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陽河遺址

陵陽河遺址於1957年洪水暴發後，陵陽鄉文書趙明錄同志採集到一些石器、陶器。1962年夏天，山東省博物館王思禮、張學海與莒縣文化館蘇兆慶共同進行實地考察，確認其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遺存，距今4800年左右。1963年秋，山東省博物館王思禮、唐士和會同莒縣文化館盧省三等首次進行試掘，清理墓葬10座，出土文物150餘件。1977年春，蘇兆慶、張安禮再次清理墓葬6座，出土了玉質砭石等重要文物120餘件。 ^[1] 

陵陽河遺址(5張)

自1979年4月3日開始，山東省博物館和莒縣文物管理所，對以陵陽河遺址為中心的大朱家村、小朱家村等遺址聯合進行大規模發掘。工作分春、秋兩期進行，計時近一年。共發掘面積1700平方米。該墓區因河牀改道破壞較重，地表上陶片較多，有的器物露出在淤沙之中。墓葬均為東西向，方向偏東南，長方形土坑豎穴，墓深者距河牀表層1米左右，淺者僅幾十釐米。墓葬分佈可分兩組，每組之間有一定距離，共清理墓葬45座，隨葬品2800餘件。其中有大口尊、漏缸、甕、高領罐、盆、鼎、豆 、壺、單耳杯、薄胎高柄杯等。在這些器物中，紅陶所佔比例下降，而黑陶所佔比例明顯增加，多數墓中都隨葬了數量不同的豬下頜骨，同時，還有龍山文化的墓葬和嶽石文化、周代文化遺存。其中的成套釀酒工具等幾項重大發現，在我國原始社會考古發掘中尚屬首見。 ^[2] 

類似刻在大口尊上的圖像文字，繼1960年出土後，屢有發現。僅陵陽河遺址就有七種類型13個單字。圖像文字的重新問世，與當年甲骨文被發現一樣，為考古、古文字、歷史、天文等學科所矚目，為我國漢字的雛形得到了共識。

墓6和墓17各出土了一套釀酒器，由濾酒漏缸、甕、尊和盆組成。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高柄杯、觶形壺等酒具。大墓中酒具佔隨葬品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它從側面反映出我國用穀物釀酒技術在5000年前就早已開始了。

在墓19中出土了一件保存完好製作精美的夾砂褐陶牛角形號，成為大汶口文化考古中的發現。它不僅告訴我們墓主人是軍事首領身份，更重要的是對研究原始社會末期氏族組織結構及其變化，具有其它任何器物所不曾有也不能代替的意義和價值。

這批墓葬規模不一，大墓均有原木組成的葬具、隨葬品多寡懸殊，質料優劣有別，貧富分化明顯。墓6長4.5米，寬3.8米，有木槨，隨葬品多達206件，而且器形大，質量好，可為同時期墓葬之冠。個別小墓長僅2米，寬0.80米。隨葬品只有7件，且陶質粗劣。大中型墓集中在遺址北部，靠近河牀處；小型墓在遺址中部或偏南處，它是貧富分化的標誌與説明。

陵陽河遺址的發掘及其重大發現，對研究我國文字的起源、釀酒技術的發明與發展、針灸醫術的發展與應用、軍事集權首領的出現具有重大意義，為進一步探尋我國私有制的產生、文明的起源、氏族社會向國家轉變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2021年10月，該項目入選由山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山東省文物局）主辦，山東省考古學會承辦的“山東百年百項重要考古發現”。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