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寶麟

陸寶麟(5張)

1916年6月19日，陸寶麟出生於江蘇省常熟市城外的小鎮白茅。

1928年，12歲時隨當時在東吳大學生物系任教的二哥陸近仁到蘇州，就讀於實驗小學。夏季考入東吳大學附屬中學，他在中學時期就喜歡生物學科。每逢假日，他常到蘇州、常熟一帶的山林田野採集昆蟲標本 ^[2]  。

1934年，從東吳大學附屬中學畢業，並考入東吳大學生物系。在三年級時獲Beta Beta Beta學會榮譽。在東吳大學讀書時，他受劉承釗、陸近仁等教授的薰陶，養成了對科學研究工作的興趣，立志畢業之後要從事生物科學研究。

1937年秋，正當第四學年開始之時，日本侵華的炮火蔓延到蘇滬，東吳大學遷往浙江吳興。冬季，日軍在金山衞登陸，學校被迫撤離。陸寶麟隨二哥以及劉承釗教授等輾轉經安徽、江西、湖北到達成都。為使學業不致中斷，乃借讀於華西大學生物學系。

1938年，從華西大學畢業後，留校擔任生物學系的標本採集員，參加了峨眉山及西康境內的標本採集工作。

1939年秋，考取了當時遷在昆明的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生物學系。在劉崇樂教授指導下攻讀昆蟲學，進行水生昆蟲生態學的研究。

1941年，從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畢業，獲得理學碩士學位。隨即在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任職，從此開始了對蚊蟲的研究。當時滇西南地區瘧疾流行極為嚴重，而研究媒介按蚊的生態學和控制，正是控制瘧疾的重要途徑。陸寶麟對昆明的按蚊進行了3年的調查，並證明中華按蚊（Anopheles hyrcanus var sinensis）是當地瘧疾的媒介。但當時戰事頻繁，研究經費拮据，蚊蟲研究工作難以進一步開展。他只得先後在湖北醫學院、北京大學農學院任教。

1949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華北大學的3所農學院合併，成立了北京農業大學，陸寶麟轉入北京農業大學擔任講師。

1951年，晉升為副教授。

1951年，美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使用細菌武器，陸寶麟奉命參加了中央防疫委員會組織的研究組，出席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和國際科學委員會作證，與許多知名中國科學家一道，向國際友人論證了美國空投昆蟲進行細菌戰的事實。此後，他調到剛組建的軍事醫學科學院寄生蟲學系昆蟲室工作，專門從事蚊蟲的研究。

1952年至1958年，調任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醫學昆蟲研究室副主任。

1961年，被任命為醫學昆蟲研究室主任，晉升為研究員。

1963年至1969年，擔任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1979年至1985年，擔任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院士）。

1981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3]  。

2004年4月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 88歲 ^[5]  。

在區系分類研究方面，1974年，陸寶麟受中國科學院《中國動物志》編委會的委託，主持中國蚊類區系分類研究，並在國家科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和中國科學院的資助下，編研《中國蚊科志》，這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動物志》的內容之一。在編研過程中，為了擴大所知種類，補充實物標本，他曾連續5年率領研究小組深入滇、川、桂、瓊、浙、閩、皖等省（區）的叢林山地，進行蚊類採集調查。同時他承擔了全志2/5的編研和全志的審訂工作。《中國蚊蟲志》共分上下兩卷（《中國動物志-昆蟲綱》第八卷和第九卷，科學出版社，1997），包括總論六章、蚊科各階元的分類系統和成蚊幼蟲檢索表，以及361種和亞種成幼鑑別特徵、形態、地理分佈等的記述。他不僅糾正和澄清了不少過去錯誤記載和混淆分類，而且對有些分類階元提出了新的分類系統，並提出了中國蚊類分佈地理區劃。該志是中國蚊類區系分類研究的總結，代表中國這方面的研究水平。

陸寶麟在區系分類方面，在中國國內外發表了大量著論，包括新亞種和新種的記述以及蚊屬、亞屬、類羣、復和體等的訂正，並編著有《中國按蚊鑑定手冊》（第二版，科學出版社，1974），《中國伊蚊鑑定手冊》（科學出版社，1990）等，是蚊科志編研的良好基礎。

陸寶麟對中國的4類蚊媒病，即瘧疾、淋巴絲蟲病、流行性乙型腦炎和登革熱/登革出血熱的傳播媒介，都作了不少研究。例如1953年，他參加雲南省邊境地區大規模的抗瘧工作，主持媒介調查研究，確證了微小按蚊是當地瘧疾的主要傳播者，並根據這種按蚊的棲息習性，提出了採用六六六室內滯留噴灑，阻斷瘧疾傳播的建議，亦即此後雲南省抗瘧的重要方法之一。更推廣擬除蟲菊酯浸泡蚊帳的防治方法，受到世界衞生組織等的重視。

1979年—1985年，陸寶麟主持了登革熱媒介“白紋伊蚊和埃及伊蚊及其防治”全國協作課題。通過五年工作，查清了中國埃及伊蚊的地理分佈和孳生特點，以及通過對白紋伊蚊鑑別、地理分佈、種羣動態以及孳生習性等生物學和生態學研究，提出了防治本病的初步方案，並主編了《中國登革熱媒介及其防治》（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一書。該書對控制海南島、廣州等地登革熱/登革出血熱流行起了重要作用。該項研究獲得了全國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和衞生部的科技進步一等獎。

早在20世紀70年代，陸寶麟就根據蚊蟲環境、生化和生物防治研究的實踐和體會倡導蚊蟲綜合防治。綜合防治是80年代世界衞生組織強調的媒介防治策略。他編著的《蚊蟲綜合防治》（科學出版社，1990）一書系統地闡述了綜合防治的含義、生態學基礎、組成、方法以及與有害生物綜合防治（IPM）的不同點，是中國國內外在這方面比較全面的論述。該書的第二版增訂本出版（科學出版社，1999）更進一步闡明瞭這一防治策略，對中國媒介的綜合防治起了明顯的推動作用。

在開展的城市滅蚊運動中，陸寶麟運用上述觀點，根據城市滅蚊的要求、對象等特點，提出了“治本清源”的策略，對該項工作起了有效的指導作用 ^[4]  。

根據2021年4月中國農業大學校友會網站顯示，陸寶麟先後獨立或與人合作在中國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300餘篇，著有專著10部，並主編了《醫學昆蟲學》《中國重要醫學動物鑑定手冊》《中國重要醫學昆蟲分類與鑑別》等8種專業書籍，還參加了中國國外5部專著的編寫工作 ^[3]  。

陸寶麟先後作為訪問學者，多次出訪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印度、意大利等國家，並多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介紹中國醫學昆蟲研究領域的最新成就，在國際學術活動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3]  。

根據2021年4月中國農業大學校友會網站顯示，陸寶麟主持研究了登革熱媒介“白紋伊蚊和埃及伊蚊及其防治”、“戰時特種武器傷害的醫學防護”等研究，先後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1項、全國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和衞生部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1項，部委級和軍隊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3項 ^[3]  。

陸寶麟總結自己的研究之道時説：要有所“感觸”而“頓悟”是生活中經常遇到的現象。要勤動腦，勤思考。還要有紮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關鍵是“長期積累”，這需要進行艱苦的勞動。古人云“得之在俄頃，積之在平日”就是這個道理。要勤於讀書、勤於筆錄。沒有廣博的知識，這其中包括書本知識及生活知識、想象力、思辯力很難“飛騰”起來。要隨身帶着紙筆，對觀察到的東西要趕緊記錄在冊。此外，還要多思、常作。“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頭腦確實是越用越“靈”。總之，要重視積累。積之愈厚，發之愈佳 ^[8]  。

陸寶麟在各校任教期間，授課的內容遍及普通動物學、普通昆蟲學、昆蟲分類學、昆蟲生態學、醫學昆蟲學等 ^[3]  。

陸寶麟為提高中國昆蟲學領域在國際中的地位、促進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醫學昆蟲特別是蚊蟲學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取得了突出成績。他對中國四類蚊媒病即瘧疾、淋巴絲蟲病、流行性乙型腦炎和登革熱的傳播媒介，都做過深入研究，為基層部隊的蚊蟲防治、流行病預防和官兵的身體健康做出了卓越貢獻 ^[3]  。（中國農業大學校友會評）

陸寶麟是中國國醫學昆蟲學的開拓者，他為人正直，敢於堅持整理，科學作風嚴謹，並重視人才培養 ^[4]  。（何梁何利基金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