛇混雜，與日本人的“滿鐵附屬地”近在咫尺。俗話説，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鞏天民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作為鹿鳴春飯店的大股東，他在這裏演繹了一幕幕驚險的暗戰大劇。鹿鳴春飯店的一號包房位於二樓，面積不大，能夠俯視飯店正門，便於觀察各類人員的來往活動。鞏天民把這裏當成自己的特殊包房，一般不對外“開放”，擔心敵特趁機在屋內做手腳，如安裝竊聽器之類。為了隨時防備突襲，鞏天民還在屋中備了一副麻將，有事沒事，總把麻將牌攤在桌子上。因為，這個一號包房是中共一個地下聯絡點，容不得半點疏忽。當天下午 4 點左右，十幾輛汽車開進南市場。前面兩輛坐着李頓和他的秘書，還有倪斐德博士、譚文綸牧師及倪斐德博士的朋友雍維林院長等；後面的十多輛則坐的都是日本憲兵、特務。日本人明裏説是為了李頓及調查團人員的安全，實則是讓李頓時時處於他們的監視之下。

李頓一行在鹿鳴春飯店門前下了車，那些日本“護衞”也下了車，那些潛伏在飯店裏裏外外的特務們一個個都緊張得喘不過氣來，幾百雙眼睛不錯眼珠地死死盯着李頓一行。當然，他們更要防備的是出來迎接的鞏天民，擔心鞏天民會在大家不注意時悄悄地把材料塞給李頓。出乎所有人意外的是，當鞏天民迎出大門，對李頓剛一做出“請”的手勢，並説道：“歡迎李頓伯爵光臨敝店”時，倪斐德博士卻搖搖頭，高聲喊道：“NO!NO!這裏不好!我建議換個地方好不好？”

李頓點點頭，沒等其他人再説什麼，一彎腰，徑直鑽進了自己的汽車。汽車一鳴喇叭，一掉頭“呼”地絕塵而去，倪斐德博士的汽車緊隨其後。日本人傻了，當即亂成了一團，“哇哇”叫着紛紛往汽車上爬。

更傻眼的當數在鹿鳴春飯店內外的幾百個特務，他們像在茫茫大海中突然失去了航標燈，一時沒有了方向。只有鞏天民站在鹿鳴春飯店的大門前，不露聲色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原來，這是鞏天民早就設計好的一齣戲，聲東擊西，故意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鹿鳴春飯店來。

此時，李頓一行按預定方案，來到譚文綸牧師家吃晚餐，一頓正宗的東北殺豬菜大餐。譚文綸牧師家的餐廳不大，剛好只容得下李頓將軍和他的秘書赫士，以及倪斐德博士、譚文綸牧師夫婦、雍維林院長 6 個人。那些緊緊跟着的日本人乾着急使不上勁，只好站在小餐廳外面，一個個支着耳朵，瞪大眼睛，生怕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發生什麼情況。

餐廳裏的人則就像是吃一頓家庭便宴，十分輕鬆。李頓看着滿桌的菜餚，驚訝地張大了嘴巴。譚文綸牧師作為東道，一一介紹着：“這是我們東北的小雞燉蘑菇，這是豬肉燉粉條，這是酸菜汆白肉，這是血腸……”

“血腸？血怎麼吃？”

6 個人伴着熱氣騰騰的東北大菜，談笑風生，一點沒涉及與政治沾邊的。日本人慢慢地放鬆了警惕。這時，倪斐德博士説：“咱們換換口味吧！”説罷，把劉仲明代表九君子寫給國聯調查團的信悄悄遞給了李頓。隨後，倪斐德博士、譚文綸牧師、雍維林院長當場簽字，證明信上提到的九人都是真名實姓。倪斐德博士還鄭重地介紹了這 9 個人的職業、地位、聲譽、品質等，強調這些人都是奉天人，都是在社會上受人敬重的人，他們不畏強暴，堅持自己的立場。李頓津津有味地聽着，讚歎道：“這正是我們需要也願意接觸的人啊！”談到《真相》材料時，倪斐德博士眨眨眼，説：“為了安全，我已經把它放在領事館了。”

可憐那些站在一旁監視的日本特務，即聽不懂英語，也看不懂英文，只能眼睜睜看着餐廳裏的 6 個人邊喝邊吃説説笑笑。

與此同時，在鹿鳴春飯店，鞏天民也是坐立不安，直到接到報平安的電話，他才笑了。

第二天下午，調查團全體成員來到英國駐瀋陽領事館，認真審閲了《TRUTH》材料。 ^[5] 

10月12日凌晨，日偽警憲人員闖進鞏天民家，進行搜查，當時，寫字枱上有份關於抗日內容的重要材料，鞏天民趁敵人不備，用胳膊肘將材料拐在地下，用腳踢到寫字枱下的亂紙裏。他最擔心的是那本由他管理收藏的“衞生會”分户帳，一旦被敵人發現，就會造成百餘人無辜被逮捕。當敵人問他“和家裏人還有什麼説的沒有時，他急中生智，趁此機會，從衣櫃裏拿出“衞生會”帳本，當着敵人面，向妻子呼澤生説：“以後，柴、米、油、鹽帳，讓老大記下去（指他的大兒子鞏國本）。 ”當時，呼澤生懷抱的五兒正在發高燒，哭叫不止，鞏天民馬上説：把孩子抱出去，呼澤生把帳本和孩子都包在小被裏，抱了出去，這才保住了那本關係百餘人安全的帳本。

鞏天民被關押在偽警察廳，日本人得知鞏天民到過關裏，認定他是“要犯”，鞏天民遭到了嚴刑拷打，難友們聽到他痛苦呻吟，都默默流淚。一週以後，憲兵來提審鞏天民、劉仲宜。臨別時，他倆意味深長地説：“我們再見了！”，難友們放聲痛哭。他們被押到日本憲兵隊，胸前掛着“反滿抗日犯”的牌子，受盡疲勞審訊、電波通腦、灌辣椒水、刺指甲、滾釘板、卧短凳等名目繁多的法西斯酷刑，鞏天民硬是咬緊牙關，未吐露半點真情，日本人沒有抓到任何證據。鞏天民被關押49天后，經過朋友保釋出獄。以後，他的行動受到警憲的嚴密監視。

出獄後，鞏天民意識到：要繼續從事抗日活動，必須得有一個顯赫的社會地位作掩護。於是，在朋友的幫助下，他在志城銀行入了股，並擔任了董事兼總經理。志城銀行原定5年才能還清的債務，在鞏天民的經營下，僅用一年時間就還清了，各股東都非常感謝他，鞏天民的地位越來越鞏固。 ^[5] 

1937年春，曾經留學英國的英國共產黨員張為先回奉天找黨，恰遇同在英國留過學，並在倫敦同屬“英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的何松亭的妻子佟挽新。其時，何松亭在中央北方局華北聯絡局負責人南漢宸領導下工作，在何松亭的介紹下，張為先前往北平，會見中央北方局華北聯絡局局長南漢宸，詳細彙報了他在英國入黨和後來到日本的情況以及回國找黨的經過，還交給南漢宸一份《東北現狀》的報告。經過審查，組織同意給他辦理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手續。南漢宸指示張為先：繼續回東北建立地下組織開展情報工作，由何松亭單線領導，還規定了張、何二人的接頭方法：一種是張為先到北平的某報紙上登尋人啓事，何見報後來找張為先，南漢宸還親自為之擬定了尋人啓事的條文；第二種是由佟挽新作交通員，往返於北平與奉天之間。

張為先，奉命回到老家奉天（瀋陽），並從東京招回丁宜、陳卓毅等人，他們很快將秘密情報系統建立起來，成為我黨在東北地區重建最早的秘密情報組織之一。 ^[3] 

他們找到了在奉天的鞏天民。張為先的父親張惠霖在志城銀行有股份，張為先的二個哥哥張其先、張保先都和鞏天民是朋友。張為先和鞏天民有這層關係，又知道鞏天民政治可靠，能接觸日偽上層，是最佳人選。便開誠佈公地請他參加地下情報組織。鞏天民經過考察接受了黨的地下情報工作。張為先以股東代表的身份在志城銀行當監察，張為先有了銀行的掩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更方便了。從1937年10月起，鞏天民從銀行界、工商界蒐集日偽政治、經濟方面的情報由張為先轉何松亭，情報直報中共中央。彼此合作默契，黨的情報工作很快就開展起來了。張為先、鞏天民情報組”的建立為“東北情報網”的建設，邁出的關鍵性的一步。 ^[3] 

1938年張為先又把地下黨員、公開身份為實業銀行總務科長的丁宜介紹給鞏天民認識。在張為先、丁宜的領導下，在志城銀行內部，組織了一個名叫“覺社”的讀書會，參加的有鞏天民、燕又新（餘謂）、郭尊三、齊貫一、範萍、闞奉箴、馮土傑等人，主要學習馬列主義、國內外形勢和中共刊物。鞏天民把“覺社”設在銀行二樓，有“茶房”做保衞，給“覺社”活動創造了良好條件。經過組織同意，鞏天民加入了偽“協和會”，併兼任該會北關區會長，從中瞭解了更多的情報。他到偽滿國都新京（現長春），通過和偽滿大臣及日本財團的接觸，瞭解了日偽財政金融方面的機要情報。他還利用到華北觀光的機會，瞭解了北平、天津、濟南、青島、承德、大同、張家口等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 ^[3] 

1942年3月“覺社”撤銷，成立了晉察冀東北救亡總會，領導機關仍設在志誠銀行。任務仍然是從事情報工作，長春設分會。1943年9月14日“東北救亡總會”建立“中共東北支部” 這時這個情報組織成員已發展近70人，在瀋陽、撫順、長春、哈爾濱及遼南地區都有活動，直到抗戰勝利。

1943年11月，毛澤東看到“東北救亡總會”情況報告後高興地説：“看來東北不是鐵扳一塊，國防線是可收突破的，偽滿工作大有可為。” ^[3] 

抗戰勝利以後，鞏天民又開始進行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積極協助蘇聯紅軍維持地方秩序。他被聘請擔當維持會常委和商會副會長，他聯合金融界人士組織“東北實業銀行”，他任副董事長，維持地方金融秩序。我軍入沈後，鞏天民積極向我軍反映各方面的情況，並與白希清組織中蘇友好協會，開展中蘇友好的宣傳工作。

1945年1 1月八路軍撤出瀋陽後，鞏天民和張為先根據黨的指示繼續留在瀋陽搞情報和掩護、護送等工作，由中共社會部潘漢年領導。鞏天民和“志城銀行”依然是我黨設在瀋陽的偵察國民黨反動派動向的“前哨” 。1945年潘漢年輾轉來到東北重鎮瀋陽，領導文化工作和統戰工作，並籌備《新華日報》（瀋陽版）。鞏天民利用志城銀行掩護開展秘密工作。1946年中央派孟用潛（又名孟堅）同田介入來沈，鞏天民受命配合工作。孟到志城銀行接上關係，並説明為開展民主運動，要打入美國駐沈新聞處，經鞏天民介紹，孟用潛很快到了美國新聞處任主任秘書，並在其內部組織了“中美學會”。宣傳民主和平。後因出版刊物諷刺國民黨政治是：“對着民主唱，揹着民主走”，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鎮壓而停刊。孟用潛被迫離沈。

1947年12月，國民黨逮捕了共產黨員王辰，供出了張為先、鞏天民、郭尊三等十一人。在審訊中鞏天民與之周旋，敵人嚴刑逼供，鞏天民沒有承認自已的身份堅守着黨的機密。在獄中鞏天民參予地下黨核心組傳遞信息、成功地組織越獄救出一名同志。然而一個由蔣介石親自審辦的“中共北方情報網”一案，索涉到鞏天民。鞏天民被國民黨東北行轅主任陳誠批示：“此案為重案”準備送南京處理。鞏天民危在旦夕。

1948年10月下旬，解放軍兵臨瀋陽城下，國民黨東北剿匪總司令長官衞立煌乘飛機逃離，其他軍政人員也忙於逃跑，無暇過問監獄之事。 10月31日，監獄大門被打開，鞏天民和郭尊三一同走出監獄。鞏天民與死神再次擦肩而過，獲得自由。 ^[1] 

解放後，鞏天民積極投入到祖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在抗美援朝運動中，他號召並帶領工商界參加捐獻飛機大炮、購買公債等愛國行動，參加了中國人民第二次赴朝慰問團，以瀋陽分團副團長身份親自到朝鮮前線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在“三反”、“五反”等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他積極擁護“三反”、“五反”鬥爭，教育工商界愛國守法，樹立新的社會風尚。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他衷心擁護黨的和平贖買政策，幫助工商界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走社會主義道路。同時，鞏天民還以極大地政治熱情，參加了社會政治活動。1949年夏，他以東北區工商界代表身份，去北京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經中國民主建國會總會常委閻寶航、何松亭介紹，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1949年9月，他被推選為東北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10月1日，鞏天民光榮地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鞏天民去北京參加了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籌建工作，並被選為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鞏天民參加由陳毅副總理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去西藏參加慶祝活動。

新中國成立後，鞏天民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對貫徹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1950年，鞏天民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擔任民盟東北總支部委員，對創建東北民盟組織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1951年，由於統一戰線工作的需要，鞏天民受命參與籌建民建瀋陽分會組織工作。此後他曾被選為瀋陽市民建會和工商聯主任委員，遼寧省民建會和工商聯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務委員，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四、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委。

1954年，鞏天民被選為遼寧省副省長，分管交通和金融等方面工作。他不顧年邁，不辭辛苦地深入基層，搞調查研究，瞭解公路交通和銀行信貸等方面的工作情況，深受幹部和羣眾的歡迎。

十年動亂期間，鞏天民被打成“重大叛、特嫌疑分子”列入所謂“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加以殘酷迫害，致使他長期卧病不愈，於1978年10月2日逝世，終年78歲。 ^[1]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遼寧省委為鞏天民平反，恢復名譽。 ^[1]  1984年，根據鞏天民生前要求，中共遼寧省委恢復鞏天民的黨籍。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