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春年

《雙春年》故事發生在1941年，日軍暴虐，漢奸猖獗，土匪橫行，12歲的高狗剩連續目睹了親人遭遇突發災禍：堂兄吸毒，大伯被搶，姑姑沉冤被害，朋友家破人亡，父親被敲詐勒索等。在飽受心身磨難的一年間，高狗剩成長起來，和父親一道決絕地走上反抗之路，最終配合八路軍游擊隊鋤奸報仇，同時也看到了一片光明前景，迎候新的春天。 ^[2] 

不同的年歲有不同的想法，高狗剩的12歲也有他的苦惱，更有急切的盼望。高狗剩打出生頭上就留下了一撮揪揪毛，按老人的説法，是為了保長久、保平安。這條辮子讓他受盡了同齡小夥伴的嘲弄，甚至小他兩歲的堂侄都當眾欺辱他。這在他的心裏，既有不解，更有自卑和屈辱。他盼望着自己12歲生日，實際上是盼望着剪掉辮子，讓自己不再被人嘲弄。小女孩多三與狗剩關係密切，他們之間的情誼一直延續着，兩人一起下地勞動，一起野外放牛，兒童間的真情像那個苦難時代中流淌的一條清亮的小溪，讓人感到舒心、愉悦和珍貴。後來，多三的爹被偽軍折磨死了，娘要改嫁，還把多三賣給他人作童養媳。狗剩捨不得多三離開，他愣是靠着不吃飯逼着父母把多三救回來，留在了自己家裏。12歲的孩子或許並不懂得愛情，但是他們知道什麼才是真情。 ^[3] 

小説的敍事手法、敍述風格是能不能引人入勝的關鍵。郭萬新用近乎白描的筆觸把眾多人物清清爽爽、神色兼備地推到台上；心理描寫隨影附形，毫無刻意累贅差強之感；方言運用取捨適當，巧妙地為地域特色自然增彩而不顯突兀；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作為以少年兒童為主人公和主要受眾的作品，語言的把控難度較大，避免幼兒化和避免成年化，同樣需要作者句句裁量，《雙春年》無疑拿捏得當，並且從每個人物的口中散發出難以掩飾的個性和感情。該小説的事件選取、情節安排似乎不失技巧，儼然真實故事的順暢敍述，把讀者引到近前，身臨其境，不得不傾心關注，關注事情的發展，擔心人物的安危，直至同呼吸共命運。而且，主要事件各有重點意境，而非簡單的故事情節，特別是前7章，每一件事情都飽含地域文化、人事義理、人文歷史的豐富內涵，從這個意義上看，不啻一部教科書。

雖然也許因為素材不同，但不可完全否認創作理念和手法使然，《雙春年》不同於讀者熟悉的《高玉寶》《閃閃的紅星》，把仇恨和鬥爭直白地鋪陳，藴藉度增強了對讀者的閲讀吸引力，故事發展讓人慾罷不能，平常的生活時時波瀾跌宕，平凡的人看似獨立天地，但在破碎的山河中身不由己，國破家亡的亂世景象自然顯現。春夏秋冬的一個個變故，讓幾個本來安安穩穩的農民家庭的安樂窩變成浴火盆。一個個或和睦相處、或兄弟鬩牆的親鄰，被時代的惡浪擊破人倫底線，暴露出人性、道德背面的原形，於私情、公理上涇渭分明，最後，正義必然誅滅邪惡，善良自然綿長，雖然傷痕累累。這個過程的敍述，郭萬新秉持輕輕的筆觸，讓樁樁件件、恩恩怨怨緩緩從墨水中流出，平實的語言夾裹朔州黃土和莜麪的味道，讓讀者在天籟和清香中迷戀，隨着塞北山坳的日落月出，跟高家父子、多三母女去熬那個載血載淚的“雙春年”。陰險狡詐的武貓虎，敢於抗爭的六十二，高深莫測的高一人，老實巴交的高二事，影影綽綽給人希望的高三立，無論在高狗剩的身邊還是心間，無論親人還是敵人，都成為他加速成長的刺激素。故事像一首歌謠，在貧瘠的緩坡上溝坎中傳誦，伴隨遙遠的烽煙，眼前的殘忍和温情從容演進。原本不問世事的農民，不分長幼融入家國情仇，為了最低的生存權，為了趕走破壞他們平安生活的豺狼，他們自然而然地拿起反抗的武器，共產黨八路軍才是他們的主心骨，是改變命運的唯一希望。

作品通過打撈沉寂年久的鄉村舊事，還原那一代人苦難深重的生活和抗爭，發現潛藏在千萬勞苦大眾身上強烈感人的個人情懷和民族大義，讀者可以從中體味到塞北淳樸的風土人情，呼吸到清爽的空氣，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歷久彌新的正邪、倫理、鄰里、家國理念，給人們留下廣闊的思想空間。 ^[4] 

2021年4月13日，《雙春年》登上人民日報出版社新書推薦榜。 ^[2] 

國際安徒生獎獲得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曹文軒：“《雙春年》通過少年高狗剩的成長經歷，向讀者展示了山西鄉村獨特的風土人情。曲折的情節、細膩的描寫、豐滿的人物形象，把我們帶回那段抗戰的艱難歲月。流淌於文字間的民族‘血性’，令人震撼和難以忘懷。” ^[2] 

兒童文學作家、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國龍：“小説忌‘隔’，尤其是兒童小説。一‘隔’就難以卒讀，容易‘齣戲’。讀罷《雙春年》，彷彿置身於塞外蒼茫的黃土高原，朔風蕭蕭，高遠寥廓。這種身臨其境之感，得益於作者深切的生命體驗和深厚的寫作功底。” ^[2] 

郭萬新是山西朔州人，生於1965年，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文學書籍15部，曾獲得趙樹理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長篇紀實文學《草根吉莊》入選全國農家書屋重點推薦名錄。201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長篇少兒小説《笨笨的流浪》，2020年長篇少兒小説《小花臉》由希望出版社出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