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汝鼐

《清史稿》所載其傳如下：

陶汝鼐[nài]，字仲調，一字密菴，寧鄉人。與郭都賢交最篤。崇禎初，充拔貢生。會帝幸太學，羣臣請復高皇積分法，祭酒顧錫疇奏薦汝鼐才，特賜第一，詔題名勒石太學。除五品官，不拜，乞留監肄業。癸酉舉於鄉，兩中會試副榜。南渡後，剃髮溈山，號忍頭陀。生平內行篤，父歾，哀慕終身。事母曲盡孝養，處族黨多厚德，嘗為人雪奇冤，冒險難，活千餘人，然不自言也。詩古文有奇氣，著有廣西涯樂府、古集、寄雲樓集、褐玉堂集、嘉樹堂集，都賢為序而行之。有“生同裏、長同學、出處患難同時同志”之語。

陶汝鼐原本只想做一名處江湖之遠的文人，不問政治，終日以讀書為樂。

但在明清之際巨大社會變動下，山河破碎，家業飄零。陶汝鼐不得不走出書齋，投身到當時遍佈全國的反清活動中。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時，他受人舉薦擔任了何騰蛟的監軍。南京陷落，弘光政權滅亡後，他又轉道廣西，參加了永曆政權，並官授翰林院檢討。但腐敗的明政權貪圖享樂，無所作為，最終逃脱不了滅亡的命。復國無望，陶汝鼐只能再次歸隱不仕。

順治十年（1653），他受到牽連，以叛案下獄，被定為死罪。幸而友人多方努力，盡力搭救，才免於一死，但仍被囚禁了一年多才得以放還。晚年，在溈山剃髮為僧，號忍頭陀。遁跡江湖，郡縣曾以“隱逸”薦舉，堅辭不仕。

他年輕的時候曾加入過復社，才華橫溢，詩文書法俱佳，名動海內，被當時的人稱為“楚陶三絕”。著有《廣西涯樂府》、《嚏古集》、《寄雲樓集》、《褐玉堂集》、《嘉樹堂集》等。另有合刻的《榮木堂文集》、《榮木堂詩集》共三十六卷，流傳於世。《清史稿》卷五零一有傳。

他的詩多感慨興亡，自傷身世之作，激越悽楚，聲情並茂。如《白水六月五日》一詩：“此地餘茅屋，相鄰近釣磯。村香吹岸幘，竹粉■披衣。野曠人煙貴，兵深物命微。得閒殊自詫，何也■忘歸。”《放還貽別諸同難者》：“填海移山事豈成，湘天不明人夜行。十年離亂各風雨，一劫修羅共死生。遼鶴乍來城郭變，枯樹縱去江潭平。歸歟莫負雄慈力，好着袈裟安釣耕。”都寫出了清初社會動盪不安，人心浮動的狀況，文辭間流露出非常痛迫的感情。

他的文章內容也多是涉及到明清之際的歷史，憶古思今，文筆縱橫馳騁，頗有氣勢。

《榮木堂文集》共十二卷，所以見到的最早的刻本是清康熙年間的刻本。卷一為論、策和代人所作的制詞，卷二到卷四為序，卷五為志序，卷六碑記，卷七遊記，卷八傳、志傳，卷九題跋，卷十書啓，卷十一祭文與墓誌，卷十二雜著。作者並不是一位關心時政的人，入清後，雖歸隱不仕，但卻也並不繼續抗清的活動，反而是安於現狀。因此文集中不象當時大多數明朝遺民的作品那樣，充滿了明顯譏刺怨懟清朝統治的文字，相反，在某些文章中還流露出對清王朝有所稱頌。如卷四《新修長沙府志後序》稱清朝統治者使“世亂而復始，地危而復安，政教失而復修，如行■海中再睹澄霽。幸矣！”

這時陶汝鼐已經安心於做一名清朝的順民了。但舊王朝的影響和痕跡畢竟不是很容易消退的。何況他在過去曾有過少年得志，名動海內的美好記憶，因此在許多文字裏仍然不時表達對明王朝的懷念之情。如卷二《商歌自序》雲：“思報國恩，獨惟文章……餘明之逋人也，……三十以前習成，宗伯、冢卿、宰相皆持奏其舉子文，先皇帝詔勒其姓字於石，欲早用之。……嗟乎！君國之恩，報無日也。”“今即有人筆削三百年王業之盛，無緣得見，姑撮其奇事數十，廣昭代之異聞者，咐諸《嚏古》焉。”這篇文章作於順治八年（1650年），那時作者雖已削髮為僧，卻生緣未斷。遙憶當年自己頗得朝中重臣的推許及崇禎皇帝的賞識，封官揚名的情形，仍然感激涕零，為不再有機會上報國恩而扼腕長嘆。因此，只能以文章記錄舊朝“奇事”來寄託自己的情感。

他的文章中也有一些記載抗清志士軼事的文章。如卷八《揚龍友中丞傳》中詳實記敍了友人揚文驄（龍友）堅持抗清，不屈不撓，被俘之後，不為清政府威逼利誘所動，慷慨赴義的經過。《黎平何公殉節傳》記述了南明督師何騰蛟受傷被俘，誓死不降，絕食五、六日，終於被殺。作者曾做過何騰膠的監軍，朝夕相處，共同鬥爭，對他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寫到何殉國時，説“天為之■”，又云：“嗚呼！公於是成仁無憾矣。……封疆大臣能鞠躬盡瘁，從容而死節者如公幾人！”

陶汝鼐的詩文風格頗受公安、竟陵的影響。卷三《刻榮木堂詩集自序》雲“十三補弟子員，即私效袁公安近體詩”。卷三《車孝恩高霞堂集序》中也説他曾在二十多歲時北上游歷關中，在回鄉的途中特地到鄂城向鍾惺請教詩學。他對明七子的復古傾向，並不贊同，主張詩歌應以寫性情為主。卷二《嚏古自序》説：“竊嘗披擷春華，追尋古響，不若漢魏樂府諸詩，蘇李而下猶能真真樸樸，寫山川風俗，憂思怨悱之情也。……明興，吳越詩最盛，中葉乃推七子，然所為樂府不過擬古題目，刻畫無鹽。即通肖古人口吻，何關風義！”

卷三《廖大隱覆巢全草序》又云：“噫嘻！漢魏詩歌莫高於蘇李蔡琰，而皆以骨肉生離，痛淪肌髓。”同時稱讚廖大隱詩歌“悲則悲矣，其沉鬱頓挫之節，憂思怒悱之情，猶江潭遺響也。”可見作者推崇的是那些抒發真實感情，能打動人心的作品。他還認為李白杜甫之所以最為人稱道，是由於“蓋代詞人，遭逢禍亂”，“一則子然流夜郎，一則無家尋弟妹”，因此沉鬱頓挫之節，憂思怨悱之情溢於言表，詩作感人肺腑。而明七子刻意仿古，結果作品呆板乏味，自然不能動人，而比擬之處往往不倫不類，就象以醜女比美人。

作者是一個寄情山水，率性而為，疏離政治的人。因此《榮木堂文集》中文學成就最高的是他的遊記。如《月夜遊君山記》敍述了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仲冬與友人月夜遊洞庭湖君山事“甫及中流，月光漸吐，波粼粼有金色”，“餘滅燭受月，君山青影若岸”，“取徑入山，修篁古木掩翳有聲”，“月明煙淡，薄暖如春”，“斯時也，氣若椒蘭，響無蟲鳥”，“倚杉下長嘯，極目湖霜縷縷白而青天無纖生，遙指人寰，如隔瀛島，神仙可接。”

又如《淞海觀濤記》敍述了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在一個夏季在海邊從午夜到黎明觀賞潮水的情形。“聲來如雷！”“澎湃喧■，若萬馬奔至，卷地拍天，毛髮欲豎。須臾紅輪出曙，在百丈銀山中，而此銀山億萬騰湧，迸為火齊，散為紫貝亦億萬，未易名狀。羣舶帆檣，轉瞬而沒，移時水立，舶文在銀山上，隨潮落去，如墜危崖，”“雄奇變幻，約廿刻許而漸平，迥瀾伏波，而觀者神態始定矣。”兩篇文章都寫得清新生動，無論是月夜下靜謐的湖光山色，還是朝霞中澎湃起伏的海潮，都被作者描寫得逼真生動，引人入勝。

陶汝鼐交遊廣泛，與晚明的許多文人，如陳繼儒，董其昌、鍾惺、黃周星、楊文聰等都多有往來。文集中許多相關文章可以作為研究他們的佐證、參考。另外，文集卷八是陶汝鼐所撰補續的《長沙府志》中的人物列傳，數量亦頗為可觀，而且他所記的又多是明末清初的人物，亦可以用來補正史方誌的缺失，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乾隆四十三年，湖南巡撫查出陶汝鼐之孫陶煊與張燦同輯的《國朝詩的》內有呂留良、屈大均的詩作。這是雍正朝的一樁文字獄。當時雍正皇帝利用這樁案件，一面清除了諸王朋黨的殘餘勢力，另一方面大大打擊了漢人的反滿意識。當時此案牽涉面極廣，處理也極為殘酷，但凡同呂、屈有關聯的人、事，收有他們文字的書籍，都統統被列入禁燬的行列。因此湖南巡撫派人到陶煊後人家中搜查，是否還有其他的違礙書籍。又抄出了陶汝鼐的《榮木堂集》，認為書裏有“隱合怨謗”語，於是奉旨將《榮木堂集》與《國朝詩的》連同書板一起銷燬，列為禁書。這樣一位不問政治的文人的抒發心性的作品，意然也會因莫須有的罪名而招致禁燬，清朝文字獄的泛濫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