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亞

陳振亞，1898年出生於湖南石門的一個貧農家庭。 ^[4]  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平江起義的參加者,曾擔任紅5軍2縱隊的大隊長、銅(鼓)、萬(載)、高(安)臨時遊擊總指揮等職,英勇轉戰於平江、修水、銅鼓、萬載之間,參加了創建湘鄂贛蘇區的偉大斗爭。抗戰爆發後到延安,曾任八路軍115師後方留守處政治部主任等職;1939年赴蘇聯治傷途中滯留新疆,1941年5月不幸犧牲於迪化(今烏魯木齊市)。

陳振亞原名陳甦,1903年出生於湖南省石門縣磨崗隘區商鄉溪龍崗村的一個僱農家庭。一家6口,只有破屋兩間,山坡地一小塊,沒有稻田。祖父母年事已高,父母又體弱多病,生活主要靠大哥做鐵匠活掙錢維持。陳振亞12歲那年,祖母和母親相繼去世。為了求生餬口,他到一個地主家當了三年牧童。

在地主家在地主家,每天天朦朦亮,陳振亞就要起來打掃庭院,再到野外山坡牧牛。村落裏早炊青煙散盡的時候,他又得急着把牛趕回來,侍候少爺去私塾讀書。少爺放學後,他再去牧牛,夜晚就睡在牛棚裏。一年四季,他衣不蔽體,食不飽腹,隆冬季節,手腳佈滿凍瘡。地主少爺在私塾裏常因頑劣、逃學挨罰,而鞭笞卻要振亞代受。他記不清自己遭受過多少次辱罵毒打,成人後身上還留下了捱打的傷痕。這種奴隸般的生活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對封建地主階級的仇恨和反抗的種子。

陳振亞聰明好學。他從祖母生前講過的朱洪武放牛讀書的故事中得到啓示陳振亞聰明好學。他從祖母生前講過的朱洪武放牛讀書的故事中得到啓示,利用侍讀的機會,偷偷學習。在清晨和下午的牧牛時間,他一邊背誦在私塾聽來的課文,一邊以地當紙,以樹枝代筆,不停地練習寫字。就這樣日積月累,積腋成裘,竟然成了窮孩子中的“秀才”。這期間,他讀過《三國演義》、《水滸》、《説唐》、《精忠傳》、《西遊記》等小説,古代諸多英雄豪傑和神話人物的形象,使他心馳神往,在樸素的階級意識中,燃燒着反抗的火焰。

在多年牧牛的苦難生活磨鍊下在多年牧牛的苦難生活磨鍊下,陳振亞漸漸懂得了團結的力量。他聯合了一批出身貧苦的青少年在自己周圍,把自己學得的一點文化教給他們。月明星稀的夜晚,他一遍又一遍地向青少年朋友們講述李逵、阮氏三雄、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夥伴們都為自己被壓迫、被剝削的悲慘命運感到不平。在他15歲那年的收穫季節,有一天,烏雲密佈,雷聲隆隆,暴雨即將來臨。村裏的地主焦急萬分,連忙催趕僱工去稻場上,將曬的稻穀收回。可那些青少年僱工們,不是找不到人影,就是人雖到了稻場上卻不幹活,跑到一邊去躲雨。這是陳振亞事先和大家商量好的統一行動。大雨傾盆時,穀場上沒有一個人收谷,稻穀被雨水衝到河裏,窮孩子們跑到河的下游,撈起稻穀,興高采烈地滿載而歸。陳振亞和他的夥伴們從勝利中看到了窮苦農民團結鬥爭的力量。不久,地主知道了這次“罷工”是陳振亞組織的,就把他關了起來。後經親族作保,才將他釋放。此後,他又過了4年的長工生活。

1919年年,五四運動的浪潮席捲全國,新思想、新文化開始在石門傳播。陳振亞受到影響,到處尋找、閲讀進步書刊,積極組織農友抗繳租税,反對剝削壓迫。碰到地主、豪紳欺壓農民的事,他總是憤憤不平,有時就挺身而出,幫助農友同地主進行説理鬥爭。這些行動引起了地主的仇視,終於在1922年將他辭退。

陳振亞被解僱後陳振亞被解僱後,到所市街上鐵匠鋪去找他的哥哥。經哥哥介紹,他到一家打鐵製鍋的小手工作坊裏,當了學徒工。在這裏,他又體驗到工人的痛苦生活。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羣眾中的影響越來越大,陳振亞的思想不斷受到新的啓發。他積極尋找共產黨,尋找革命出路。1923年,他離開家鄉,到湘軍第2師當了3年兵。

1926年年7月12日北伐軍攻克長沙後,陳振亞所在的湘軍第2師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8軍第1師。他在1師當班長,參加攻打武漢的戰鬥。這時候,他認識了在1師3團任連長的黃公略。黃公略與士兵同甘共苦,待人態度和藹可親,作戰又身先士卒,勇猛頑強,深為士兵愛戴。陳振亞與黃公略都是湖南人,經過多次接觸和交談,彼此感到志同道合,成為知心好友。此後,第1師又撥歸第35軍指揮。陳振亞調入黃公略連,擔任了排長,隨部隊經孝感、花園,到宜昌一帶駐防。在北伐軍中,他閲讀了不少革命書籍,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有了很大提高。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白色恐怖籠罩全國,革命處於低潮。陳振亞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革命信念,仍然積極追求真理,尋找中國共產黨的組織。

1928年春年春,由國民革命軍第35軍第1師改編成的湖南獨立第5師,駐紮在湖南南縣,部隊中已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秘密組織,該師第1團團長彭德懷就是在南縣加入共產黨的。黃公略一年前入黃埔軍校高級班軍事科學習,在廣州時參加共產黨,此時畢業回隊,任師隨營學校校長。獨立第5師的中共秘密組織,在部隊中做了大量革命工作,並領導外圍組織秘密士兵會,利用各種合法和非法手段,同5師中的反動勢力進行鬥爭。陳振亞擁護共產黨的主張,積極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各種鬥爭。

1928年年6月,獨立第5師奉命由南縣開往平江“剿共”。開拔前,陳振亞參加了由士兵會秘密發動的鬧餉活動,迫使師長周磐同意發還了5個月的欠餉。獨立第5師開抵平江不久,1928年7月18日,黃公略的共產黨員身份暴露,時在長沙的周磐密電副師長李慧根立即逮捕黃公略。彭德懷截獲了周磐的電報,當即與1團的共產黨員和恰在這時到達的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員滕代遠等商量,決定於7月22日舉行武裝起義,並將這一決定告知了駐在嘉義的3團3營營長黃公略。黃公略準備起義的活動,被反動團長劉濟仁的侄子、3營一個連長察知。為防不測,黃公略率3營提前一天於7月21日起義,取道周方、恩溪、鍾洞開往平江城,與彭德懷部匯合。途中,9連受反動連長欺騙,不少人脱離了起義部隊,只留下一部分比較堅定的分子,陳振亞就是其中的一個。起義的第二天,黃公略介紹陳振亞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多年來的追求和宿願實現了。

7月月24日,幾萬軍民在乎江召開了盛大的慶祝大會。彭德懷、滕代遠在會上講了話,宣佈成立平江縣工農民主政府,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第13師,彭德懷任軍長兼師長,滕代遠任軍黨代表,下轄1、4、7三個團,黃公略任4團黨代表,陳振亞任4團5連連長,8月間又任黨支部副書記。

平江起義後平江起義後,陳振亞隨紅5軍在平江、修水、銅鼓、萬載之間與敵周旋。部隊在紙坊休整時,將原來三個團整編為5個大隊,陳振亞編入黃公略的第2大隊。為了避開湘鄂贛三省敵人的“會剿”,第2大隊奉命在平(江)瀏(陽)萬(載)邊境活動。9月上旬,紅5軍各部隊在黃金洞、台莊一帶集結休整。10月,紅5軍與地方工農游擊隊混編為5個縱隊,黃公略被任命為第2縱隊隊長,陳振亞為2縱隊第6大隊副大隊長兼中隊長。根據5軍軍委和湘鄂贛邊特委的指示,陳振亞所部在黃公略指揮下,留在湘鄂贛邊區堅持游擊戰爭,掩護彭德懷和滕代遠率領5軍主力向井岡山進軍。

1928年年11月,紅5軍主力轉往井岡山地區後,留在湘鄂贛邊的紅5軍第1、2、3縱隊,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與敵人展開了艱苦的鬥爭。這期間,陳振亞率領2縱隊第6大隊,按照黃公略化整為零的部署,在瀏陽東鄉地區秘密發動羣眾,開展抗租、抗捐、抗税、抗債、抗糧鬥爭,進行隱蔽的革命活動。時值隆冬嚴寒,陳振亞和戰士們經常出沒於崇山峻嶺之中,吃的是紅薯絲,喝的是冰雪水,很多同志沒有禦寒的冬衣,仍然穿着短褲、草鞋,生活極為艱難。但大家不叫苦,沒怨言,堅信嚴冬將會過去,春天必將來臨。他們緊緊依靠當地羣眾和游擊隊,採取“旋磨打圈”的游擊戰術,忽南忽北,聲東擊西,堅持與敵人鬥爭。兇狠的敵軍非但沒有把這支工農武裝“剿”光,反而被紅軍搞得膽戰心驚。

1929年初年初,蔣介石和桂系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鋭,駐湘鄂贛邊的一部分敵軍被調走,形勢發生了有利於紅軍的變化。陳振亞根據黃公略將紅軍三個縱隊迅速集零為整的命令,在瀏陽狠狠打擊地主豪紳的挨户團和反動軍隊,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為保衞和擴大革命根據地做出了貢獻。

4月中旬月中旬,中共湘鄂贛邊區特委召開擴大會議,根據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將湘鄂贛邊特委改為湘鄂贛邊境特委,王首道為書記。為統一邊區赤色武裝,特委擴大會議決定成立湘鄂贛邊境支隊,黃公略任支隊長;下轄三個縱隊,陳振亞任第3縱隊第7大隊大隊長,兼銅(鼓)萬(載)高(安)臨時遊擊總指揮。支隊交給第3縱隊的任務是:以修(水)、銅(鼓)、平(江)邊境地區為中心,相機深入修水,向武寧、通山遊擊,與鄂南革命武裝取得聯繫。陳振亞率領7大隊,與兄弟部隊配合,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務。

不久不久,大約在1929年6、7月間,湘鄂贛三省敵軍五個團,聯合平、瀏、修、銅、萬、萍、醴七縣反動武裝,向革命根據地瘋狂反撲,使剛剛復興的蘇區又一次遭到嚴重打擊。面對險惡的形勢,陳振亞領導的第7大隊,遵照邊境支隊和黃公略的指示,再一次將部隊化整為零,採取“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晝伏夜出,避實就虛”等戰術,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為保衞和恢復蘇區積極戰鬥。

就在這時就在這時,彭德懷率領紅5軍主力由井岡山返回湘鄂贛邊,參加了粉碎敵軍“會剿”的作戰,於8月底同湘鄂贛邊支隊會合。根據湖南省委指示,兩支部隊合併,仍稱紅5軍,彭德懷任軍長,黃公略任副軍長,陳振亞也回到紅5軍任職,此後,他隨5軍軍部直接指揮的第1、2、3縱隊,在平瀏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大大鼓舞了湘鄂贛邊人民粉碎敵人“會剿”,恢復和鞏固蘇區的信心。

1929年底年底,陳振亞隨軍轉戰到湘贛邊的永新、遂川一帶。1930年1月18日,中共湘贛邊特委、贛南特委同紅5軍軍委,在遂川于田舉行聯席會議,根據兩特委的要求,決定把江西紅軍獨立第2、第3、第4、第5團和贛南、贛西、湘贛蘇區的部分赤衞隊,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6軍,黃公略任軍長,贛西特委書記劉士奇兼任政治委員。會議還決定從紅5軍中抽調一批骨幹,充實加強紅6軍的領導。這批骨幹中,就有陳振亞。

彭德懷在《自述》中彭德懷在《自述》中,回憶紅6軍的組成時寫道:“贛南特委和湘贛邊特委要求組織第6軍,派黃公略任軍長,另派一批幹部。當時湘贛邊特委書記是朱昌偕,王懷、周高潮等為常委。上述要求是他們親自前來提出的。五軍軍委滿足了他們這個要求,除派黃公略外,還派了一些高級幹部如李聚奎、王如痴、陳振亞等”。

紅紅6軍成立之初,部隊成分比較複雜,裝備也很差,沒有統一的服裝,槍枝彈藥奇缺,戰鬥員缺乏必要的軍事、政治訓練,不少人農民意識、地方觀念、遊擊主義習氣相當嚴重。陳振亞在黃公略等的領導下,為訓練這支隊伍、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嘔盡了心血。他們一方面以紅4軍、紅5軍為榜樣,嚴格要求部隊;另一方面從紅6軍的實際情況出發,通過實例對廣大指戰員進行耐心細緻的教育,引導大家樹立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的思想。由於紅6軍軍委的堅強領導和包括陳振亞等人在內的廣大幹部的苦心教育,使這支部隊很快成為一支政治覺悟高、作戰勇敢、紀律嚴明的好部隊。1930年2月,紅6軍在攻佔吉水之後,在吉安的富田、東固一帶與再次進入江西的紅4軍會合。2月24日,陳振亞參加了紅4軍、紅6軍在水南、值夏一帶全殲敵獨立15旅的戰鬥。此後,他隨軍在贛西南地區進行遊擊戰爭。

1930年年6月,紅6軍改為紅3軍。此時,根據中央5月在上海召開的全國紅軍代表會議關於“各地紅軍分別組成軍團”的決定,紅3軍與紅4軍、紅12軍合編為工農紅軍第1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前委書記兼政治委員。從此,陳振亞及其所在的紅3軍,在毛澤東、朱德的直接指揮下作戰。

紅紅1軍團成立後,為配合江西工農羣眾奪取九江、南昌,從閩西北上。7月下旬,部隊抵達南昌近郊時,發現南昌城守備嚴密,不易攻取,毛澤東、朱德遂下令放棄攻打南昌計劃,轉進至高安、奉新、安義等地。此時,前委獲悉,自長沙撤至瀏陽、平江地區的紅3軍團遭敵何健部攻擊。紅1軍團為支持紅3軍團,並求得打開湘鄂贛邊的局面,遂令部隊向湖南方向挺進。在這次行動中,陳振亞的左腿負了重傷。

陳振亞在兩年來的戰鬥歲月中,曾先後負傷三次。第一次是在1928年長壽街戰役時,傷的是左手;第二次是在瀏陽白沙戰鬥中,傷了右腰。但前兩次受傷都較輕,很快就好了。這次是被彈片炸傷了左腿,筋斷骨碎,以致他不得不離開部隊,在湘鄂贛軍區醫院躺了將近三年。當傷口好轉能夠起牀時,他便要求工作。領導上考慮到他的實際情況,於1933年1月,任命他為湘鄂贛軍區醫院政委,讓他一面治療,一面工作。當時,蘇區的糧食、藥品和經濟發生了嚴重的困難,醫院裏的傷病員一天只能喝兩次少量的稀粥。陳振亞受命後,帶着醫護人員一面找糧食,解決吃飯問題;一面想方設法找藥品,採中藥,為傷病員進行治療。由於過度勞累,他那並未痊癒的腿傷又加重了,不時發炎、潰爛,稍一活動,便鑽心地痛。為了不使工作受影響,他向省委和總政治部請假。得到批准後,他又被組織上送到湘贛醫院治療。不久,醫生們為了他的生命安全,將他的左腿截去了。

1934年年2月,陳振亞截肢後的傷口已經癒合,湘贛軍區政治部任命他擔任湘贛醫院政治處主任。當時的環境相當艱苦。但即使在這種條件下,陳振亞也不忘記提高大家的政治文化水平,創辦了醫院職工政治訓練班。他伏在牀上寫教材,架着雙枴去上課,經常為同志們批改作業到深夜,深受職工們的愛戴。

1934年秋年秋,王明的“左”傾錯誤領導造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開始長征。這時,敵軍陶广部進攻湘贛蘇區,包圍了湘贛醫院駐地江西蓮花縣牛田區。陳振亞組織醫護人員帶着傷病員突圍,自己卻因行動不便,被敵人俘去。

陳振亞被敵人俘後陳振亞被敵人俘後,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機智地保護了紅軍轉移的去向和黨的機密。他偽稱自己是張輝瓚部隊的士兵,在參加第一次“圍剿”紅軍時負傷,被紅軍俘虜的。敵人找不到證據,對他的供詞將信將疑,便將他押解到蓮花縣政府,後又由蓮花縣政府輾轉押回他的原籍湖南石門,歷時半年之久,到石門,他被縣政府關進牢裏。一個多月後,經親友保釋,方得以出獄。

陳振亞被釋放後陳振亞被釋放後,在親友家住了幾天,暗中託人到處打聽紅軍蹤跡,一心想返回部隊。當這個願望一再落空後,他便請親友介紹到一家平民工廠做縫紉工,暫且棲身。

繼中央紅軍主力出發長征後繼中央紅軍主力出發長征後,原在湘鄂西活動的紅3軍和紅6軍團也轉向貴州東北部,湘西北石門、大庸、桑植、澧縣、沅陵等地的反革命勢力和土豪劣紳捲土重來,殘酷鎮壓革命人民。石門縣黃龍鄉的地主豪紳與國民黨駐軍勾結一起,殘殺了大批紅軍家屬,有的甚至全家被殺光。這個鄉曾經擔任過土地委員的陳碩教,被地主捉住後捆在板凳上,用燒紅了的鐵棍,從肛門直刺入腹內數尺致死,還要其母出錢贖屍。其母因無錢,被逼得自縊而亡。陳振亞回到石門,聽鄉親們講起敵人這些慘絕人寰的暴行時,氣憤得兩眼冒火,決心在找不到黨組織的情況下,自動組織起來開展革命活動,替死難烈士報仇雪恨。他在平民工廠發展了楊錫成、覃事展、覃正果、林慶、陳典謨、徐林福6名黨員,建立了秘密黨支部,領導大家同敵人展開鬥爭。

1934年年10月24日,賀龍、任弼時、關嚮應率領的紅3軍與王震、肖克率領的紅6軍團,在貴州印江縣的木黃會師,紅3軍恢復紅2軍團番號。此後,紅2、6軍團為策應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從黔東出發,發動湘西攻勢,先後佔領了永順、大庸和桑植的大部,控制了龍山、保靖、桃源、慈利、常絀等縣之一部,有力地牽制了敵人,並創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1935年的前8個月,紅2、6軍團與國民黨糾集的湘鄂兩省的11萬“圍剿”重兵進行了艱苦的征戰,終於粉碎了敵軍的進攻,並於8月下旬攻克了石門、澧州和津市等城。

急於找黨的陳振亞急於找黨的陳振亞,一直關心着紅軍在湘西的反“圍剿”鬥爭。紅軍一攻佔石門,他便找到了6軍團司令部,會見了王震、夏曦、彭棟材等領導同志,向他們詳細彙報了自己被俘的經過及在石門組織秘密黨支部的經過。王震等領導同志對陳振亞在失掉黨的聯繫,在極端困難危險的情況下仍忠於黨的事業的作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他今後的工作作了指示,還留給他三兩黃金作為開展革命活動的經費。

陳振亞瞭解到任弼時擔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書記。於是陳振亞瞭解到任弼時擔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書記。於是,他又給任弼時寫了一份書面報告,彙報自己的情況。任弼時對他堅持革命的鬥爭精神給予讚揚,勉勵他繼續為革命做出貢獻,並指示紅2軍團第6師派員去看望他,兩次給他送來了35塊大洋的活動經費。陳振亞為找到黨、找到紅軍而高興,更為黨的關懷而激動。他決心按照任弼時和王震等的指示,為革命更加努力地工作。

蔣介石在第一次“圍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失敗後蔣介石在第一次“圍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失敗後,於1935年9月,又調集130多個團的兵力,再次發動大規模“圍剿”。紅2、6軍團在同強大敵人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艱苦鬥爭後,按照省委和軍分會的決定,主力於11月開始長征。部隊出發時,陳振亞送了5名黨員去參軍,他自己也向軍團領導人請求,要跟隨部隊西征。賀龍和關嚮應親自同他談話。因他左腿殘廢,不便跟隨部隊長途行軍作戰,又因為他在當地有較好的羣眾基礎,便於開展工作,都勸他暫時留下堅持地下鬥爭。賀龍和關嚮應還説,等部隊和中央紅軍匯合後,再派人來接他。陳振亞接受了這一決定,表示一定要努力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紅軍在石門時紅軍在石門時,平民工廠的老闆就對陳振亞的行跡有所懷疑;紅軍西征後,他們怕陳振亞的活動影響到他們的利益,便把陳振亞開除了。陳振亞回到家鄉龍崗村,一面養病,一面繼續進行革命活動,秘密地組織農民協會,宣傳革命道理。直到1937年7月,他得知國共合作的消息,又接到了關嚮應的來信,才賣掉父親的棺木作盤費,歷盡艱辛,用一條腿千里迢迢地奔赴延安,重新回到了黨的懷抱。

陳振亞到達延安後,中共中央軍委原想立即給他分配工作,但他自己迫切地要求去學習。組織上滿足了他的願望,讓他到抗大第3期2大隊4隊學習。這是一個紅軍高幹隊,李先念、王樹聲、蘇振華、王宏坤、謝良等都編在這個隊。2大隊大隊長是方正平,4隊隊長是李壽軒。抗大的學習條件是十分艱苦的,睡的窯洞是學員們自己動手挖的,一個班12個人睡在一條大炕上,擠得晚上翻身都很困難。沒有飯堂,吃飯時炊事員把一桶飯、一桶菜送到窯洞門口,大家拿着碗自己去打。沒有教室,就在窯洞門外的小坪上上課,每人一個小馬紮,以膝蓋當書桌作筆記。陳振亞因一條腿殘廢,坐下起立都很困難,但他以旺盛的求知慾和堅韌的毅力頑強地堅持着,從不誤一堂課,學習筆記和心得體會工工整整地記了好幾大本。星期日,他常常架着雙枴,跑十幾里路去向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李卓然借書。有時書借得多,不好拿,就用繩子捆起來吊在脖子上拿回去讀。他窯洞中的燈光,經常亮到天明。由於他在學習中肯刻苦鑽研,成績優異,同志們都親切地稱他為“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

陳振亞在進抗大學習之前陳振亞在進抗大學習之前,經林伯渠介紹,認識了張文秋(時名張一平)。張文秋是湖北京山人,1919年在武昌女子師範學習時,便在董必武、陳潭秋的教導下參加了革命活動,並於192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京山縣中共黨組織的創建人之一。她的前夫劉謙初,曾先後任中共福建和山東省委書記,1931年4月在濟南英勇就義。此後,張文秋帶着女兒思齊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她也是1937年由中共中央調來延安的,在抗日軍人家屬學校任總務主任兼教員。在抗大學習期間,陳振亞和張文秋在交往中互相產生了愛慕之情,不久結成了革命伴侶。

1938年年,陳振亞被分配到115師後方留守處任政治部主任。留守處最初設在陝西關中的雲陽鎮,下面有醫院、殘廢院、療養院、警衞連,中共陝西省委當時對外稱留守處教育處,中央辦的青訓班也屬留守處的編制,共有幾千人。留守處後來遷到旬邑縣看花宮,同已在那裏的榮譽軍人合編為八個大隊,成立了八路軍榮譽軍人學校,王羣任校長,陳振亞任政治部主任。

陳振亞對工作非常認真負責。他善於做深入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陳振亞對工作非常認真負責。他善於做深入細緻的政治思想工作,經常深入到基層去,一邊幫助同志們解決思想問題,提高政治思想覺悟,一邊積極為大家解決生活中的具體困難。白天,他給榮譽軍人上政治課和文化課;晚上,他架着雙枴去查夜,提醒同志們不能放鬆警惕。他還常常坐上牛車、馬車,到較遠的邊緣地區視察工作。他左腿斷肢中,有彈片沒有取出,傷口經常紅腫發炎。但他忍着傷痛,照常工作,整天總是樂呵呵的,好象從來不知道什麼是疲倦和苦痛。陳振亞這種嚴肅認真的工作作風、英勇頑強的高尚品德和積極樂觀的革命精神,博得了所有榮譽軍人的尊敬。

旬邑在陝甘寧邊區南緣旬邑在陝甘寧邊區南緣,經常遭受國民黨軍隊的騷擾、進犯。每逢這種情況,陳振亞就帶領同志們奮勇抵抗,反對國民黨軍對邊區的蠶食和襲擾。1939年3月至12月,國民黨軍夥同地方武裝,在邊區周圍製造了三次較大的摩擦事件,其中一次是“旬邑事件”。

那是那是1939年5月,國民黨旬邑縣保安隊將八路軍榮軍學校一位採購員殺害,並劫去白洋千元。八路軍派代表向國民黨旬邑縣政府要求驗屍還款,查究兇犯。旬邑縣縣長非但不理八路軍的正當要求,還下令向八路軍代表射擊,當場打死9人。接着又率隊向駐旬邑的八路軍獨立第一營(其中大多是榮殘軍人)進攻。陳振亞得知敵情後,架着雙枴來到前沿陣地協助指揮,將敵軍擊退。事後,八路軍方面向旬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和和平解決事件的三個條件:一,縣長立即交出兇手;二,交出劫去之公款;三,公葬被害者,並由縣長親臨致祭。國民黨當局對三個條件置之不理,又暗中調兵千餘,連夜趕修工事,再次向八路軍獨立第一營進攻。八路軍為避免事態擴大,最初只是自衞還擊,據守陣地。但國民黨軍自恃兵多武器精良,竟向八路軍陣地全力猛攻。獨立第一營的戰士忍無可忍,在陳振亞等的指揮下奮起還擊。經過一場激烈戰鬥,斃傷敵軍170餘人,剩下的四散潰逃。這場戰鬥充分顯示了八路軍榮殘軍人勇敢頑強、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受到中共中央軍委的嘉獎。

1939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派一些榮軍高級幹部,到蘇聯去治療傷病,陳振亞是其中的一個。組織上要他到蘇聯去治傷並安裝假肢,還派他的愛人張文秋,攜帶思齊和少華兩個女兒一道同去。沒想到陳振亞一行在途經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市)時,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扣留下來,與陳潭秋、毛澤民、吉合等軟禁在一起。

早在抗戰初期早在抗戰初期,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做出“親蘇擁共”的姿態,在蘇聯及中共的影響下,制定了“反帝、聯蘇、平民、清廉、和平、建設”的六大政策,曾一度表示願意與中共合作抗日。中共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於1937年在新疆迪化市設立了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新疆地處我國西北邊陲,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蘇聯支援我國抗日的物資,源源不斷地從這裏運往內地;國內外的一些重要領導人往返於蘇聯,也從這裏路過。為了鞏固抗戰大後方,保證新疆作為中蘇國際交通線的通暢,中共中央非常重視這裏的工作,曾先後委派陳雲、鄧發在新疆領導黨的工作。同時,應盛世才的邀請,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幹部,到新疆幫助工作,對新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建設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由於中共的政治影響不斷擴大由於中共的政治影響不斷擴大,盛世才疑忌越來越深,開始對中共限制、刁難。1939年秋開始,國際國內形勢逆轉。法西斯德國迅速佔領歐洲大片領土,將戰火引向蘇聯;我國抗戰處於相持階段。盛世才越來越背離其自己制定的六大政策,走上反蘇反共的道路,加緊了對中共人員的排斥、打擊和陷害。為了以後投蔣有資本,他以種種藉口,把過往這裏的共產黨員羈留軟禁起來。

陳振亞滯留新疆期間陳振亞滯留新疆期間,在陳潭秋的領導下,認真學習政治理論,先後讀完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政治經濟學》、《新哲學大綱》、《中國革命問題》和《資本論》等著作,被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的同志們推選為黨支部的宣傳委員(對外稱學委會)兼黨小組長。通過一年多時間的學習,陳振亞的馬列主義水平有了進一步提高,在黨支部組織政治理論學習時,還為大家輔導講課。陳潭秋經常誇獎他,説他的筆記比大學生還寫得好,一再讚揚他是“工農分子知識化”的典型,號召大家向他學習。

1941年年1月“皖南事變”後,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日趨反動,暗中派人偵察監視八路軍各駐地的活動,新疆的形勢日益惡化。5月中旬的一天,在迪化的一部分共產黨員,為了避開敵人耳目,研究對盛世才的鬥爭方法,以郊遊為名,到野外商討對策。陳振亞拄着雙枴,在一座小木橋上剛剛坐下,這座年久失修的小橋就倒塌下去,將他砸傷在河水中。同志們急忙把他救起來,送進醫院。在張文秋晝夜護理下,陳振亞很快恢復了健康。就在陳振亞準備出院的時候,盛世才密令白俄醫生把陪護的張文秋趕出醫院,於1941年6月13日,給陳振亞注射了毒藥針,將他害死於醫院中。

陳振亞在彌留之際陳振亞在彌留之際,陳潭秋趕到醫院去看望。他緊緊握住陳潭秋的手,用盡最後的一點力氣,傾吐出對黨、對革命的無限依戀。他斷斷續續地説:我被敵人陰謀害死了,再不能和你一道工作了。我這一輩子是忠於黨的,可惜我不能再為黨做更多的工作了。我看不到革命的成功,真是終生遺憾。希望你照顧我的孩子們,教育他們好好學習,長大後為黨、為革命出力!

陳振亞犧牲後陳振亞犧牲後,組織上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陳潭秋代表黨組織對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評價,悼詞中説:“烈士的一生,是歷盡了戰場上的出生入死,刑庭上的嚴刑拷打,敵佔區的白色恐怖和傷病中的流血折磨……烈士對敵鬥爭是百折不撓,上陣衝鋒是英勇頑強。因此,烈士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 ^[3] 

陳振亞與張文秋合影(2張)

張文秋和陳振亞的交往，最初完全是她對紅軍戰士的仰慕，對英雄的欽佩。然而，從全國各地來到七賢莊轉程去延安的人，哪一個沒有一部過五關斬六將的故事呢？當陳振亞得知張文秋驚心動魄的鬥爭經歷後，也大受感動。尤其是思齊還這麼小，就沒有了爸爸，他就更加愛惜。

相同的經歷，使他們很快就成為親近的朋友。

過了兩天，3輛大卡車送這一批同志去延安，林伯渠見張文秋和陳振亞已經很熟悉了，就安排他們乘同一輛車。陳振亞負過傷，被安排在駕駛室內。上車時，陳振亞對她説：

“你把思齊給我吧。外邊風大，別吹壞了孩子！”

張文秋説：“駕駛室太擠，沒坐位呢！”

“坐在我身上嘛！”

陳振亞一條腿，怎麼能帶一個孩子？陳振亞可能猜出了張文秋的意思，笑笑説：“我這條腿走過了千山萬水，別説一個孩子，再多一個，也保證平安帶到！”

時近中午，車抵黃陵縣。中華民族的祖先黃帝的陵墓，就在縣城北面的山坡上。車上的人都沒有瞻仰過黃帝陵，紛紛要求停車憑弔。這裏離延安很近了，領隊於是同意了大家的要求。人們紛紛向黃帝陵走去。

在黃帝陵前，陳振亞和張文秋站在一起。理想和抱負的一致，使他們的心貼得更近了。下山的時候，你扶我挈，惟恐對方有什麼閃失。

離開黃陵，途中在一個小地方停留兩天後，抵達延安城附近的一個小鎮。這裏已是陝甘寧邊區管轄地，到處顯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在這裏，發生了一幕喜劇。

辦事處給每人發了一套八路軍軍裝。張文秋從上海來，穿的是旗袍。現在有了渴望已久的軍裝，她立刻進屋換衣。待她從屋裏出來，這一羣人剛才還是長袍，短褂，西裝，中山服……不明真相的人還以為是來了一羣逃荒的難民。現在，全部換上了軍裝。男的虎虎有生氣，女的英姿颯爽。大家笑呀跳呀，把辦事處的院子裏鬧翻了天。然而，張文秋卻不見陳振亞。她去尋找，只見他還在休息室裏換衣服。他腿腳不便，行動慢一些。張文秋笑着跑過去，幫他抻衣袖，扣風紀扣。小思齊見媽媽這麼高興，指着陳振亞，機靈地説：

“媽媽，他就是我們的表叔嗎？”

張文秋一時沒有反應過來，問：“什麼表叔？”

思齊説：“離開上海的家時，你不是説，我們去看錶叔嗎？一位很好很好的表叔。昨天在車上，這位表叔怕我凍着，脱下自己的大衣蓋着我，可好哩！”

張文秋心頭一熱，彎腰親了親思齊的臉頰，説：“傻孩子，這不是表叔，是伯伯！”

孩子添了一把催化劑，張文秋和陳振亞的關係於是急速發展。

到達延安後，組織上很快就分配了他們的工作。陳振亞到抗日軍政大學二大隊學習，同時兼二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張文秋則分配在陝甘寧邊區最高法院，任機要秘書。

那時候，陳振亞每星期都要到法院去看張文秋和思齊，時間長，法院的雷經天院長和其他同志都看出了陳振亞是張文秋的男朋友，大家都很歡迎他。

隨着時間的增多，張文秋與陳振亞的愛情更加深厚了。所以，當陳振亞再次向張文秋提出訂婚的要求時，張文秋同意了。

1938年元旦過後，張文秋被調到抗日軍人家屬學校。抗屬學校設在延安北門外鳳凰山的半山坡上。鳳凰山的東邊，就是抗日軍政大學。當時，抗屬學校的校長是危拱芝，教務主任是焦贊。陝甘寧邊區政府副秘書長林裏夫的愛人陳碧玉，擔任政治教員兼訓育主任，張文秋擔任文化教員兼總務主任。此外，還有趙蘭英、劉玉珍等十幾位教員。

抗屬學校的學員，包括紅四方面軍的500多名女兵，是長征過雪山、草地來的，和陝北紅軍家屬100多名一起，共有700多人蔘加了學習。

抗屬學校是在艱苦的條件下白手起家的，一無校舍，二無桌椅牀鋪，什麼事都要自己動手，抗大校部派了一批戰士來幫助建設，她們也組織學員自己挖窯洞。

張文秋請陳振亞幫忙，他幾乎每天下課後，都帶領2大隊的同學們到這裏參加勞動。陳振亞幫助她們搞規劃設計，並指揮修建工程，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大家對他吃苦耐勞和嚴肅認真的精神都很佩服，説他是個好建築工程師，是抗屬學校的好參謀。

在中央軍委的支持和各方面的幫助下，抗屬學校的校舍很快就建成了。

不久，延安又辦起一所魯迅小學，組織上要張文秋兼任魯小的文化教員。於是，張文秋每天上午在抗屬學校教4小時語文課，下午到魯小教2小時語文和歷史課，下午6點回到抗屬學校，還要做一些總務方面的行政工作。

在兩所學校任教期間，陳振亞又一次向張文秋提出了結婚要求。張文秋不同意。張文秋説：“我們都要學習和工作，有了孩子會妨礙工作的。”

陳振亞忙説：“你現在帶着思齊也沒有妨礙工作，難道將來就會妨礙工作嗎？”

“思齊一個孩子就把我累壞了，將來如果又多一個，我可受不了。”

“那時有我幫助你，怕什麼？”

他左説右説，張文秋還是沒有同意。她擔心結婚後增加孩子，既影響工作，生活也難以維持。

不料有一個星期天，剛下過雨，路上很滑，陳振亞上山來看張文秋，一不小心跌倒了，滾到了山坡下的水溝裏，殘腿又受了傷，人也昏了過去，好半天沒有醒過來。

同志們發現後，才把他抬到山上，放在張文秋的炕上躺着。這時，張文秋想：“他為了來看我，險些把命都送了，萬一真摔死了，我怎麼對得起他呀。”

陳振亞醒過來後，大家弄來擔架，把陳振亞抬到了抗大。陳振亞躺在牀上，感謝大家的幫助，要大家回去休息。他對張文秋説：“你也回去休息吧，我不要緊，快回去照顧孩子。”但他又説：“有你在我身邊，我就忘記傷疼了。”

這些自相矛盾的話，引起大家一陣好笑。同志們理解陳振亞的心情，就都告辭而去，讓張文秋留下來照顧他。但是，沒過好一會，陳振亞又對張文秋説：“你對我太好了，你還是回去休息吧，要是你累壞了身體，就沒有人照顧孩子了。”他怕思齊找媽媽，再三懇切地催張文秋回去。

陳振亞傷口痊癒後，第3次向張文秋提出了結婚的要求。他説：“我對你一見鍾情，知道你的經歷後，我就更加敬佩。如果我們不結婚，就不像是一家人，這樣常常來往，好像很不合理合法。我希望還是早點結婚，你同不同意。”

張文秋説：“從你跌傷以後，我就懊悔沒有答應你結婚。你要是為我跌死了，我真要後悔無窮，幸喜傷好了，我們請組織批准後，就結婚吧！”

陳振亞見張文秋同意結婚，興奮不已，連聲説：“感謝上帝，感謝上帝，現在我可以無憂無慮了。”

於是，陳振亞給中央軍委寫了申請報告，張文秋也給中央組織部寫了報告。只過了兩天，兩邊的組織批示都下來了，同意他們結婚。 ^[5] 

2022年12月，以石門籍革命烈士陳振亞英雄故事為題材創作的紅色歌曲《光輝耀長河》全網首發。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