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日新

陳日新同志告別儀式於2012年6月30日在八寶山殯儀館竹廳舉行。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育委員會、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主任趙鳳桐、北京教育委員會主任姜沛民、學校黨委及相關職能部門敬送了花圈。北京教育工委常務副書記劉健、教育工委老幹部處長張建、校長王稼瓊、校紀委書記楊世忠、黨委副書記朱玉華、校領導趙鳳啓及原學校老領導、老同事160餘人參加了告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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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27日出生於河北省昌黎縣。

1953年7月參加中國共產黨；

1950年9月—1954年7月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

1954年9月—1956年7月在東北師範大學研究生班學習；

1956年7月—1956年9月任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助教；

1956年9月—1964年10月任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助教、講師、黨總支書記；

1964年10月—1965年8月在中央美院社教工作隊工作；

1965年8月—1968年5月任北京市委大學部聯絡員；

1970年5月—1971年初任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

1971年初—1972年8月北京師範學院黨委宣傳部部長；

1973年8月—1980年9月任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革委會主任、黨總支書記；

1980年—1984年4月任北京師範學院函授教育處處長；

1984年4月—1985年1月任北京財貿學院黨委副書記；

1985年1月—1994年4月任北京財貿學院黨委書記。

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的前身之一北京財貿學院（另一個是北京經濟學院），是“文革”結束後在中等專業學校基礎上建立的，校址位於廣安門內棗林前街68號院，佔地僅有1萬平米（16畝），一座教學樓，一處操場，人稱：“衚衕大學”。在國家財力緊張的情況下，師生員工走出衚衕辦大學，展現了“多困興學”的精神風貌，黨委書記陳日新一心為公、兩袖清風的作風，則是這種精神風貌的典範之一。

一心為公開拓創新——走出衚衕辦大學

1984年，北京市提出建設現代化財貿學院設想，陳日新出任財貿學院黨委書記。這一年，他已是五十有二，知天命之年擔當此任，可謂臨危受命、責任重大、使命艱鉅。走馬上任後，他一心為公，一門心思撲在工作上，全身心投入學校建設和發展，形成精誠團結、密切合作的良好風氣，在改革創新中發揮堅強的領導作用。

精誠團結，密切合作。陳日新與領導班子成員認真學習1984年4月23日市長辦公會會議紀要：“全市幾十萬財貿職工，絕大多數文化水平低，業務素質差，亟需提高。建立一所具有現代化水平的財貿學院，使之更好地為培養財貿戰線的幹部發揮作用，已是當務之急。”“‘七五’計劃要作為文教方面的重點項目，切實安排好。”財貿學院的建設“規模要大一些，設計要合理，各項設施要齊全，並具有現代化水平，……爭取1986年動工”。

班子成員認識到，市政府明確建設現代化水平財貿學院，為學校的今後發展指明方向，只有緊抓機遇、開拓創新、趁勢而上，才能不辱使命。陳日新與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積極主動與市有關部門溝通和協商，期望獲得更多的支持，尋求建設學校的途徑和方案。一段奔波忙碌，結果不遂人願，雖有市政府會議紀要，但並沒有現成的建校方案，更沒有可靠的財政資金投入。

陳日新感到，坐等現成建校方案，依賴可靠的財政投入，做到1986年動工建校是不現實的。一味的“等待”，既有徘徊不前的可能，也有無限拖延的可能，更有“落空泡湯”的可能。建設具有現代化水平的財貿學院，必須依靠全體教職員工，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勇於開拓的精神，用創新思維尋思路、找方案。當時城區出現了“退二進三”（退出二環進入三環尋求發展區域）的建設模式，受這個模式的啓發，領導班子決定走“自賣自建”的道路，將棗林前街68號教學樓出賣轉讓，用置換的資金在三環周邊選擇更大的發展空間。這一設想報告到市裏，市領導原則同意財貿學院走“自賣自建”的發展道路。

通過一番努力，與國家税務總局達成了協議，將棗林前街68號院教學樓出讓給税務總局，用置換資金4500萬元（連同沉澱的利息合計5000萬）徵地建新校。勘驗比較後，新校址選在毗鄰三環路的豐台區花鄉樊家村（現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西校區校址），教職工十分看好這裏的區位優勢。

實事求是，敢於直言

正在蓄勢待發、付之於行動時，主管部門某領導提出了另一個方案，欲將5000萬元資金調走，在朝陽區定福莊選址建財貿學院。消息傳到學校，引起了上上下下的波動，一時間人心惶惶，不僅影響到正常教學，也把學校置於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陳日新感到，上級和學校的共同目標是建設現代化財貿學院，在這個大前提下，有必要向上級再作陳述，雖有“冒犯上級”和“對上不尊”之嫌，但他相信只要出於公心，坦誠直率地説明在豐台區花鄉樊家村建校的理由，相信領導會予以理解和支持的。

陳日新與班子成員研究後，決定從三個方面向上級稟報實情：（1）學校絕大多數教職工住家在城西地區，選擇西南三環建校有利於調動教職工的積極性；（2）新校址及在遠郊租借校舍的辦學方案，已經教代會充分醖釀討論，儘管有不同意見，但大多數教職工是投了贊成票的；（3）在豐台區花鄉樊家村建新校，既符合當地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該地區的發展前景又適合辦學環境。在西南三環建校，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主客觀條件，而到朝陽區定福莊建校，教職工工作難以做通不説，一時也沒有即可徵用的現成地塊。

主管部門聽了情況説明，認為學校形成出讓老校址建新校區的共識，並且有穩妥可靠的徵地方案，這是財貿學院走出困境的基礎，經過權衡利弊，便放棄了在定福莊選址的意見。於是，批准了在花鄉建校的方案，市規劃、財政、建設、市政、教育等職能部門通力合作，確保在花鄉樊家村建校進程。按照2000名學生規模，徵用土地236.5畝，遵照“規模要大一些，設計要合理，各項設施要齊全”的要求，建設2座教學樓、2座宿舍樓、1座辦公樓、1座食堂、1座閲覽樓、一座鍋爐房帶浴池、一座水塔，共計4萬多平方米。學生公寓4人1個單元室，在當時市屬高校中標準領先，初步達到了具有現代化水平的預期目標。

花鄉校區地位作用凸現出來，1992年10月，北京市決定北京經濟學院和北京財貿學院合併，1994年6月組建北京經濟貿易大學（籌），後更名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1995年6月正式掛牌，學校21世紀邁上了跨越式的發展道路，花鄉校區奠定的堅實基礎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兩袖清風帶好隊伍

走出衚衕辦大學是一項艱鉅的事業，必須領導有力、組織有方、措施得力、計劃周到。針對基建、搬遷、教學三大任務，陳日新召開黨委會，明確了領導分工，提出教學是核心、基建是重點、搬遷是關鍵，分兵把口，各負其責，盡心竭力，同步展開，齊心協力建設財貿學院。為此，他重點抓了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要求領導幹部和黨員在教學、基建、搬遷工作中要發揚吃苦耐勞、樂於奉獻的精神，為學校建設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1] 

抓黨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陳日新十分注意個人的率先垂範作用，要求別人做到的他首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他首先不做，在名與利的面前做到不伸手，務必嚴於律己，在權與錢面前做到公私分明，務必清正廉潔。

羣眾把熱衷經營房子、孩子、票子、位子、車子（簡稱：五子）且“私利滿載”的幹部稱為“五子登科”。陳日新不效仿“五子登科”的做法，不攀比“五子登科”效果，從不經營個人的一己私利，不僅“一子”也沒“登科”，住房至今還是一般幹部的標準。教職工説：陳日新沒有“五子登科”，是廉潔奉公的黨委書記。

個人住房不搞特殊化。陳日新現在80平米的住房，在相當長時間裏是三代同堂，上有年邁老母，下有上學的兒女，生活環境比較擁擠。按照正局級120平米或4居室的標準，學校幾次想給他解決住房，被他委婉的拒絕了。他覺得學校住房積壓的問題多、欠賬多，很多老同志、老教授、老職工還在小平房居住，給這些同志解決住房是當務之急，自己的問題往後拖一拖比較好。他説：我這樣做，並不是不需要，而是為了學校能夠公平、公正的把房子分下去，即使有了矛盾糾紛，我也能超脱的做好善後工作。

上世紀90年代初，學校建了1萬平米宿舍樓，有144套單元房，連同二次分配，近300户職工住房可以得到改善。這是最後一次福利分房，教職工期望做到公開、公平、公正。陳日新主持黨委會，研究了分房方案，由教代會通過執行。雖然分房過程中，也有一些矛盾和糾紛，一些有意見的教職工感到，陳書記連要房的機會都放棄了，個人的意見算不上什麼問題，矛盾一一化解了，糾紛一一緩解了。最終，沒有遺留大的問題，也沒有出現無休止的上訪舉報，分房工作劃上圓滿的句號。

子女擇業不搞特殊化。陳日新在任期間，兒子和女兒先後畢業找工作遇到阻力和困難，親屬想讓他通過關係給孩子安排工作。有同志提出“交換安置”的建議，學校為對方單位安置一個人，對方單位安置我校一個子女，這樣做既不違反人事政策，又解決了子女的工作安排。陳日新對同志們的關心表示感謝，他説：學校規定不錄用教職工子女，作為書記只能執行，不能搞特殊化，更不能“變相”破這個規矩，再説，兒女在社會上闖一闖，通過克服困難解決問題，能夠鍛鍊意志、培養能力。女兒手握圖書館、法律兩個專業文憑，聽了父親的話，擺起了地攤，賣服裝近5年時間，經過七撞八撞，瞭解了社會、開闊了眼界、磨練了才幹，日後被外資企業和保險公司聘用擔任了法律顧問，經手承辦的成功案例，在新聞媒體上被宣傳報道。有一骨幹教師要求學校安排子女工作，人事部門按規定沒有錄用，對此很有意見，當聽説陳書記的子女也沒有安排時，他説：黨委書記都這樣做，我心服口服了！

申報職稱不搞特殊化。陳日新是1954年碩士研究生，1960年評為講師，擔任財貿學院黨委書記之前曾在北京師範學院、北京市委高教部工作過。財貿學院根據他的學歷、學識，比照其他高校領導有高級職稱的先例，多次建議他申報高級職稱，這樣對他多年教育工作是個認可，對於學校打廣告做宣傳也增添了亮點。陳日新感到自己沒有在教學第一線，擠佔教師名額評高級職稱，心裏不踏實，一次次放棄申請高級職稱的機會。業務部門認為他符合管理系列、政工系列高級職稱條件，讓他填寫申報表，也被他謝絕了。他説，我年齡大了，讓年輕同志參評，發揮作用的時間會更長一些。領導幹部退休前後，上級會徵求原單位意見，安排一些老領導擔任人大或政協工作，陳日新主政財貿學院期間，這樣機會有好幾次，但每次都是主動推薦其他同志做這方面工作。臨退休之前，上級點名將3%獎勵晉級名額給陳日新同志，這是市委對陳日新突出政績的充分肯定。

物質利益不搞特殊化。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北京財貿學院處於爬坡階段，教職工熱切期望學校發展。陳日新感到，這個時期，領導幹部要做艱苦奮鬥的帶頭人，尤其在物質利益上不搞特殊化。領導的年終獎和崗位津貼“不拔頭籌”，而是拿平均值。領導不插手建築工程，不干涉基建工作的日常事務。有些建築企業為了拿到工程，提着煙酒、拿着禮品，慕名託關係、探路子、找門路，想拿到工程項目。遇到這類事，陳日新堅決拒絕，明確告訴他們，學校不興這一套，拉關係、走後門、送禮品行不通，要想承攬工程，應找業務主管部門，必須按程序、按規定辦事。在市建委監督指導下，經過議標委員會評審，選定中建二局一公司承建新校區建設，從勘察到最後竣工驗收，施工期3個年頭，甲乙雙方沒有發生違法違紀的問題。

學校走出困境，倡導和堅持勤儉辦校至關重要。陳日新與領導班子確定新校區要科學編制預算方案，執行過程中不能隨意追加預算，新校區最終決算評估，沒有超過5000萬元資金總盤子，受到上級有關部門的表揚。學校管理堅持勤儉節約，能少花的就少花，能不花的就不花，公務活動不講排場、不鋪張浪費。辦公用具是五六十年代木製品，桌子、椅子、沙發、文件櫃，從廣安門搬到竇店，又從竇店搬到花鄉樊家村，款式陳舊落後，油漆斑駁脱落，沒有依此為由輕意更換淘汰。從領導到職工，從教師到學生，一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度過了一個個“緊日子”。

使用公車不搞特殊化。三年建校期間，豐台花鄉建校區、房山竇店辦學區、宣武南線閣留守區，一校橫跨三個區，用車顯得比較緊張，陳日新與班子明確了公車的使用原則，優先保證領導公務用車，優先保證老教授公務用車，優先保證統戰對象公務用車，校領導乘大巴班車上下班。房山竇店校區距城區40多公里，為解決教職工上下班問題，開設了6條線路班車。陳日新同教職工一樣，每天步行到班車點，乘班車近百公里在城區與竇店區間奔波，風雨無阻近1000天，行程45萬多公里（相當地球赤道11圈半）。經歷過那段往事的同志説，領導與教職工同乘一輛大轎車，同靠一個大排座，吃着饅頭，就着鹹菜，喝着白開，共敍家常，共話生活，談學校、談教學、談學生，氣氛和諧，關係融洽，形成了幹羣一致、團結一致的班車文化，班車文化又延伸擴展到校園文化，校園呈現一派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景象。

受陳日新及校領導作風的感染和影響，圖書館在搬遷任務最重的情況下，不講價錢、不計報酬，近70歲的金家瑞館長帶領全館人員，自己捆綁書刊，自己裝車卸車，登高爬低碼放圖書，出大力、流大汗，32萬冊書籍從棗林前街搬到竇店，又從竇店搬到花鄉新校區，保證師生讀書、借閲的需要。全校上千噸的辦學設備，各系、各單位不等不靠，動腦筋想辦法，一車一車從城區搬到遠郊，又一車一車從遠郊搬回城區。1200名本科生、700多名教職工，識大體、顧大局，從四面八方乘火車、坐公交、搭長途，起早貪黑、風雨無阻地趕往竇店校區，按時按點進入課堂、教研室、圖書館、辦公樓，確保教學、科研、管理的正常運轉。

教師隊伍、幹部隊伍、職工隊伍經受了考驗和鍛鍊，學校不僅沒有萎縮，教育教學工作反而在困難中前進了一大步，專業設置不斷更新，學生素質愈來愈強，教學質量明顯提高，招生分數逐年攀升，生源素質全面提升，學校充滿生機和活力。三年建新校的目標如期完成，各項工作如精確運行的鐘表一般，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按照預定日期，1991年秋季開學時正式遷入花鄉新校區。

陳日新一心為公、兩袖清風，帶領學校形成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豐富紮實的科學知識；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好校風。1993年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鵬給北京財貿學院題詞：“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為首都經貿大學增添了濃抹重彩的篇章，激勵着師生員工為建設國內一流財經院校而奮勇前進。

作為一名老領導，陳日新同志以高度的責任心和卓越的領導才能致力於學校的發展建設。在擔任北京財貿學院副書記和書記期間，深入實際、恪盡職守、忘我工作，親自組織制定學校發展規劃，部署安排學校改革發展戰略，並採取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學校的教學、科研、管理和校園建設等各項工作。退休以後，陳日新同志仍十分關心學校的建設與發展，為學校實現高水平大學建設目標獻計獻策，為學校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