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左五營

崇禎十年以後，活動在中原地區的各支義軍經歷了一個你敗我起、時分時合的過程。

十二年以後，農民起義轉入高潮，一部分義軍集中在湖北鄖陽、襄陽附近，形成了以（八大王）張獻忠、（假曹操）羅汝才為核心的集團；另一部分則活動於安徽、河南、湖北三省的交界地區，最後形成了以（老回回）馬守應、（革裏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爭世王）藺養成五營聯合作戰的比較穩定的集團，又稱“革、左五營”。

革、左五營的實力相當可觀，時任明朝安、廬、池，太巡撫（簡稱皖撫）的鄭二陽在給崇禎皇帝的奏疏中稱：“革、左之狡橫不下於獻、操，能操善戰者不止數萬。”

鄭二陽又指出，革左五營主要是依託大別山脈（史稱英霍山區）輾轉游擊，那一帶形勢險要，且在戰略上佔有重要地位：

“東面對大明帝國的陪都南京構成威脅，東北方向則可直向鳳陽皇陵，西面同張獻忠、羅汝才等部義軍相距不遠，可以起到相互呼應的效果。”

當時不少與革左五營作戰過的官軍將領都有稱，革左五營機動靈活，使官軍常常疲於奔命、處於被動，史載：

“回、革善購土人為間諜，星卜市販之流多為所用。官兵多則竄伏，少則迎敵。搜山清野則突出郊關，及列陣平原又負險深箐。賊為主，兵反為客，是以多敗。”

明廷素對革左五營極為重視，為了保衞南京和鳳陽、泗州祖陵，崇禎皇帝特意指定朱大典、史可法等人集結軍隊加意以守。革左五營在此地極大牽制了江南、山東一帶官軍的力量，客觀上對其他各支義軍是個有力的支援。

崇禎十三年冬，當時楊嗣昌“十面張網”打的計策初步收到成效，張獻忠的大西軍新敗，正在集中兵力追擊張獻忠、羅汝才等部義軍的時候，朝廷也根本拿不出足夠的兵力來對付革、左五營。

明監軍道楊卓然深知革左五營中藺養成、馬守應等人想被招安的意圖，遂親自跑到潛山、太湖山區，面見五營領袖藺養成、馬守應，以口舌之功誘使他們接受朝廷的招降。

藺養成回答説：“吾等皆有絕世之才，朝廷無所用，餘故皆因饑荒為盜。若國家處置得宜，焉知不可為忠義之士乎？且吾聞劉國能、李萬慶十餘營前後歸誠，為國家效死，戮力行間，顧餘獨不能乎？但吾眾且十萬餘，置之何地？而主之何人？餉從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

楊卓然答應在沒有回稟朝廷的情況下滿口答應，指定黃州府屬山區為革、左五營的安插地，以蘄水（今湖北省浠水縣）、廣濟、蘄州加派的新餉給之，號曰“新民”。

藺養成等人因此滿意，雙方暫時停止了軍事行動，甚至革左五營內部已經在考慮若投官軍，先打何部義軍的計策。

崇禎十四年，東林黨人因種種顧忌，在招安問題上猶豫不決，更有甚者紛紛彈劾楊卓然，使招撫革左五營之功臣去職而去，革左五營因此在招安一事上產生動搖。

此時李自成初起，攻克洛陽，烹殺福王朱常洵，又名“福祿宴”。張獻忠部義軍又在這年初取得了攻克襄陽的驚人戰果，農民戰爭業已轉入高潮。革、左五營領袖看到明廷內部矛盾尚無法調和，心知不能長久，徹底打消招安之意。

《懷陵流寇始終錄》載：“革、左稱降，劫掠自如。楊卓然每掩覆之以自解。及襄陽、洛陽皆破，闖、獻並橫，革、左大肆攻剽。詔諭兵部：革、左肆毒，掃蕩無期，必分地責成，庶克底定。今命劉元斌扼光山、固始，盧九德控潛山、太湖，宋一鶴截蘄州、黃州，鄭二陽駐廬州，牟文綬防鳳陽、泗州，錢中選護承天，張懋爵往來潁州、壽州、亳州、宿州稽核功罪，楊卓然贊畫搜剿，朱大典進總督，節制各路撫鎮等官進兵英山、霍山，專理督剿。”

崇禎十五年，革、左五營向東進軍，連克巢縣、含山、全椒等縣，兵鋒一度直指南京，引得江南震動，各路官軍望風披靡，後來革左五營同張獻忠部義軍配合，攻取六安、霍丘、無為、廬州等府州縣，聲威大振，明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鬥光因此被革職逮問。

這年十月，李自成和羅汝才聯軍粉碎了孫傳庭的進攻之後，已經在河南站穩了腳跟。革、左五營乃決定離開安徽，北上河南同李自成、羅汝才聯營。史籍中保存了五營移往河南時的一些情況，如《新蔡縣誌》記載：“革裏眼引兵數萬來投闖賊，經蔡城北，甲兵精驍，自卯至酉，行營未盡。”

《沈丘縣志》記載：“十月初三日，流寇老回回、左髻王、格料雁、一斗谷等由固始、新蔡而來，如風雨驟至。”

這些描述説明五營的兵力是相當強大的，根本不弱於同時期的李自成、張獻忠，革左五營的五位領袖來到河南同李自成、羅汝才部匯合，甘願為下，共同舉事，是明末農民戰爭中各支義軍由分散作戰，走向統一的一個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