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靜華

1918年，祖母為父親包辦了一門婚事。他深愛並孝順自己的母親，回鄉與我的母親陸靜華結婚，先後生下了我們姐弟三人。父親從事的革命事業，母親雖然瞭解不多，但充滿了信任。 ^[1] 

居武進大南門外子和裏，先後遷居公園路、西廟溝，最後定居南大街。陸靜華與張太雷結婚後，協助丈夫從事地下革命工作。

民國16年（1927年）張太雷犧牲後，中共中央十分關心烈士的家屬，組織上曾派專人來接陸靜華一家去革命根據地，以便照顧培養。陸因上有婆婆，下有子女，未能成行。她按照丈夫生前遺囑，靠自己手工勞動，幫人做針線活和糊火柴盒等微薄收入，盡力奉養張太雷烈士的病殘老母，精心撫養革命後代。

民國27年、民國28年先後送女兒張西蕾、兒子張一陽參加了新四軍。

1951年和1957年的國慶節，她兩次應邀赴北京觀禮。1951年還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接見。陸靜華歷任蘇南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江蘇省第一至三屆人大代表，常州市一至六屆人大代表，常州市政協一、二屆委員，三至五屆常委，常州市革命家屬協進會主任、市婦聯副主任等職。

“文化大革命”中她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下，精神上受到嚴重摧殘， ^[2]  1968年6月23日晚上，陸靜華無法繼續忍受人為的屈辱，於絕望中母女雙雙含恨自縊身亡，終年70歲。周恩來聞訊親自過問，電令江蘇省軍管會派員去常州，查明情況，料理後事。最後，造反派組織用20元錢買了一個骨灰盒，將陸靜華、張西屏母女草草埋葬。1978年，陸靜華和張西屏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同年9月14日，陸靜華、張西屏母女骨灰安放儀式在常州市文化宮舉行。後來，她們的骨灰被存放在常州烈士陵園內。 ^[1] 

新中國建立後，張太雷夫人陸靜華被推選為革命老根據地代表團的代表，於1950年去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後來，當選為常州市、江蘇省人民代表，擔任常州市婦聯和軍烈屬協會的領導工作。

張太雷與陸靜華婚後，繼續在北洋大學唸書，以完成自己的學業。假期回家與母親和妻子團聚，沒有一點大學生的架子，穿起短衣短褲、赤着腳和妻子陸靜華一道操勞家務。勞動之餘，張太雷還手把手地教陸靜華認字、寫字，鼓勵她趁年輕時抓緊時間學習繪畫、刺繡、縫紉，以謀自立之本。在他的幫助下，陸靜華經過一番刻苦自學，從粗識幾個字到能寫信、讀報，還能閲讀古典文學。

1927年農曆臘月，在接近年關的那一天，陸靜華接到從上海寄來的一封信，要她按信上的地址立即去上海。幾天後，陸靜華由滬返回，坐在張老太太的病牀上，婆媳二人抱頭痛哭。原來幾天前，接到要她去上海的那封信，是中共地下中央機關寄來的。她到上海後，中共地下中央負責人要她帶全家去蘇聯，路費由黨組織提供。因為婆婆癱瘓在牀，丟下無人照管，她便放棄了黨組織這一安排。組織上給她一筆撫卹金，她就回常州了。

張太雷犧牲後，遺下一子二女：兒子張一陽，在子女中年齡最小，生於1923年農曆冬至那一天。張太雷以《易經》上的“冬至一陽生”之語，為其取名一陽。長女張西屏、次女張西蕾。張太雷為革命捐軀時，長女8歲，次女6歲，兒子才4歲。因為白色恐怖日益嚴重，子女尚幼，陸靜華沒有對他們講張太雷的事，只是叮嚀他們，如果有人問起父親，就説他早已在外病逝了。

後來，與中共上海黨組織聯繫中斷了，張太雷的母親、陸靜華和三個孩子在常人難以想象的極其困苦中度過了漫長歲月。當孩子們陸續到達入學年齡時，陸靜華到處求人，千方百計將孩子送進學校。這三個子女，在小學時出類拔萃，每個人每學期的學習成績都在全班的前三名。這樣，按照校方的規定，便可以免交學費。孩子們大了，也漸漸懂事了，陸靜華這才告訴孩子們，他們的父親是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中國革命的共產黨人。

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長女張西屏已在省立蘇州女子師範畢業、次女張西蕾正在蘇州女子師範高師部讀二年級、兒子張一陽在常州中學初中畢業。①

淞滬抗戰爆發後，張太雷的子女們都參加了各種抗日宣傳活動和傷兵救護工作。這年底，常州淪陷。陸靜華揹着癱瘓的婆母，帶着三個子女連夜逃到常州南鄉避難。陸靜華聽説上海有共產黨組織在活動，決定讓次女張西蕾去上海蔘加抗日。長女張西屏留在常州找個職業，幫助養家，兒子張一陽去當學徒，以減輕家庭負擔。

當16歲的張西蕾遵照母訓離家去上海時，14歲的弟弟張一陽纏着二姐要跟着一道去。張西蕾只得答應，待找到黨組織後再回來接他。1938年春，張西蕾隻身到了上海，幾經周折，總算找到了上海地下黨組織。當時，新四軍已開始奔赴江南各敵後抗日戰場，上海地下黨組織正組織大批黨員、工人、學生去參加新四軍。張西蕾在黨組織帶領下，於1938年8月離開上海到達浙江温州，然後從温州步行20多天，於9月23日抵達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安徽涇縣雲嶺鎮，被分配在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女生隊學習。張西蕾還於該年年底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39年初春，教導總隊女生隊列隊出發，步行去雲嶺軍部聽報告。當張西蕾和學員們剛剛在露天會場坐下，軍部一個幹部來叫她，説首長要見她。張西蕾跟着這位幹部進了一間房子，經人介紹，才知道那幾位首長是周恩來副主席、葉挺軍長、項英政委和一支隊陳毅司令員。周副主席拉着張西蕾的手，對在座的首長們説，“她長得多像她父親啊！”

周恩來還詳細詢問了張西蕾全家人的情況和這十幾年他們所經歷的一切。最後，周恩來當面交待陳毅司令員，馬上派人去常州，把張西蕾的親人全部接到軍部，送去延安。後來，張西蕾聽軍部一位同志告訴她，周副主席臨離開軍部時，特別囑咐項英政委，一俟張一陽到軍部，就立即派人將他和張西蕾先行送到延安，讓他們在延安繼續上學，有機會再將他們送去蘇聯求學深造。

陳毅從雲嶺一回到蘇南茅山就派人到常州城向陸靜華傳達指示。張夫人對此關懷十分感謝，但不願給人增加負擔，就以老太太年邁多病，不能行動，她和大女兒西屏須留在常州照顧為由，推辭掉了組織上的安排。張一陽則堅決要求隨陳毅去參加革命。沒有想到這一別，就是他跟老祖母、母親以及大姐的永別。

張一陽經茅山去雲嶺，找到了二姐張西蕾，並見到了項英政委。張一陽被編在教導總隊男生隊，當時年僅16歲，身體很弱，但無論是軍訓還是學習革命理論，他都刻苦認真。待從教導總他畢業時，他已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了。

1940年12月，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反共高潮，限令長江以南的新四軍必須於12月31日之前移至長江以北地區。鑑於當時的形勢嚴峻，新四軍領導決定後方機關和女同志分批先行撤離皖南。張西蕾向組織要求，希望張一陽和她同行。張一陽聞知後，特地請假翻過雲嶺找到二姐，他對張西蕾説，他已不是小孩子了，已能獨立工作和生活了，表示能跟部隊一道行動，要二姐放心先走，説完便匆匆告別姐姐回部隊去了。

1941年1月上旬，張西蕾隨新四軍後方機關部分同志剛剛抵達蘇北鹽城，皖南事變便發生了。

部分突圍出來的同志陸續到達蘇北，張西蕾從突圍出來的同志那裏獲悉，張一陽所在部隊擔任掩護軍部機關的任務，經過敵我力量懸殊的激烈戰鬥，大部分指戰員都犧牲了。

1942年，有一位從江西上饒集中營跑出來的同志，到軍部告訴張西蕾，張一陽被俘了，在獄中同其他同志一起，同敵人展開了英勇的鬥爭，終因身體虛弱，在集中營非人的折磨下，染上了迴歸熱病，高燒持續不降。此時，敵人已得知他是張太雷的兒子，特務一手拿着治療迴歸熱的特效藥，一手拿着“悔過書”，讓張一陽簽字。只要簽字，就立即給他打針施救，並送他到大醫院治療。然而，張一陽拒絕了。最後敵人又以“斷水”來要挾威逼。張一陽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便把張西蕾送他的那支鋼筆拔下筆尖，咬下手上的兩片指甲，包好後，交給身邊的同志，拜託他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將它送給二姐作紀念，並要二姐替他報仇。第二天，年僅18歲的張一陽在囚室中去世了。

張西蕾悲痛萬分，難以自抑。陳毅和劉少奇對張一陽的死表示十分痛惜，親自安慰張西蕾。陳老總還請楚地記得幾年前派人去常州找他們一家的情形。劉少奇對張西蕾説：要革命就會有犧牲，你們家已經有兩代烈士。並勉勵她化悲痛為力量，牢記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深仇大恨，繼續為繼承父輩開創的事業而奮鬥終身。

張太雷烈士的長女張西屏在黑夜漫漫的舊社會，在動盪與驚恐中，默默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擔，贍養老祖母和體弱多病的母親，任勞任怨地獻出自己的青春年華。解放後，張西屏參加教育工作，並於1957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66年，10年動亂的序幕揭開，林彪、“四人幫”一夥掀起的反革命妖霧很快便籠罩了全國。在那人妖顛倒的年代，在北京工作的張西蕾和丈夫皆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受到迫害。陸靜華和長女張西屏無法忍受非人的屈辱，絕望地離開了人世，張夫人終年70歲，張西屏年僅48歲。

正在被審查、批鬥的張西蕾雖得到母親和姐姐“不幸病故”的噩耗，但造反派不准她回常州料理後事。周總理親自過問，並電令江蘇省軍管會派員去常州，這才將後事料理掉。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陸靜華和長女張西屏的冤案最終得到了昭雪。 ^[5] 

①有的資料説：張一陽只讀到小學，就開始當學徒。編者電話詢問了張太雷烈士紀念館的王館長和張浩典老師，都説不知張一陽在常州中學讀初中之事。

（本文原刊登在2008年4月5日《揚子晚報》）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