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之路

中國南方是南島人種的發源地。先秦時代稱之為百越民族，是世界上分佈最廣的民族之一，他們擁有優秀的航海經驗和冒險精神，足跡遍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史前時代起即開始了向遠洋遷徙，馬達加斯加、夏威夷、新西蘭均有分佈。

秦代

海路西探，到達東南亞諸國，並且到達印度。

秦滅六國後，開始着手平定嶺南地區的百越之地。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為主將、趙佗為副將率領50萬大軍平定嶺南，屠睢因為濫殺無辜，引起越人的頑強反抗而被殺。秦始皇重新任命任囂為主將，並和趙佗一起率領大軍南征，經過四年努力，於前214年完成平定嶺南的大業。秦在嶺南設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並以南海郡為中心逐步發展起繁榮的嶺南經濟圈。　秦末，北方征戰不休，嶺南地區由趙佗統治，史稱南粵國，是當時少有的和平地區。

前202年漢立國，漢高祖為實行休養生息政策，與南粵國議和，兩國得以發展經貿。前195年高祖駕崩，呂后攝政與南粵國發生衝突，雙方在南嶺發生激戰，戰局僵持。當時嶺南地區主要出產絲綢類紡織品，趙佗為尋找重要的軍需物資鐵資源開始謀求海上路線通往西方國家開展貿易。廣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希臘風格銀器皿以及南粵國宮殿遺蹟發掘出來的石制希臘式樑柱就是相當好的證明，證實了秦末漢初海上絲綢之路已經誕生，嶺南地區向西方輸出絲綢以換取各種物資，並且有希臘工匠來到中國參與了南粵王宮殿的建造。

海路西達印度、波斯，南及東南亞諸國，北通朝鮮、日本。

陶器(6張)

西漢時期，南方南粵國與印度半島之間海路已經開通。漢武帝滅南粵國後憑藉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南從日南、徐聞、合浦通都元國、夫甘都盧國、黃支國、皮宗國、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1]。

東漢時期，“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年-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2]這是歷史記載的中國與羅馬帝國第一次往來。

中國商人運送絲綢、瓷器經海路由馬六甲經蘇門答臘來到印度，並且採購香料、染料運回中國，印度商人再把絲綢、瓷器經過紅海運往埃及的開羅港或經波斯灣進入兩河流域到達安條克，再由希臘、羅馬商人從埃及的亞歷山大、加沙等港口經地中海海運運往希臘、羅馬兩大帝國的大小城邦。

進入漢代，著名的“絲綢之路”溝通了中外文化間的交流，中國逐漸被譽為“絲國”；進入中世紀後，伴隨着中國瓷器的外銷，中國又開始以“瓷國”享譽於世。從8世紀末開始，中國陶瓷開始向外輸出。經晚唐五代到宋初，達到了一個高潮。這一階段輸出的陶瓷品種有唐三彩、邢窯（包括定窯）白瓷、越窯青瓷、長沙窯彩繪瓷和橄欖釉青瓷（即廣東近海一帶的窯口生產的碗和作為儲藏容器的罐）。輸出的地區與國別有：東北亞的朝鮮與日本；東南亞的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南亞的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亞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東非的肯尼亞和坦桑尼亞。此時海上交通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是從揚州或明州（今寧波）經朝鮮或直達日本的航線；二是從廣州出發、到東南亞各國，或出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經斯里蘭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灣的航線。當時有些船隻繼續沿阿拉伯半島西航可達非洲。前述亞非各國中世紀遺蹟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經過這兩條航線而運輸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國瓷輸出的第二個階段。這時向外國輸出的瓷器品種主要是龍泉青瓷，景德鎮青白瓷、青花瓷、釉裏紅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窯瓷，贛州窯瓷，福建、兩廣一些窯所產青瓷，建窯黑瓷，浙江金華鐵店窯仿鈞釉瓷，磁州窯瓷，定窯瓷，耀州窯瓷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鮮新安海底沉船經11次發掘，出土陶瓷器2萬餘萬件，除極個別的為朝鮮瓷和日本瓷外，均屬中國所產，其中絕大多數已判明所屬窯口。宋元外銷瓷輸往的國家較前大為增加，有東北亞、東南亞的全部國家，南亞和西亞的大部分國家，非洲東海岸各國及內陸的津巴布韋等國。宋、元、明初時期的航線，主要有航行到東北亞、東南亞諸國的航線及通往波斯灣等地的印度洋航線。這時期中國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印度洋航線上。一是可從波斯灣沿海岸向西行進而到達紅海的吉達港，然後上岸陸行至麥加；也可以在蘇丹邊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馱行至尼羅河，再順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開羅）；還可以從紅海口越曼德海峽到東非諸國。二是開闢了從馬爾代夫馬累港直達非洲東海岸的橫渡印度洋的航線。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餘年是中國瓷器外銷的黃金時期。輸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鎮青花瓷、彩瓷、廣東石灣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較精緻的外銷瓷多是國外定燒產品，其造型和裝飾圖案多屬西方色彩，還有些在紋飾中繪有家族、公司、團體、城市等圖案標誌，稱為紋章瓷。這時期的外銷瓷數量很大，17世紀每年輸出約20萬件，18世紀最多時每年約達百萬件。輸出的國家有東亞的朝鮮半島和日本、東南亞及歐美諸國。運輸路線一條是從中國福建、廣東沿海港口西行達非洲，繼而繞過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達西歐諸國；另一條是從福建漳州、廈門諸港至菲律賓馬尼拉，然後越太平洋東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上岸後陸行，經墨西哥城達大西洋岸港口韋臘克魯斯港，再上船東行達西歐諸國。在17和18世紀，中國瓷器通過海路行銷全世界，成為世界性的商品，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提出“絲綢之路”一名，首推德國地貌學、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 1833-1905)，他對中國進行多次調查考察後，在所著《中國》(三卷)中提出此名，原指中西陸上通道，可能因為在這條路線上進行的主要貿易是絲綢，故名。此名出現後，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絲綢不僅從陸道運往西方，而且也經由海道，因而法國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 1865-1918)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絲路有海陸兩道”。其後，日本學者三杉隆敏與香港學者饒宗頤教授對海上絲綢之路又均加以研究。但對這條路線作多方面詳盡考釋者，當推北京大學陳炎教授。由於某種原因，他直到知命之年以後，才始得以重新從事科學研究。其突出成就立即引起廣泛關注，曾應邀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從西方的威尼斯航行到東方的日本長崎，途徑16個國家和22個海港城市，並參加了馬尼拉和泉州的重點考察和國際學術討論會。他的研究不僅對各條路線進行考證，還特別着重於中外文化交流。本文所論，對先行學者的研究成果多所吸納，亟以少走彎路和避免錯訛。

一、絲綢之路從陸地轉向海洋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產絲綢的國家。早在遠古時代，我們的祖先便知種桑養蠶。嫘祖“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的故事，雖近似神話，但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遺址考古發掘證明，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對生產蠶絲已有認識。4700年前，浙江吳興錢山漾一帶，已能生產絲絹。在長沙馬王堆西漢古墓出土的素紗禪衣，長三尺七寸，重量不到一兩，其工藝之精巧，轟動了整個世界。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大量絲織品，更被譽為“世界絲綢寶庫”。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考古發現證明長江中下游是我國絲綢最早的發源地之一，否定了過去人們以黃河流域中下游為我國最早的絲綢發源地之説。西方人最初對中國的瞭解，就是從認識中國絲綢開始的。他們譽稱中國為賽里斯(“Seres”希臘文意為“絲綢”)，中國絲綢從此譽滿天下。它外傳的時間，據記載至遲在公元前4世紀已經傳入印度和西方各國。這條傳播絲綢的道路，就是馳名中外的“絲綢之路”。中國絲綢是這樣的美麗，它一傳到西方就使西方人為之傾倒。羅馬的貴族婦女，都以能穿上中國絲織的透明衣裙為榮，中國絲綢於是成為羅馬帝國最大的奢侈品之一。絲價竟與黃金價格相等，於是商人競相到中國販運絲綢，絲綢之路因此日益繁榮。中國絲綢遂成為古代貿易中運銷最遠、規模最大、價值最高、獲利最豐的商品。但這條在漢唐時期異常活躍的絲綢之路，因為從陸路外傳，有它一定的侷限性引，便逐漸轉為海路。

它主要的侷限性是：首先，陸路要通過許多民族和國家，如果其中有一個發生變亂，或為壟斷絲綢貿易者所操縱，則其便不暢通：其次，陸上絲綢之路位於我國西北，地處內陸，只能向西外傳。而我國的主要外銷商品如絲、瓷、茶等產區，都遠在東南沿海，要長途向西運輸，既不經濟，又不方便。尤其像瓷器等較重易碎的商品，陸運就難以承擔，隨着商品生產的日益發展，它已不能適應商業運輸的需要。何況對環太平洋各國，陸路是無法到達的。再次，陸路的自然條件惡劣，要越過葱嶺和戈壁沙漠，風沙彌漫，行程艱鉅，運輸量有限，時間久，運費高。這些致命的弱點，限制了陸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特別是到唐朝安史之亂以後，經濟重心向南轉移。這樣，絲綢之路便自然要另闢門經。陸路的缺陷，恰好是海路的優點。我國東南沿海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線，有許多終年不凍的良港，又是造船和航海技術最發達的地區，陸路不能到達的海島國家，從這裏起航都可暢通，而且不受別國的牽制，可以自由通航。羅馬帝國為擺脱安息(今伊朗)對陸上絲綢之路的操縱和對絲綢貿易的壟斷，於公元166年打通了直達中國的航路，就是例證。海運臨近生產商品基地，海船的運輸量比駱駝不知要大多少倍，且運費低廉，像瓷器等商品海運安全可靠。這些都顯示出它的巨大優越性。正是這些原因，絲綢之路就由陸地轉向海洋，而且日益興盛。

“海上絲綢之路”事實上早已存在。《漢書·地理志》所載海上交通路線，實為早期的“海上絲綢之路”，當時海船載運的“雜繒”，即各種絲綢。我國絲綢的輸出，早在公元前，便已有東海與南海兩條起航線。

東海起航線：據歷史記載，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時，箕子便“教其民田蠶織作”。中國的養蠶織綢技術就已傳入朝鮮。公元199年，中國蠶種由秦始皇第十一世孫自朝鮮的百濟傳入日本。公元469年中國派四名絲織和裁縫女工到日本傳授技藝。日本開始出現吳服(今和服)。她們對日本絲織工業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南海起航線：早在漢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時，我國海船就攜帶大批絲綢、黃金，從雷州半島起航途經今越南、泰國、馬來半島、緬甸等國，遠航到印度的黃支國(今印度康契普拉姆Kancipuram)去換取這些國家的特產。然後，從今斯里蘭卡經新加坡返航。這樣，中國的絲綢，早在公元前就傳入上述各國。由於中國絲綢對世界各地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歐洲各國都派使節到中國通好，獻禮品以求賞賜絲綢和進行貿易交換。自此便有中國絲綢傳入今印尼、印度和緬甸，並通過緬甸傳到歐洲的大秦(羅馬)的這一條途徑。

三國時代，魏、蜀、吳均有絲綢生產，而吳雄踞江東，在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漢唐時期，中間到底起了什麼作用、作了怎樣的貢獻呢？

二、三國孫權開拓海上絲綢之路的貢獻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這樣幾個歷史階段。一是從周秦到唐代以前為形成時期；二是唐宋為發展時期；三是元、明兩代為極盛時期。漢末三國正處在海上絲綢之路從陸地轉向海洋的承前啓後與最終形成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孫權雄踞江東，以古之大禹為榜樣，主張“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不更通伐，妨損農桑”而竭力發展經濟，開創造船業，訓練水師，以水軍立國，並派遣航海使者開發疆土，與外通好，作出了重大貢獻。

先説造船業，航船、航艦，這是航海的必備條件與主要工具。在三國之前，一般都是靠帆船與信風，在海上漂泊無定，幾近冒險，為此而喪生者，不計其數。到了三國時期，由於孫吳同曹魏、劉蜀在長江上作戰與海上交通的需要，積極發展水軍，船艦的設計與製造有了很大的進步，技術先進，規模也很大。據張大可著《三國史》，孫吳造船業尤為發達。漢代主要造船地區在長江下游蘇州、無錫、安慶等地，多是平底內河船。孫吳造船中心，移往建安郡侯官(在今福建閩侯)、臨海郡永寧縣(今浙江温州)、橫藇船屯(今浙江平陽)、南海郡番禺縣(今廣州)等港口。孫權設置典船都尉，專門管理造船工場。孫吳所造的船，主要為軍艦，其次為商船，數量多，船體大，龍骨結構質量高。最大戰艦可載三千士兵，有上下五層，雕鏤彩畫，非常壯麗，續航能力強。載馬八十匹的海船稱小船。航行在南海上的商船，“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閣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孫吳武裝船隊出海百餘艘，隨行將士萬餘人，北上遼東、高句麗(今朝鮮)，南下夷州(今台灣)和東南亞今越南、柬甫寨等國，吳國滅亡時，有戰船、商船等5000多艘。

據富陽當地學者朱健文在《東吳的造船業與泛海遠航》一文的考證，當時孫吳造船業已經達到了國際領先的水準：1955年在廣州出土了東吳的陶製船模，船模從船首到船尾有八根橫樑，八根橫樑説明有八副艙板，它們把船體分成九個嚴密的分艙(船艙)。這就是用橫樑和隔艙形成的分隔艙結構造船技術。船要航行時，即使有一兩個船艙受到破壞進水了，水也不會流入其他船艙中，船也不會馬上沉沒。進水的船艙可以抓緊時間抽水、堵塞漏洞和進行其他修理，並不影響船的繼續航行。

孫吳發達的造船業對後世出海遠航造成了更為有利便捷的條件，對於貿易與交通的發展、海上絲路的進一步形成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次説航海術。三國時期，隨着造船業的崛起與發展，人們很自然把目光從內河而投向海外。江東地區的先民早就積累了相當的航海知識與技術，這可以從先民們的探索歷史中得到印證。

一是季風(古稱“信風”)與海流為先民們的出海遠航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中國是典型季風氣候的國家，沿海岸風向主要表現為季風特徵。每年當冬季東北風起時，海流隨風向由東北朝西南流；當夏季西南風起時，海流又隨風向朝東北流。日本海有來自南北兩個方向的暖流和寒流。發源於韃靼海峽的裏曼海流，在沖刷俄羅斯濱海省份的海岸以後，沿着朝鮮半島的東岸南下，當碰到來自西南的對馬海流時，它的一部分轉向東流，而它的大部分則形成潛流南下，抵達濟州島再渡上浮，成為中國海內寒流的源頭；另一方面由南來的暖流，經台灣海峽沿琉球羣島北上，穿過朝鮮海峽，形成對馬海流，沿着日本列島的西岸向東北流動，直到津輕海峽和宗谷海峽後，分成支流逐漸減弱，所以日本海上由於裏曼海流和對馬海流便出現了大體上沿着周圍陸地向左旋的環流。

江東先民(或稱東吳人)早就認識到這種優越的自然條件，並且適時地加以利用，使之成為長距離遠洋航行的驅動力。

二是沖淡水性質的沿岸流，造成先民們出海的好時機。

在中國近岸海域，由河水和海水混合形成了一股沖淡水性質的沿岸流，譬如東海沿岸流(又稱長江沖淡水)。東海沿岸的路線隨季節不同而不同。夏季，在西南季風盛行時期(6-8月)，浙江沿岸水北移，在長江口外與長江水和錢塘江沖淡水匯合，形成一股強大的沖淡水流，向東北直指濟州島方向與對馬暖流相接，其中一部份匯入對馬暖流進入日本海。冬季，長江流量大減，東海沿岸流也隨着減弱，在偏北季風吹送下，長江沖淡水與錢塘江沖淡水匯合，沿浙閩海岸南下，並穿過台灣海峽直接入南海。

三是天文航海術與地文航海術，成為先民們遠航時判別時間與方向的依憑。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都是以太陽、月亮、星星作標準的。通過長期視察日、月、星辰，很自然地會認識到，白天太陽從東邊升起，沒入西方；夜晚星辰同樣也升起於東方，落於西方。先民們早就根據太陽、月亮、星辰的運行規律來判別方向和時間了。既然陸地上能夠這樣，那麼，也完全可能將這種方法應用到海上活動中去。

四是船舶操縱技術提供了比前更為可靠的技術保證。

三國東吳的海船用上前所未有的多帆技術，在多帆桅船上，斜移的帆面各自迎風，後帆不會擋住前帆的受風，大大加快了船速。康泰《吳時外國傳》稱，這種船自南海乘風航行至大秦(羅馬)只需一月，吳人萬震(曾任丹陽太守)《南州異物志》也説，多帆海船上通過斜移帆面到合適角度，充分地利用風力，“斜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風激波，所以能疾。”

由於航海術的提高，三國孫吳多次派使者出海遠航，成為開拓性的壯舉。

再次説水師。有大船而無駕馭大船的水手和船員，也無法出海遠航。這一點，孫權及其東吳以“水軍立國”的戰略思想，培養與造就了一大批擅於水上作業的精兵強將。這在漢代尚不具備這種條件，而且經過此後許多年的傳承與發展，對後世也確有肇始與開啓之功。

孫權水軍士卒訓練有素，良將雲集，紀律嚴明，因而戰鬥力很強，就連大政治家、大軍事家曹操也十分欽佩。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與孫權在濡須的一場水戰中吃了敗仗，被殲三千，自溺數千，而望孫權，則儀表堂堂，沉着指揮，戰船高大，器械精良，軍伍整肅，作戰勇敢，曹操既驚奇又敬佩的説：“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劉表)兒子若豚犬耳！”這是作戰對方對孫權水軍的稱讚。

孫權水軍的精良，在客觀上是因為它具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其一，有一條從黃海到南海漫長的海岸線；其二，有長江、錢塘江、贛江、閩江、湘江、東江、北江、西江以及太湖、湖庭湖、鄱陽湖等大江大湖，而且江湖連接成網；其三，國內有較發達的鍊銅、鍊鐵、造船、紡織等工業，為發展水軍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足夠的技術力量。其四，吳與魏、蜀基本上以長江、湘江為界，爭奪要地，戰爭的特點是水戰，這就決定了發展水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孫吳的“地利”條件之長，正是蜀魏“地利”條件之短，孫吳發展水軍是完會符合客觀實際的。

最後説絲綢業。孫權及其東吳擁有出海的大船與技術，擁有人才與水兵不説，如果缺乏從事海外貿易的物資，這條海上絲綢之路也就不可能形成。三國時期，作為海上貿易之“大宗”者，當首推絲綢。孫吳的絲織業已遠超兩漢的水平與規模，而有自已獨特的創新與發展。

孫吳時期，統治者重視農桑，致力墾荒，許多大臣都提出了這類建議。永安二年(公元259年)，景帝孫休下詔：“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於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田桑已至，不可後時。”説明孫吳政權對絲綢生產的重視。非但如此，陸遜還在海昌屯田時，“督勸農桑”；諸暨、永安等地也生產御絲；永嘉還貢八蠶之綿。可見絲綢生產區域得到了擴大。近年在安徽南陵縣麻橋鄉發現東吳墓葬，隨葬有梭子、紡綻等紡織工具和記有練、絹、鏽、錦、繒、紵、布的遣冊，極有可能就是一位絲綢生產者的墓葬，這為東吳絲綢生產提供了實物證據。

三國時吳國還設有官營絲綢生產機構。史載孫權夫人潘氏，“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具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同時，孫權又曾“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由此看來，御府中也生產錦繡等絲綢產品，具體生產作坊就是御府下屬的織室。

這官營絲織自三國孫吳始創以來，便代代相傳，極大地促進與推動了我國絲綢業的發展。例如兩晉時期，據《鄴中記》記載：“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綿織成署皆數人。”石虎即趙石虎的官營絲織作坊，在當時規模最大，尚方御府，即後趙主管這類作坊的組織，其下又有織錦署、織成署等。南北朝時期，這類作坊還按軍事系統編制，可見其織户工匠之多、管理之嚴。

三國孫吳在上述諸方面都在漢代有較大進步，具有出海遠航的主客觀條件，因而形成東海絲綢之路。它根據季風的變化規律和海流的方向，在夏季(6-8月)，從江浙沿海出發，藉助風帆和海流移動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導航，在順風順水相送下，航渡出海近則台灣，遠則日本等地。

如此航線的有無，已被後世的航行所證實。古代日本與中國南朝的交通，唐及唐以後遣唐使以及貿易商船的往來，大多采用這條路線，自然與利用海流、天文和地文導航有關。不過這條航線事先是不一定了解的，更不會知道所到之處是什麼地方，遠航的結果，往往後來才知道。

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許多方面的事實都説明雄踞江東的三國孫吳很有作為、很有建樹並卓有成效。

魏.晉.南朝

東吳黃武四年（225年）扶南國王範旃遣使來吳國，歷時四年來到東吳，獻琉璃。孫權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國。

黃武5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吳國首都建業（今南京）。 法顯陸上西行，海上歸國，由印度多摩利底經獅子國、耶婆提、到山東牢山。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波斯、天竺、獅子國、扶南、婆利。

隋.唐.五代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赤土、丹丹（今馬來西亞吉蘭丹）、盤盤、真臘、婆利。

中唐之後，西北絲綢之路阻塞，華北地區經濟衰弱，華南地區經濟日益發展，海上交通開始興盛[3]。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拂菻、大食、波斯、天竺、獅子國、丹丹、盤盤、三佛齊。

航路：由泉州或廣州啓航，經海南島、環王國（今越南境內）、門毒國、古笪國、龍牙門、羅越國、室利佛逝、訶陵國、固羅國、哥谷羅國、勝鄧國、婆露國、獅子國、南天竺、婆羅門國、新度河、提羅盧和國、烏拉國、大食國、末羅國、三蘭國。

唐人移民海外。

唐人杜佑對歷代南海交通作了個總結：“元鼎（前116－前111年）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奉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逾於前代。大唐貞觀以後，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於梁、隋焉。”

宋代

宋朝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今膠州營海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温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5]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後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裏、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理、蒲哩魯、遏根陀國、斯伽裏野、木蘭皮等總計五十八個國。 　出現了《嶺外代答》、《諸蕃志》，記載與中國通商國家情況的專著。

元代

與蒙元通商的國家：三島、民多郎、真臘、無枝拔、丹馬令、日麗、麻裏魯、彭亨、吉蘭丹、丁家盧、八都馬、尖山、蘇祿、班卒兒、文老古、靈山、花面國、下里、麻那裏、沙裏八丹、土塔、忽廝離、假裏馬打、古裏佛、放拜、萬年港、天堂、忽魯模斯等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中國商人汪大淵，航海遠至埃及，著有《島夷志略》一書。

明代

鄭和下西洋， 到過：占城、爪哇、舊港、滿拉加、啞魯、蘇門答臘、那孤兒、勃泥、小葛蘭、彭亨、錫蘭山、三島、蘇祿、呂宋、溜山、打歪、八都馬、柯枝、南巫裏、古裏、坎八葉、木克郎、甘巴里、阿撥巴丹、阿丁、天方、米息、麻林地、忽魯模斯、祖法兒、木魯旰、木骨都束、抹兒幹別、不剌哇、慢八撒、木蘭皮等國。

《明會典》記錄了130個朝貢國，其中海上東南夷有62國，包括：安南，蘇祿國，錫蘭，朝鮮，日本，琉球，爪哇等。

三朝的禁海令

元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時由於連年對外征戰和失敗，因而先後進行了四次禁海。 第一次“海禁”發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從公元1292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1294（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1303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從公元1311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1314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從公元1320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1322年（英宗至治二年）結束。1322年復置泉州、廣元（寧波）、廣州市舶提舉司，之後不再禁海。

明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為了抵制蕃貨，“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銷泉州、明州、廣州三個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為由，禁瀕海民私通諸國。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次發佈“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令一律禁止民間買賣及使用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發佈命令禁止下海通番。

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違反禁海令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衞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大明律》)。

永樂二年永樂帝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

從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發佈第一個禁海令，到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廢止海禁時止，期間接近兩百年之久，這段時代，正值葡萄牙、西班牙開始大航海的時候。1557年葡萄牙人已經來到大明國

門口，建立了澳門殖民地。

清

清廷從順治時到雍正時的四十年海禁（公元1655年—1684年，公元1717年—1728年）。

清廷入關之後，清廷為了禁止和截斷東南沿海的抗清勢力與據守台灣的東寧國部的聯繫，以鞏固新朝的殖民統治，曾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頒佈禁海令；並於順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頒佈“遷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貿易。

1683年清軍攻佔台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康熙曾口諭大臣們：“除東洋外不許與他國貿易”，並説：“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時日本的德川幕府為了防止中國產品對日本的衝擊，對與清廷的貿易也採取嚴格的限制。因此，此時的海外貿易與明末相比，已經大為衰弱。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一開始是四口通商，到後來只有廣州開放對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壟斷其進出貿易。清廷的閉關鎖國政策完全阻礙了清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使清國喪失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最佳時期，為後來清國百年積弱落後埋下伏筆，而清廷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時西洋的科技發展蓬勃，漸漸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為首的伊斯蘭世界和以清國為首的東方世界。

貿易的對象有許多：

朝鮮、日本、琉球 位於今中南半島上的國家 東南亞沿岸島嶼 南洋 阿拉伯人 歐洲各地，因為此海上絲路多隻到阿拉伯，因此其他到歐陸的物品須經由阿拉伯人轉運。 出入口物品：

出口：自中國出發之貨物主要以絲綢、茶、瓷器、金、銀、五金、書籍等等 入口：自西方來貨物包括：琉璃、貓眼石、明珠、象牙、香料、寶石、水晶、瑪瑙、琥珀、駱駝皮、乳香、沒藥、安息香、沉香、檀香、盧薈、胡椒、温納齊等。 主要西傳及傳入中國物品多數經陸上絲路。

海上絲綢之路申遺計劃

廣州、泉州、寧波、揚州、蓬萊、北海、漳州七市被納入海上絲綢之路申遺計劃。

東海起航線最早始自周武王滅紂，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時，他封箕子到朝鮮，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到達朝鮮，教其民田蠶織作。中國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由此通過黃海最早傳到了朝鮮。

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後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為中心，起點主要是廣州、泉州，寧波　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徐聞古港，所以稱南海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

在隋唐以前，海上絲綢之路曾輝煌一時，自陸上絲綢之路開通後成為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到隋唐時期，由於西域戰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爭所阻斷，海上絲綢之路又代之而興起。到唐宋兩代，伴隨着北方少數民族的活躍以及我國造船、航海技術的長足發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及至非洲大陸航路的紛紛開通與延伸，海上絲綢之路又再一次替代了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歷代有所變遷。從公元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取代徐聞、合浦成為海絲主港，宋末至元代時，泉州超越廣州，並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稱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戰亂影響，泉州港逐漸衰落，漳州月港興起。清代閉關鎖國，廣州長時間處於“一口通商”局面。　 自古以來，海上絲綢之路有多條航線。海上絲綢之路因運送其他貨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

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兩條主線路，比陸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更為悠久。東海起航線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鮮傳授田蠶織作技術。箕子於是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走水路抵達朝鮮。這樣，中國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通過黃海最先傳到了朝鮮。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國時，齊、燕、趙等國人民為逃避苦役而攜帶蠶種和隨身養蠶技術不斷泛海赴朝，更加速了絲織業在朝鮮的傳播。

中日兩國之間一衣帶水，通過朝鮮半島或經由日本海環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來就有關於蠶業的傳説。傳説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為求長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領童男、童女、船員、百工、數千人東渡日本，傳播養蠶技術，日本人民後尊祀徐福為“蠶神”。也有記載説，公元前三世紀，江浙一帶的吳地有兄弟二人，東渡黃海至日本，傳授蠶織和縫製吳服的技藝。其後，內地人士或經由朝鮮、或從山東出發，三三兩兩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並促進了日本蠶業的發展。

據日本古史記載，西漢哀帝年間（公元前6年），中國的羅織物和羅織技術已傳到日本。公元三世紀，中國絲織提花技術和刻版印花技術傳入日本。隋代，中國的鏤空版印花技術再次傳到了日本。隋唐時期，日本使節和僧侶往來中國頻繁，他們在浙江台州獲得青色綾，帶回日本作樣板，仿製彩色錦、綾、夾纈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國唐代的名稱，如：絞纈、臘纈、羅、綢、綾、羽等。

唐代，江浙出產的絲綢直接從海上運往日本，絲織品已開始由禮物轉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當時日本的首都，可以説是中國絲綢之路的終點，正倉院則是貯藏官府文物的場所。今日的正倉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國唐代絲織品的寶庫，其中的很多絲織品即使在大陸也很難見到，諸如彩色印花錦緞、獅子唐草奏樂紋錦、蓮花大紋錦、狩獵紋錦、鹿唐草紋錦、蓮花紋錦等，還有不少中國工匠當時在日本製作的、兼具唐代風格與日本民族特色的絲織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國絲綢被運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寧波、泉州、廣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設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龍緞、蘇杭五色緞、花宣緞、雜色絹、丹山錦、水綾絲布等。明代則是日本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時期，這一時期，日本從中國輸入的生絲、絹、緞、金錦等不計其數。

清廷從順治時到雍正時的四十年海禁（公元1655年—1684年，公元1717年—1728年）。

清廷入關之後，清廷為了禁止和截斷東南沿海的抗清勢力與據守台灣的東寧國部的聯繫，以鞏固新朝的殖民統治，曾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頒佈禁海令；並於順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頒佈“遷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貿易。

1683年清軍攻佔台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康熙曾口諭大臣們：“除東洋外不許與他國貿易”，並説：“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時日本的德川幕府為了防止中國產品對日本的衝擊，對與清廷的貿易也採取嚴格的限制。因此，此時的海外貿易與明末相比，已經大為衰弱。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一開始是四口通商，到後來只有廣州開放對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壟斷其進出貿易。清廷的閉關鎖國政策完全阻礙了清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使清國喪失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最佳時期，為後來清國百年積弱落後埋下伏筆，而清廷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時西洋的科技發展蓬勃，漸漸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為首的伊斯蘭世界和以清國為首的東方世界。

當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四大宗，往國內運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於是海上絲綢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巔峯。鄭和之後的明清兩代，由於實施海禁政策，我國的航海業開始衰敗，這條曾為東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貢獻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漸消亡了。 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訪粵，標誌着美國直達廣州的航線的開通。

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

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廣州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在海上絲綢之路2000多年的歷史中，相對其他沿海港口，廣州被認為是唯一長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於“一口通商”局面。明清時期，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有3條航線。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訪粵，標誌着美國直達廣州的航線開通。

目前保存在廣州市內各地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遺址共有20多處，包括南海神廟、懷聖寺（光塔寺）、光孝寺、清真先賢古墓、華林寺（西來初地）、蓮花塔、沙面西式建築等，其中懷聖寺就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最早的清真寺。華林寺則是佛教禪宗傳入中國的源頭，是達摩傳教的之地，稱為西來初地。目前廣東有關部門正在積極推動“海上絲綢之路”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於西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40---前87年)，發展於三國－南朝時期(公元220-589年)，鼎盛於唐宋時期(公元618年－1279年)轉變於明清時期(公元1368-1840年)。

二千多年來，海上“絲綢之路”為溝通中外各國的友好交往，促進中外各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永不磨滅的光輝歷史貢獻，被世界各國人民傳為佳話。

秦漢時期是開發海上“絲綢之路”並將航向遠洋發展的時代。《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曰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無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黃支之南，有已不程國，漢之繹使自此還矣。”西漢朝廷派出繹使率領的船隊，沿着民間貿易開發的海上航線，到達中南半島，南洋羣島，印度東南海岸和斯里蘭卡等地。公元前1世紀，中國絲綢已成為地中海世界最珍貴的衣料，其中部分衣料是從海上“絲路”到達地中海東岸的。外國的香料、金銀器、寶石、琉璃器(玻璃)等貨物亦從海路到運來中國。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徐聞西南沿海以原大黃鄉華豐嶺為主的村莊、田野發現大量漢墓羣，出土大量陶器，銅鐵器和珠飾。1993年11月，省文物考古研究專家通過大型探方發掘，在徐聞縣原五里鄉的二橋，仕尾村發現大範圍的漢代生活遺址，出土大量有文字的”萬歲”瓦當，繩紋、乳釘紋理板瓦，筒瓦和陶器，以及“臣固私印”.爾後出土有文字的“宜官”、“帝君百石”、“曲目”等印紋磚等，由此可證此處是漢代徐聞縣治所在地和徐聞港遺址。

2000年6月，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珠江文化研究會專家學者組成考察團，親臨徐聞考察調研

論證，確定徐聞縣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

2001年3月6日，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珠江文化研究會再度組織專家、學者到徐聞考察、調研，並召開了“徐聞－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專家論證會”，進一步確認漢徐聞港在今徐聞縣原五里鄉的二橋，南灣，仕尾的半島形岬角一帶，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始發港之一，而附近的二橋，南灣，仕尾也應是漢徐聞縣治所在。

2001年11月， 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珠江文化研究會和湛江政府聯合舉辦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南方港大型學術研討活動，並出版嶺南文史論文集。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發現成為2001年人民日報華南版十大新聞之一。

2002年12月9日至2003年1月17日，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省考古所、市博物館、縣博物館再次對徐聞漢代遺址進行了調查勘探，發現西漢早期(相當南越國時期)的文化地層。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出土的文物印證了有關史料的記載，佐證了漢代徐聞城行政級別，職官的層次，並且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各種狀況。建築營造法式、鑄冶工藝、陶藝、漁獵、農耕、商牧、航海、紡織、對外貿易、軍事鬥爭、社會風俗習尚都從中得到反映。

清宣統三年《徐聞縣誌？輿地志》記：

龍泉淡井，縣西南三十里，討網村即舊縣地，前臨海，峙三墩，中有淡井號龍泉，天旱祈雨取此勺水，甘雨立至.。

三墩號稱“小蓬山”。.峙立大海，為古討網港天然屏障.。每墩均有泉井，景緻非凡，故譽為徐陽八景－－瀛島聯壁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漢置左右侯官在徐聞南七里，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有利，故諺曰：“欲撥貧，詣徐聞.”

神座，又稱上馬凳.原為一天然巨石雕成，七十年代被毀，民間視為神物，現重新恢復原貌，供人觀瞻。

八卦航標燈座位於南山鎮(原五里鄉)仕尾嶺高崖上，臨海灣不足10米。該座以一天然巨石雕琢而成，呈八角形，徑2米，深40釐米，八角均飾八卦紋，為典型的漢唐代導航燈座。

一、先秦南和越國時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先秦南和越國時期嶺南地區海上交往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嶺南先民已經利用獨木舟在近海活動。

距今5000～3000年期間，東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陽平原，已經形成以陶瓷為紐帶的貿易交往圈，並通過水路將其影響擴大到沿海和海外島嶼。

通過對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銅鼓和銅鉞的分佈區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於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

根據出土遺物以及結合古文獻的研究表明，南越國已能製造25～30噸的木樓船，並與海外有了相當的交往。

南越國的輸出品主要是：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輸入品正如古文獻所列舉的“珠璣、犀（牛）、玳瑁、果、布之湊。”主要的貿易港口有番禺（今廣州）和徐聞（今徐聞）。

二、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

《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説明“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於漢武帝滅南越國之後。東漢（特別是後期）航船已使用風帆；大秦（羅馬帝國）已第一次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中國帶有官方性質的商人也到達了羅馬。這標誌着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真正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隨着漢代種桑養蠶和紡織業的發展，絲織品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輸出品。乳香（薰爐）和家內奴僕（託燈俑）乃以往輸入品中所未見。

由於兩漢版圖擴張到今東南亞的部分地區，政府加強了海上絲綢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聞“置左右候官，在縣南七里，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也出現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商業城市，例如番禺、徐聞、合浦（今合浦附近）、龍編（今越南河內）、廣信（今梧州）、布山（今貴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嶺南與內地的水路和陸路交通也由此顯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

孫吳政權黃武五年（226年）置廣州（郡治今廣州市），加強了南方海上貿易。

有史料可稽，東晉時期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對外貿易涉及達十五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包括東南亞諸國，而且西到印度和歐洲的大秦。經營方式一是中國政府派使團出訪，一是外國政府遣使來中國朝貢。

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輸入品有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銀寶器、犀象、吉貝（棉布）、斑布、金剛石、琉璃、珠璣、檳榔、兜鑾等。

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易的發展，致使對外貿易收入成為南朝各政權的財政依賴。

另一説：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

泉州市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北緯24°22’—25°56’，東經117°34’—119°05’。面積11220.5千方千米。轄鯉城、豐澤、洛江、泉港4區，石獅、晉江、南安3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門5縣。人口654.62萬（未含金門縣）。通行閩南方言。泉州為著名僑鄉、台灣漢族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國務院首批公佈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國四大外貿港口之一，在宋元時期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泉州素有“海濱鄒魯”之譽，人文薈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長期在這裏交流匯聚，造就了燦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戲、南音、南少林為代表的輝耀古今的文化遺產和大量世人罕見的中外歷史文化瑰寶。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開元寺、老君巖、清淨寺、伊斯蘭教聖墓、草菴等中世紀世界幾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陽橋、安平橋、崇武古城等傳統建築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風石刻等見證着宋元時期泉州與外國商人友好交往的遺址，還有民族英雄鄭成功墓、著名的民間信仰宗廟天后宮、德化屈鬥宮古窯址等12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有37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多處。到處瀰漫着濃厚的鄉土文化氣息，梨園戲、木偶戲、高甲戲、打城戲古樸幽雅，

中世紀宮廷音樂“活化石”南音，被海外遊子視為最親切的鄉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鯉城木偶頭、安溪烏龍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產，聞名遐邇，是饋贈親朋摯友的上乘禮品，遠銷海內外。

泉州是我國著名僑鄉和台灣漢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目前分佈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泉州籍華僑華人達600多萬人，港澳同胞68萬多人；在台灣漢族同胞中，有44．8%約900多萬人祖籍泉州。長期以來，泉州的廣大海外鄉親和台胞愛國鄉，為我市的各項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國務院首批公佈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國四大外貿港口之一；在宋元時期，因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而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　泉州素有“海濱鄒魯”之譽，人文薈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長期在這裏交流匯聚，造就了燦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戲、南音、南少林為代表的輝耀古今的文化遺產和大量世人罕見的中外歷史文化瑰寶。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開元寺、老君巖、清淨寺、伊斯蘭教聖墓、草菴等中世紀世界幾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陽橋、安平橋、崇武古城等傳統建築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風石刻等見證着宋元時期泉州與外國商人友好交往的遺址，還有民族英雄鄭成功墓、著名的民間信仰宗廟天后宮、德化屈鬥宮古窯址等12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有37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多處。到處瀰漫着濃厚的鄉土文化氣息，梨園戲、木偶戲、高甲戲、打城戲古樸幽雅，中世紀宮廷音樂“活化石”南音，被海外遊子視為最親切的鄉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鯉城木偶頭、安溪烏龍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產，聞名遐邇，是饋贈親朋摯友的上乘禮品，遠銷海內外。

泉州是我國著名僑鄉和台灣漢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目前分佈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泉州籍華僑華人達600多萬人，港澳同胞68萬多人；在台灣漢族同胞中，有44．8%約900多萬人祖籍泉州。長期以

來，泉州的廣大海外鄉親和台胞愛國鄉，為我市的各項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而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則經過斯里蘭卡到達非洲，當年鄭和下西洋時，走的就是這條路線，從而建立了中斯兩國的友誼。

所謂“海上絲綢之路”是相對陸上絲綢之路而言的，由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在他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專著中初次提及，這個概念如今已被學術界所普遍接受。

作為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海上絲綢之路早在中國秦漢時代就已經出現，到唐宋時期最為鼎盛，具體路線是：由廣東、福建沿海港口出發，經中國南海、波斯灣、紅海，將中國生產的絲綢、陶瓷、香料、茶葉等物產運往歐洲和亞非其他國家，而歐洲商人則通過此路將毛織品、象牙等帶到中國。

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使中國當時的對外貿易興盛一時。元朝時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就是由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又由“海上絲路”返回本國的，他的遊記裏記載了沿途南洋和印度洋海上的許多“香料之島”。

由於時代的變遷，海上絲綢之路自1842年鴉片戰爭開始後就走到了盡頭，留給後人的則是一個又一個謎團。一些研究學者普遍認為，鄭和下西洋使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得到了更為徹底的貫通，也是證明歷史上存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依據之一。

為期兩天的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無錫論壇2009年4月10日、11日在無錫舉行。來自國內外文化遺產保護界的150多位領導和專家學者相聚無錫，參加了這一年一度的國內文化遺產保護的思想峯會，共同研討“文化線路”遺產這一國際新型文化遺產的科學保護。絲綢之路、大運河、茶馬古道這三條“文化線路”遺產的保護成為本屆論壇的核心內容。福建、廣東、浙江、江蘇、山東五省的泉州、廣州、寧波、揚州、蓬萊五城市初步被納入申遺計劃。無錫論壇由國家文物局主辦。

無錫論壇舉辦期間，國家文物局召集福建、廣東、浙江、江蘇、山東五省文物局和泉州、寧波、廣州、揚州、蓬萊五市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機構，就海上絲綢之路申遺事宜進行協調和座談，五城市初步被納入海上絲綢之路申遺計劃。

廣州、泉州等南方城市與海上絲綢之路聯繫較多，也有部分實物為證。

揚州提出的理由是唐及以後，揚州在海上絲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們認為揚州是海上絲路的重要起點城市和著名港口，它在海上絲路沿線各節點城市中影響突出，在海上絲路文化遺產價值體系中地位不可替代。蓬萊的理由是他們擁有膠東半島最早通向海外的航線“登州海道”，由此海道，膠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之間就開始了貿易和文化的傳播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