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首領”

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曬的樓上，滿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為可以免於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還豫先叫我不要走，在這裏“以俟開審”哩。

以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樣是華蓋罩命，晦氣臨頭罷，卻又不盡然。不知怎地，於不知不覺之中，竟在“文藝界”裏高升了。謂予不信，有陳源教授即西瀅的《閒話》廣告為證，節抄無趣，剪而貼之——

“徐丹甫先生在《學燈》裏説：‘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麼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瞭。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閒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為快。

“可是單把《閒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

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閒話》！”

這很像“詩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幾乎想要去買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

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後來終於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並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着“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於自己的被説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裏從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説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彷彿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聲明：那不是我。

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後，即對於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説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於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據説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來在房裏面有喜色，默認不辭，倒也有些闊氣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準做“權威”，只准做“前驅”；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甲説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歷了幾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説説，將我當作一種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廣告底恭維和廣告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掛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於這“首領”的榮名，還只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閒工夫。

背後插着“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為是。我們在什麼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升為“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並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吧兒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幾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樑上插着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台，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字，便以為也是我的勁敵，自恨於它的氣味還未明瞭，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廣告為例，所以附帶聲明，以免拖累。

至於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只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只有一本《閒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志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所以已經脱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閒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着兩者之中，有一種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然而雖然是這一封信之中，也還須分別觀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之類。

據我看來，其實並無這樣的“目的地”，倘有，卻不怎麼“遙遙茫茫”。這是因為熱度還不很高的緣故，倘使發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連這些“遙遙茫茫”都一掃而光，近於純粹了。

九月九日，廣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