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掖賢

陳掖賢，1929年1月21日出生在湖北宜昌。這一天恰是革命導師列寧逝世五週年紀念日，孩子又是孕育在列寧的故鄉，因此，她給孩子取乳名叫“寧兒”。之後，由於鬥爭形勢的不斷惡化，也為了更好地投身革命，趙一曼決定忍痛將兒子放到丈夫的哥哥陳岳雲家裏撫養（父親陳達邦，1927年與趙一曼同往莫斯科學習，他是任弼時妻子陳琮英的哥哥，二人在學習期間因志趣相投，又有着同樣的革命理想，很快便相知相戀。1928年4月，經黨組織批准，二人宣佈結婚）。1930年4月，趙一曼抱着寧兒來到照相館，笑對鏡頭，留下了一張珍貴的母子合影照片。 ^{[1]  [7]} 

1936年8月2日，趙一曼在珠河縣小北門外英勇就義，時年31歲。 ^[6] 

寧兒後來取名陳掖賢，一直在伯父家長到二十歲。1949年經組織部介紹到人民大學學習，同學們都是老革命同志（外交系），1953年參加青年團。1954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市工業學校做政治教員。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9] 

在新中國成立後，趙一曼的二姐李坤傑一直在打聽妹妹的下落。後來，李坤傑把這張趙一曼抱着兒子的照片寄給了曾任滿洲省委組織部長的何成湘，何成湘看後説這就是趙一曼。為弄清此事，何成湘專程來到四川宜賓烈士的家鄉進行調研，最終核實了烈士趙一曼的身份。1957年，陳達邦帶着兒子陳掖賢（寧兒）踏上了開往黑龍江的列車，在參觀東北烈士紀念館烈士的事蹟展後，陳掖賢用鋼筆把母親的第一封遺書抄在了筆記本上。 ^[8] 

1957年，陳掖賢與他的學生張友蓮結了婚。1959年二人生下一女後離婚。張友蓮由於受到離婚和離開孩子的打擊，不久便得了精神疾病，不能工作，有時還需住院治療。陳掖賢的情緒也日益消沉鬱悶。1961年底，陳掖賢與張友蓮復婚，並生下第二女兒，而張友蓮的病還是時好時重。 ^[5] 

文革中，當父親陳達邦被康生等人誣陷打倒時，陳掖賢百思不得其解，多次提筆向康生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寫信，為父親申辯。因為對文革和康生等人不滿，加之在信中提及天安門為什麼只掛毛主席像等問題，陳掖賢一夜之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他翻牆而逃，在京城遠郊荒野躲了10天，飢餓和思念女兒使他回到單位，隨後在牛棚裏隔離審查。 ^[4] 

1969年6月，北京工業學校被解散，與精密機械研究所組成第六機牀廠，他被分配到供銷科工作。此間陳掖賢的心情更加鬱悶，每天低頭上下班，很少與人交談。因陳掖賢的愛人經常住院，造成經濟更加拮据。1974年秋，陳掖賢好幾天沒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時，發現他躺在牀上不能動了。原來他因沒錢吃飯已經餓了四、五天，同事們趕快把他送醫院搶救。 ^[4] 

1982年8月，陳掖賢又是幾天沒上班，8月15日同事們到他家看他，發現他已自縊身亡。 ^[5] 

以下為陳掖賢的同事袁寶珊對他的回憶（摘自《共產黨員》2007年第6期）： ^[5] 

1958年3月，北京工業學校的20多名教職員被下放到北京市房山縣河北鄉當“新社員”，我和陳掖賢都在下放行列中。最初幾個月我們的任務是和農民一起修建班各莊水電站的引水渠。當時，我們住在陳家台大隊。每天，天一亮我們就吃早飯（機米飯、醃蘿蔔），再帶上兩飯盒米飯當午餐，翻過一座山，蹬過一條河，走到水電站工地。我和陳掖賢的任務都是往工地運石料。在河灘上有老鄉專門挑選適用的鵝卵石，每塊近200斤，兩個人抬起來放到我們腰上，連揹帶挎把石頭背到半山腰的水渠旁。每天不知要往返多少次。當時的口號是“大幹快上”，幹到天黑了還要挑燈夜戰，每天勞動14小時以上。回到住處，喝上幾碗玉米渣子粥就趕快躺倒睡覺了，累得連説話的力氣也沒有了。而且，在當時也不能説累，否則會被扣上“怕苦怕累，不願思想改造”的帽子。我的身體要比陳掖賢好得多，我都累成這樣，陳掖賢的感受就可想而知了。

修完水電站，回到陳家台大隊參加農業勞動。一回來就趕上抗旱，在“人定勝天”的口號下，每天擔水14個小時，從河灘把水挑到半山腰的白薯地裏。經過幾個月的勞動，陳掖賢的體質有所增強，後來隨社員走30裏山路到深山揹回七、八十斤杏核也能勝任了。

1959年1月，我們回到學校仍擔任原來的工作。這時，張友蓮已經懷孕，學校想辦法在為拆遷農民蓋的房子裏擠出一間平房，分給陳掖賢做家屬宿舍。不久，張友蓮生下了他們的大女兒。

這時，他們的夫妻關係出現了問題。由於兩人在婚前沒有經過一段時間的戀愛，彼此對另一方的性格、興趣愛好、生活習慣都不怎麼了解。婚後他們又聚少離多，沒有一個很好的磨合、適應過程。因此，在生活上產生不少摩擦和矛盾，經常爭吵。也由於陳掖賢仍然不會好好安排經濟生活，儘管他倆的工資合起來已超過100元，應該能應對一家三口的生活開支。但是，由於安排不好，到月底總是很困難，於是便吵得更兇。幾個月後他們竟然離婚了。女兒被送到四川，由陳掖賢的姨媽撫養。張友蓮由於受到離婚和離開孩子的打擊，不久便得了精神疾病，不能工作，有時還需住院治療。陳掖賢的情緒也日益消沉鬱悶。

1960年3月，朝陽區委組織轄區內幾個中等專業學校的政治課教師到樓梓莊公社勞動鍛鍊。我和陳掖賢又一起被派去了。白天到小麥專業隊勞動，晚上住在老鄉家裏。這時的勞動強度不大，最大的困難一是餓，二是困。當時每天兩頓飯，每頓到公共食堂領一個“雙蒸法”窩頭，沒有菜，沒有油。晚飯後，每天都要與社員一起“大辯論”，主題是“糧食到底夠吃不夠吃”。這種會每天都開到半夜。這時的陳掖賢除了參加勞動和開會，其餘時間都是躺在炕上，一言不發。兩個月後，我因母親病危提前離開，其他同志到暑假才回來。

陳掖賢從樓梓莊回來後，情緒降到最低點。當時正值國家經濟困難時期，物質供應奇缺，一些不要票證的“議價”商品又特貴。陳掖賢的工資雖已增加到77元，但仍不夠用，到月底總是沒有吃飯的錢了。學校領導很為這件事着急，他們想了一個辦法，讓我幫助陳掖賢安排工資開支。具體做法是：每月發工資時幫他還清欠款，買夠全月用的飯票，剩下的錢作零用錢放在我這裏，我把這些錢分成四份，每星期給他一份。領導認為這樣做就可以保證陳掖賢全月都有錢吃飯，也有零用錢了。

這個辦法不久便執行不下去了。原因是他總要提前支取零用錢。我則堅持原規定，堅決不給。為此，我們兩人發生過口角和爭吵。這時他便改變辦法，向私人借錢。他借錢有個特點，就是下月發工資時準還。但是，發工資後還清借款、買夠飯票以後，零用錢就剩不下多少了。於是，他又向別的同志説，他的飯票買多了，用不完，把飯票換成現錢去花。這樣，到月底他又沒錢吃飯了。有一次，我耐心地問他零用錢為什麼花那麼多。他告訴我：有一天他路過金魚衚衕和平賓館，發現那裏有零售的議價西鳳酒，每兩2．70元。他就買了2兩，一飲而盡。可是，這5元4角錢差不多是他一週的零用錢了。

1960年，正值中國經濟困難時期，物質供應奇缺，一些不要票證的“議價”商品又很貴。陳掖賢的工資雖已增加到77元，但仍不夠用，到月底總是沒有吃飯的錢了。這時期還發生了一件對他後半生有重大影響的事情。1960年秋天，他的生父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領他到政協禮堂餐廳用一張七角錢的餐券吃了一餐“紅燒獅子頭”。當時憑票供應的豬肉是每斤0.81元，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是，這頓飯卻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動，造成極大煩惱。因為，這頓飯觸動了他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平等觀念，使他產生了一個想法，認為“黨沒有和人民羣眾一起渡過難關”，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權”。在回來路上看到奔忙的飢餓人羣，陳掖賢覺得羞愧難當，不敢正面看人，他為此越來越苦惱。他向黨委副書記郝連科同志彙報了這些苦惱，並把這些思想寫成一首詩交給郝連科。黨委領導一面給他解釋，説政協餐廳只是照顧民主人士和統戰對象共渡難關才設立的，讓他不要有思想負擔。同時，為了安慰他，也和詩一首。但是，這些並沒有解除他的苦惱。

陳掖賢的教學效果也隨着他心情好壞和備課是否充分而起落很大。1961年春天，學校黨委看到陳掖賢情緒苦悶，擔心他患了精神憂鬱症，便讓他去安定醫院檢查治療。經診斷後，醫生要求住院治療，陳掖賢在醫院輕症病房裏住了幾個月。

1969年6月，北京工業學校被解散，與精密機械研究所組成第六機牀廠，全體教職員除少數人當幹部外，全部下放當工人，陳掖賢也到了這裏，一直幹到1982年逝世。此間陳掖賢的心情更加鬱悶，每天低頭上下班，很少與人交談。因陳掖賢的愛人經常住院，造成經濟更加拮据。1974年秋，陳掖賢好幾天沒去上班，同事到他家看時，發現他躺在牀上不能動了。原來他因沒錢吃飯已經餓了四、五天，同事們趕快把他送醫院搶救。

1981年，機電研究院蓋起兩棟單元式家屬宿舍樓，按條件我和陳掖賢都有資格住進去。但是，憑工齡我們只能住四、五層。我住四層，陳掖賢被安排住在一層向陽的單元，説明機電院領導對他還是有照顧的。隨後，我離開機電院，調入北京工業大學第一分校（現北京聯合大學機電學院）。從此，我和陳掖賢就不在一個單位了。

1982年8月，陳掖賢又是幾天沒上班，8月15日同事們到他家看他，發現他已自縊身亡。

在這個過程中，沒有見到張友蓮，聽説已經因病去世了。

陳掖賢的一生確實是個悲劇，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歷史的悲劇。當然，我也認為陳掖賢還有其性格缺陷方面原因，也是他個人的悲劇。他從參加工作起就“居有其屋”，這在當時是很多人得不到的。但是，他並沒有很好地為自己創造一個正常的生活環境。生活狼狽，婚姻草率。婚後又沒有很好地協調夫妻關係，離離合合，婚姻很不穩定。在“文革”中又輕易被人利用，造成很壞後果，也給自己帶來命運的大起大落。

注：本文作者為原北京聯合大學機械工程學院黨委宣傳部長袁寶珊，筆者曾於1956年至1981年與陳掖賢同在第六機牀廠（即原北京工業學校，後改稱機電研究院）共事。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