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是一部系統地考辨漢魏至隋唐各種制度淵源和演變的著作，凡八章十餘萬言。首章《敍論》説明撰作緣由、總體觀點（即隋唐兩代制度的全體因革要點）和著述體制。自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別就禮儀（附都城建築）、職官、刑律、音樂、兵制和財政各種制度，詳盡論證《敍論》所述觀點，對隋唐兩代制度的局部發展過程進行闡述。末章《附論》乃是一篇略同於全書後記的短文。 ^[2] 

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是中古史眾多重要問題的開山之作。 該書的主要觀點於第一章《敍論》中即已表明：隋唐制度淵源有三，一為北魏、北齊，二為南朝梁、陳，三為西魏、北周。在這三源中，隋唐所繼承北魏、北齊一源成分最多，南朝梁、陳次之，而繼承西魏、北周一源成分最少。以往論及隋唐制度之淵源，史家多半認為是沿襲西魏、北周而來，而陳寅恪則開隋唐制度淵源研究之先河，指出隋唐制度多繼承於北魏、北齊與南朝的梁、陳。

“種族文化觀” 是陳寅恪提出的重要概念，在書中被用以解釋有關隋唐制度的“三源論”。 陳寅恪論述為：“總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關於胡漢之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種漢種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分別，即文化之關係較重而種族之關係較輕，所謂有教無類者是也。”其要義在於，區分“種族”的標準不為“血統”，而是“文化”。

“財政”一篇，陳寅恪主要論述唐代中央財政制度的地方化。陳寅恪認為當時的關中河西地區的農業人口和生產力必須達到一定水平，有足夠富餘的農產品可以使朝廷進行收購。“和糴”政策初現時河西地區之繁盛，於《資治通鑑》中可見一斑：“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可知其時是有足夠的農業生產力為其提供農產品的。由此推論，可見陳寅恪以人口學的角度考慮經濟問題，並且已意識到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國家政策有重大影響，此思想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似有不謀而合之處。其次，陳寅恪從經濟、軍事等角度對“和糴”由“和買”變為“強徵”的現象，作出了極為精彩的分析。陳寅恪以為，若官府收購價格高於市場價，雖利民但政府財政難以支撐；若官府收購價格與市場價格相差無幾，則中國古代社會下的民眾對官府自有一種畏懼與抗拒心理，也使得收購難以進行。 ^[4]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仇鹿鳴：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兩書成於抗戰軍興期間，雖篇幅精煉，但奠定此後中文世界學者理解中古史的基本框架，為治史者所必讀。其中《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敍論》雲“微仿天竺佛教釋經論之例，首章備致詳悉，後章則多所闕略”，開宗明義地指出隋唐制度的三源：一日（北）魏、（北）齊，一日梁、陳，三日（西）魏、周，接下來分別從禮制（附都城建築）、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六方面證成其説。 ^[3] 

陳寅恪（1890—1969），江西義寧（今修水）人。早年留學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陳寅恪通曉包括梵文、突厥文、西夏文在內的十多種文字，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文學、清代文學及佛教史等均有精湛研究，在將比較語言學與詩文證史的方法運用於歷史研究的實踐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他也是我國敦煌文獻研究和以敦煌資料補史證史的開拓者之一。尚著有《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等，皆收入《陳寅恪文集》與《陳寅恪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