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秋

1903年12月1日出生於湖北省京山縣孫橋鎮青樹嶺村張家灣一個大户人家。少年時，在孫橋、天門等地讀書。張文秋對她的家鄉京山懷着深厚的故鄉之情。解放後，曾3次回京山慰問、探訪。

1917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當時，陳潭秋在這所學校教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董必武教國文和歷史，在這兩位老師的啓發教育下，開始投身革命。

1919年，參加惲代英、李求實、林育南等在武漢領導的“五四”運動。

1923年，參加武漢學生聯合會，擔任女師學校聯合會分會副主席，兼武漢工團聯合會主任，從事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工作，並參與組織了學生聲援漢陽兵工廠的罷工和漢口紗廠棉花廠及漢口黃包車工人的罷工鬥爭，參加了武昌粵漢鐵路的罷工鬥爭及京漢鐵路的“二七”罷工鬥爭。1924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5年，在女師擔任教務處秘書及學生聯合會主任兼團支部書記，開始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成為一名職業革命者。192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9月，為迎接國民革命軍進入武漢，與武漢共產黨人一道，在羣眾中做宣傳組織工作，並準備好大量的傳單、標語和旗幟等宣傳品，為北伐軍進城大造了聲勢。

張文秋先後擔任湖北京山縣委婦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縣總工會秘書及黨支部書記。

大革命失敗後，她先後任鄂豫邊區宣傳部部長、暴動分隊長及黨支部書記，湖北漢川縣委宣傳部部長兼婦女部部長，少共湖北省委機要秘書，上海浦東、滬西區委組織部部長，山東省委婦女部部長，蘇維埃準備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全國第五次勞動代表大會辦公廳主任。

1926年12月，受中共湖北省委的派遣，和袁傳鑑，劉素珍等人回京山開展革命鬥爭併成立了中共京山縣執行委員會，任縣委副書記兼宣傳委員。由於他們工作出色，京山很快成為當時湖北地區農民運動發屜最快的7個先進縣之一。

1927年2月，受中共京山縣委委託到武漢為農民自衞隊買槍，並代表中共京山縣委出席了中國共產黨 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期間，經惲代英介紹，與共產黨員、北伐軍第11軍政治部宣傳科社會股股長劉謙初相識戀愛結婚，並初識毛澤東同志。

1927年7月15日，國共兩黨正式分裂，白色恐怖籠罩着京山縣城，許多革命者慘遭殺害。張文秋躺在棺材裏被人抬過敵人封鎖線，死裏逃生。

1927年9月25口，與呂醒他等人一齊到河南駐馬店組織發動羣眾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武裝暴動，打擊了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

1928年夏，到湖北省委秘書處作機要秘書，為便於工作，組織決定與當時省委秘書長劉先源假扮夫妻。

1928年12月，到上海找到黨中央，被分配到錦章和永安兩個紗廠做工人工作，擔任黨支部書記，同時兼任滬西區委宣傳部長。

1929年6月被調任山東，與其愛人劉謙初（時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在一起工作，任省委婦女部長兼省委機要秘書。1929年6月，由於叛徒出賣，與丈夫劉謙初先後被捕。

1930年1月，經組織營救出獄。1930年3月2日，生下女兒劉松林（思齊）。1930年4月，再次被組織安排與林育南假扮夫婦，參加“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預備委員會籌備處”工作，任“籌備處”辦公廳副主任兼機要秘書。大會結束後，“籌備處”改為“中央軍委聯絡處”，張文秋仍住機關工作。1931年4月5日，丈夫劉謙初在獄中犧牲。 ^[9] 

1931年9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共產國際遠東第四局佐爾格手下工作。在這裏，第三次與共產國際第四局負責人之一的吳照高假扮夫妻，做華南情報坫諜報工作。

1932年2月起，她先後在上海國際遠東第四局情報部做國際情報工作，在江蘇省委組織部、上海浦東區委做機要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先後擔任延安抗屬學校總務工作兼文化教員，八路軍一一五師留守處政治處民運股股長兼《生活星期刊》主編，八路軍榮譽軍人學校後方留守處主任、黨總支書記。

1933年6月，佐爾格領導的共產國際遠東第四局在上海的情報工作結束，張文秋被組織上調中共江蘇省委秘書處工作。1933年12月，華爾頓來到上海，共產國際遠東第四局再次開展工作，張文秋重返“共產國際”工作，任華北站站長。1935年6月，共產國際遠東第四局工作結束後，被調往上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中央聯絡部情報處工作。 ^[2] 

1937年9月，赴革命聖地延安，先後在最高人民法院、抗屬學校和魯迅小學工作。在此期間，與湖南籍老紅軍陳振亞結為夫妻。

1938年4月，入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學習。同年9月畢業後被分配到雲陽鎮八路軍115師留守處，與其丈夫陳振亞（留守處政治處主任）在一起工作，擔任《生活星期刊》主編兼機要秘書。1938年10月30日，生下二女兒邵華（張少華）。

1938年8月5日，陳振亞等人在準備赴蘇聯途中遭國民黨新疆督辦盛世才扣留。

1941年夏，陳振亞因受傷住院遭敵人暗算犧牲。1942年秋，與其他在新疆工作的100多名同志被捕入 獄。在獄中生下了她的第三個女兒張少林。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張文秋含辛茹苦地帶着3個孩子度過了這段艱苦歲月。

解放戰爭時期，她先後任延安聯防軍政治部後方學校校長兼黨總支書記，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組織科科長、幹部科科長兼黨支部書記等職。

1946年夏，經組織營救，與她的l00多位難友出獄回到延安，被分配在中央黨校二部老幹部班學習，任該班黨支部宣傳委員兼黨小組長。

1947年初，隨機關轉移到太行山的冶陶鎮，參加晉冀魯豫中央局土改工作團，任該團第三分隊副隊長。

1947年11月，調任石家莊建設學院任政治處副主任，併兼作大興紗廠的建黨工作，任大興紗廠的黨支部書記。

1948年春，調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工作，任組織科長兼司法部黨支部書記。

1949年3月，隨黨中央、毛主席進入北平（北京），參加了10月1日在天安門的開國大典。

全國解放後，歷任中國銀行總行人事室副主任兼全國金融工會辦公廳主任，中國盲人福利會總幹事，中央組織部幹部教育工作負責人。在此期間，她出訪過蘇聯、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東德等國，為黨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為祖國爭的了榮譽。

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張文秋與毛澤東一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兩個在牢房裏長大的女兒劉松林與邵華先後與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結為伉儷，成為毛澤東的“雙重兒女親家”。

張文秋堪稱世紀老人，她幾乎經歷了中國革命全過程，又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革命老人，她一生經歷坎坷，解放前她為革命兩度入獄，坐國民黨的大牢8年，老虎凳、竹籤、辣椒水都沒能使她屈服。“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在新疆坐監時，腿被打壞了，現在坐輪椅。她憑着自己堅強的信念，不屈不饒地活過來了。

1982年9月離職休養。從中組部離休後，張文秋仍筆耕不輟。她撰寫的長篇回憶錄《踏遍青山》已出版。

老人家有不少養生之道，比如她的養生秘訣：“夜闌人靜萬慮拋，謹守丹田封七竅。精神運轉搭天橋，身輕如燕通雲霄。”她的頭腦清楚得很，日常的主要娛樂項目竟然是下象棋，而且勝多負少！老人家的記憶力也讓人佩服，她現在不完整地唱出《木蘭詞》 、 《天仙配》等老歌。老人家衣服非常整潔，而且色彩鮮亮，每天都要對着鏡子描眉呀什麼的。

2002年7月11日晚9時，張文秋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張文秋同志逝世後，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等以不同方式，對她的逝世表示哀悼，對其家屬表示慰問。 ^{[1]  [3]} 

張文秋是革命烈士劉謙初的夫人。他們的婚史僅僅只有四年，即從1927年4月到1931年4月。在這四年 中，張文秋遵照黨的決定，先後與兩位男同志扮為假夫妻，從事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劉謙初犧牲後，張文秋化悲痛為力量，又曾組織過兩個臨時“家庭”。 ^[4] 

改名“李麗娟”和劉先源組成了第一個“家”

1927年，張文秋與劉謙初結婚不久，就從故鄉京山躺在棺材裏裝死人逃到武漢，尋找省委的一個聯絡點，接頭暗號是請她的“表哥”介紹工作。一星期後，她與一個陌生男人對上暗號，那人對她的近況作了仔細詢問後，便領她到了漢口，進了三德里一幢三層小洋樓，裏面有個30來歲的男人正等着她。她正納悶，那人卻笑道：“你不是要找‘表哥’嗎?怎麼見了面還不認識?”原來他就是常駐湖北省委的中央特派員唐戈德，代號為“表哥”。他指着領張文秋來的同志説，這位是新任湖北省委秘書長劉先源同志。

“表哥”通知張文秋：“組織已決定，你留在省委機關，擔任秘書處副處長兼機要秘書，受劉先源同志直接領導。從今天起，你與劉同志偽裝成一個家庭，以掩護機關工作。你的名字叫李麗娟，公開身份是小學教員，目前沒有教課，就在‘家’裏當‘太太’。你有什麼意見嗎?”

一下子變成李麗娟的張文秋説：“我一直是做公開的羣眾工作的，現在讓我搞地下工作，還要裝成‘太太’，恐怕適應不了。” “表哥”説：“讓你裝成‘太太’，是為了應付環境和對付敵人的。不以家庭名義就租不到房子。對外是‘夫妻’，對內還是同志關係，但公開場合一定要裝得像，不能讓人看出破綻，這是黨交給的任務!”

“可是我已經結婚，有了愛人呀。” “正因為這一點，才讓你裝成‘太太’，沒結過婚的還不適合呢……組織上知道你有應付敵人的能力和經驗，才把這副擔子交給你。”

張文秋毅然説：“我堅決服從組織安排!” 於是，他們一起將房間使用、聯絡辦法、文件收藏和警號放置等具體問題一一安排妥當。劉先源讓她以女主人身份去置辦傢俱，再僱一名女傭。一個新的“家庭”就這樣建立了。 夜裏，張文秋正在發愁，這“戲”該怎麼演呢?“表哥”進來了，嚴肅地宣佈了地下工作的紀律：因工作需要，以假夫妻名義為掩護，又需同居一起的男女不準談情説愛，更不得發生男女關係；如一方已有愛人，另一方絕對不準向其求愛；在保持假夫妻關係期間，對外要儘量裝得像，保證不出漏洞，一旦工作結束，就解除“夫妻”關係。“表哥”最後説：“這都是保證黨的安全的鐵的紀律，任何人都得無條件遵守。如有違反，輕則給予處分，重則開除黨籍直至處決。李麗娟同志，你沒有做過秘密工作，這些紀律應該牢牢記住並絕對執行。”張文秋莊嚴地回答：“我都記住了，保證遵照執行!”

從當晚起，他們在三樓臨街窗口掛上兩條肥皂作警號，正常時掛在那裏，一旦發生險情立即取下。 劉先源送走“表哥”後，又帶回一套被褥。張文秋心裏總是不太踏實，如今只剩下他們“夫妻”二人，並且從此每日每夜共居一室，這“戲”可怎麼往下演呢?

劉先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輕輕地將被褥鋪到小套間一張小牀上，笑着説：“我睡這兒，你就在大牀上安心睡吧。” 一會兒，劉先源就打起呼嚕，可張文秋還坐在牀邊發愣。幾個月來，腥風血雨，出生入死，簡直無法安身，如今忽然有了個“家”，還當上了“太太”，只是這位“先生”卻不是自己的丈夫，兩天前還根本不認識他，至今也不知他的真實姓名和確切來歷。而自己的丈夫劉謙初，也不知身在何方甚至存亡難測……快天亮時，她才和衣倒在牀上迷糊了一會。 起牀後，他們故意親親熱熱地一起洗漱和用早餐。“丈夫”出去“上班”了，“太太”讓許媽上街買菜，自己在“家”收拾新居。

晚飯前，“先生”和“表哥”又一起回來，還帶了兩隻皮箱。深夜，他們打開箱子，一箱是等待分發或需密碼轉譯、作技術處理的文件，另一箱全是絕密材料。劉先源認真地教張文秋處理文件的技術方法。在“先生”和“表哥”的指導下，張文秋開始了新鮮而神秘的地下工作。他們彼此配合得非常默契，省委對他們的工作表示滿意。只是“先生”和“表哥”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許多重要工作都是張文秋獨立完成。

當年秋天，“表哥”和“先生”奉命調往別處。“表哥”的工作由化名趙正卿的王為憲接替，劉先源 的繼任者叫李振亞（原名卻不敢打聽），他自稱是李麗娟的“堂兄”。張文秋告訴許媽，她家“先生”去上海了，近期不回武漢，只得請“堂兄”來為“先生”代課。

不久，省委另一個秘密機關被敵人發現，新任中央特派員的王為憲不幸被捕。李振亞立即通知“李麗娟”迅速轉移，將所有文件帶走，又要走得不露聲色。張文秋先將掛在三樓窗口的兩條肥皂撤掉，又將所有的材料鎖進箱子，“家”裏的生活用品則一切照舊。她讓許媽去叫來黃包車，説今天要送一個表妹去外地，並將她存在這裏的兩隻皮箱帶走。説着又給許媽留下一些錢，關照她看好家。

此時，王為憲之妻褚志元正在醫院臨產。張文秋化名“陳孟君”帶着箱子來到醫院，悄悄向褚志元報告了剛剛發生的緊急情況，又故意聲稱王為憲在上海，託自己為他照顧產婦。幾天後，“陳孟君”帶着箱子、產婦及嬰兒轉移到了一個新地點。

李振亞指示張文秋，馬上把文件和褚志元母嬰安置好，離開武漢去上海。 原來這次省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已有30多位同志被捕且慘遭殺害，王為憲同志也在其中。兩天後，張文秋懷着極其沉重的心情，乘船離開了武漢。

改名“張一萍”和林育南組成了第二個“家”

1930年4月，張文秋奉命去指定地點找一位叫“趙玉卿”的同志接受任務。到達目的地，見到的卻是一位30來歲的身着西裝革履架着墨鏡的洋闊佬。她正犯嘀咕，那人卻取下墨鏡，用一口湖北話問：“怎麼，認不出啦?”張文秋仔細一看不由得“啊呀”一聲：“是你呀!幾年不見，怎麼在這裏冒出來了!這不是做夢吧?”“不是做夢。這下子我們還要天天在一起呢!”

原來這位“趙玉卿”就是大革命時期張文秋在武漢工作的老鄉、戰友、領導林育南。他將作為“蘇準會”機關負責人直接領導張文秋工作。

林育南説，他現在的公開身份是南洋歸僑資本家，張文秋將裝成他的“太太”共同主持一個不小的“家庭”，為了掩護，她應改名為“張一平”。張文秋説，自己連年東奔西跑，飄泊不定，不如取個浮萍的“萍”字。林育南點頭贊成。

至此，先後叫李麗娟、陳孟君的張文秋更名為“張一萍”，並且成了一位闊氣的“資本家太太”。 30年代初，全國各革命根據地紛紛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中央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蘇維埃中央機構，以統一領導各地的蘇維埃政權，為此，必須組織一次相關的會議（簡稱“蘇準會”）。於是中共中央便抽調和集中了一批得力幹部負責籌備。化妝成“僑商”及其“太太”的林育南、張文秋就是這一工作的具體負責人。

他們“夫妻”二人，先是尋租合適的房子，他們選中了現在叫北京西路和常德路口的一處兩棟相連的三層樓房，前有院牆和鐵門，進門後是一片樹木花草遮掩着小樓，更可取的是另有後門和通道，既氣派又安全，是一處鬧中取靜、外人難進的理想之地。

按照身份和工作需要，“老闆”與“太太”住在二樓的豪華卧室，裏面有高級鋼絲牀、紅絲絨沙發、大小衣櫃和寫字枱、穿衣鏡、梳妝枱，還有書櫥、衣帽架及茶几等等，又陳列着各種擺設和盆花等欣賞品，下鋪進口地毯，牆頭掛名人字畫，頂上吊着琉璃華燈，好一副富豪氣派。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由林育南陪同進行了檢查，覺得十分滿意。周恩來細心地關照張一萍：在卧室的衣帽架掛上男人的睡衣睡帽，在牀前再放上男人的拖鞋。使人覺得確是“趙老闆”的住處。

當時，林育南不僅另有住家，還有妻子和女兒。妻子叫李蓮貞，孩子已3歲，她們和林育南的秘書李平心夫婦住在愚園路全國總工會機關裏。林育南原是“全總”秘書長，調來“蘇準會”後，只能在夜間悄悄回去看望妻子和女兒，“趙老闆”從來沒有在“夫妻”共有的豪華卧室裏住過。這套房子實際成了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秘密交談和批閲文件的專用地點，晚上則由張一萍獨自享受了。

1930年5月20日，“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趙公館”秘密召開了，來自全國十九個革命根據地的代表都是當地黨和蘇區的負責人。開幕時，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周恩來等領導人蔘加了會議。為了掩護，周恩來等設計了非常巧妙的偽裝辦法：由“趙老闆”和“太太”對外宣稱要為趙家“老太爺”過八十大壽，海內外趙氏子孫、親友將前來拜壽。他們營造了一個頗有排場的“壽堂”，還特意請了一位老同志扮作“趙老太爺”，全體與會人員都統一了口徑，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都一口 咬定是來“慶賀老太爺八秩壽辰”。於是，中華全國第一個最高紅色政權的籌備會議，就這樣在充滿封建色彩的掩護下，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中，順利召開了!

這次會議開得十分圓滿。可惜後來由於黨內第二次“左”傾錯誤特別是“立三路線”而被批判否定，原來決定的活動被取消，有關人員受株連，有的機構、組織也奉命撤銷甚至解散，其中也包括了林育南、張一萍主持並付出了大量心血的“蘇準會”。“趙老闆”林育南與“太太”張一萍也解除了“夫妻”關係。

不久，黨內又出現了“王明路線”即第三次“左”傾錯誤，把一大批立場堅定的革命同志當成“異端分子”，受到無情打擊。林育南等也不幸被列入其中，結果發生了一起嚴重的黨內外聯手造成的歷史悲劇。 1931年2月7日，林育南等24名黨的領導人與傑出活動家在上海龍華遭到秘密殺害，史稱“龍華慘案”。

張文秋和林育南的“夫妻”關係雖然不是真的，但她對失去了林育南這樣勝過親人的生死戰友的悲痛並不亞於李蓮貞等同志。更沒想到，她正關在濟南監獄中的丈夫劉謙初，不久也壯烈犧牲了!

當時叫做張一萍的張文秋，在不足兩個月中連續經受了失“夫”又喪夫的心靈苦痛，為革命事業付出了特殊的代價和犧牲。

“蘇準會”的工作結束後，張文秋調到了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軍委聯絡處。當她去董秋斯家探望女兒思齊時，認識了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後來女作家將張文秋的故事寫成報告文學送到國外發表了。著名情報專家理查德·佐爾格看了張文秋的故事，對她非常感興趣。一天，周恩來帶着張文秋來到佐爾格處説：“從今天起，張文秋的關係就轉到共產國際遠東四局。”從此，張文秋就在佐爾格的領導下工作了。

原來佐爾格領導的情報小組是專門蒐集各地特別是國民黨上層的軍政動向和社會情況，整理後報給莫 斯科，作為共產國際制定政策的參考依據。張文秋報到後，又奉命與一同志結為“夫妻”，“丈夫”是德籍華人吳照高，他是“佐爾格小組”的一個負責人。

吳照高和張文秋在法租界租下了一處三層小樓，置辦了各種傢俱和生活用品，還僱了一位老女傭，組成了一個新的“家庭”。男女主人的卧室在二樓。

這裏有嚴格規定：凡到共產國際機構工作的人員，都得與原來所屬黨組織切斷聯繫。張文秋等中國同志，不僅不能與中共黨內的組織和同志相互往來，也不準與所有親友私下接觸，連上街遇見熟人也不能打招呼，更不準暴露現在的工作地點及其活動情況。

張文秋的工作是負責蒐集和閲讀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的報紙，將其中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報道分門別類摘錄出來，整理成文字資料，交給佐爾格處理，佐爾格審定之後，譯為密碼或作縮微、化學等技術處理，陸續發往莫斯科。

這期間，張文秋違反了一次紀律。一天，是法國的什麼節日，許多人到法租界結隊遊行。張文秋想，反正現在既沒事又沒別人，就悄悄下樓站在門口街邊看熱鬧。看了一會又悄悄回到二樓，誰知進門就見吳照高怒氣衝衝地坐在自己房間裏，劈頭就問：“你幹什麼去了?去到哪裏?多長時間?見到什麼人?碰到熟人説過什麼沒有?”張一萍如實報告了。吳照高卻繼續嚴厲訓斥她：“你可不能隱瞞,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讓人發現你在這裏，就會暴露我們的機關，後果將十分嚴重。你一定要講實話，萬一有了問題，我們好採取措施。”張文秋很不開心地説：“我已經説過，沒有遇見熟人，沒有就是沒有!”吳照高卻不依不饒：“沒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經違反了紀律，必須承認錯誤!”張文秋只得低頭認錯，保證決不再犯。不過，通過這次事件，吳照高對張文秋的性格與作風有了進一步瞭解。在與佐爾格商量後，決定發揮她的好動性與敢闖精神，任命她為駐華情報機構南方站站長，負責南方几省情報網的組織和聯繫。

張文秋離開吳照高的第一次任務是去香港傳達一項重要指示並取回一批秘密情報。由於這一指示極其機密，不能見諸文字，她反覆背熟後記在腦子裏，化裝成貴婦人去了香港，口頭傳達了指示，又把情報資 料製成縮微膠捲、縫在貼身襯褲裏帶了回來，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接着，張文秋又連續執行了幾次任務，一再受到佐爾格等人的讚揚。由於她工作出色，佐爾格打算將她送去國外學習，將她培養成一個高級情報人員。哪知此時佐爾格奉命調往日本，張文秋出國一事就被擱下了。

不久，吳照高也調去日本。離華前，張文秋為他餞行，還應吳的要求將女兒思齊帶給他看看。吳照高抱着思齊親了又親，並十分動情地説：“我永不忘記我們一道工作、並肩作戰的日子，特別珍視這段特殊的‘家庭’生活。以後我們不必再裝成‘夫妻’了，不過我想當你的哥哥，我會為有你這樣一個妹妹而高興，如果你同意，就讓孩子叫我‘舅舅’行嗎?”孩子乖乖地叫了“舅舅!”張文秋也表示永遠不會忘記他，為他敬酒，祝他一路平安。吳照高十分高興地説：“今天，我要向你道歉!過去我對你關心照顧很少，那次對你的批評很過分，希望你原諒。我相信有一天，中國革命勝利了，全國人民遊行慶祝，那時我一定爭取再來，和你們一起歡呼勝利!”

哪知吳照高一去就沒再來，他的去向以至生死，都成了不解之謎……

還在吳照高離開中國之前，共產國際遠東局為了深入瞭解上海工人運動的情況，將張文秋派去上海浦東，打入英美煙廠，專事蒐集所需情報。

時任浦東區委書記的李耀晶，讓張文秋作為英美煙廠子弟小學教員並參與區委領導工作，以便掌握全 面的工運情況，又在工廠附近為她租下了住房。李説，單身女人是租不到房子的，要以“夫妻”名義才能辦理手續，並要求她將女兒思齊也帶來居住，這樣才更像一個“家”。

張文秋想，自己與吳照高的“夫妻戲”還沒演完，又要與李耀晶建立個像樣的“家庭”，真成了“戲中戲”。她同意了，於是李耀晶成了她的第四位“丈夫”。

新“家”組建後，訂下了共同遵守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對外李耀晶是這家的“先生”，但平時不在這裏住，只在星期三、六下午來此與“太太”見面，實際上是研究工作。張文秋每週去一次共產國際機關彙報工作和遞交情報資料，平日在學校授課並在廠區和家屬中活動。思齊接來後，無疑多了份拖累，便請房東照料孩子，房東見他們“夫婦”都是正派人，思齊又長得惹人喜愛，就高興地答應了。

一天晚上，李耀晶來了。張文秋嚴肅地問：“今天不是碰頭日，你怎麼來了?……”李耀晶忙插緊門，笑道：“按規定，我晚上不能來，更不準在這過夜。可是今天我應該來。”“你可不能違反紀律啊!”“你想想，如果我一直不來，外人反而會懷疑我們，這家的先生怎麼老不回家?這裏是我的‘家’，我常來更安全。今天有急事找你商量。”“什麼事，你快説吧!”李耀晶卻賣關子似的，掏出香煙慢慢地抽，十分開心地説：“我這不是回‘家’來了嗎?在‘家’裏還不讓寬鬆些?”待思齊睡了覺，他才極其機密地説：“共產國際對你的工作非常滿意，打算對你進一步培養深造，中央負責同志已商量好了，想送你到國外去學習。我先同你通個氣，組織上將會正式找你談。”張文秋喜不自禁：“謝謝你先來告訴我!……可是，我已經沒有家了，我把孩子交給誰呢?”李耀晶説：“我就是為這事而來的……我想，能不能就利用我們的‘夫妻’關係，索性把思齊當作我的孩子，讓我母親負責撫養他。母親早就催我結婚，正盼着抱孫子呢!”事情來得太突然，張文秋一時拿不定主意，便同“丈夫”商討妥切的辦法。不覺已經夜深，張文秋警覺地説：“這麼晚了，你該走了!”“這麼晚我更不能走!人家會説，你‘先生’很少回來，到了半夜又走了，容易使人懷疑，暴露目標。”“那你——怎麼住?”李耀晶也嚴肅地説：“我們都是黨的負責幹部，都要遵守黨的紀律!”説着就抱起一牀閒着的被子鋪到牆角地板上，倒頭便睡。張文秋見了，心中説不出是什麼滋味，擔憂，敬重，憐惜，她幾乎一夜未眠。

天亮後，李耀晶悄悄“上班”去了。 不久，組織上跟張文秋談了準備送她出國學習的事。她也同意將 思齊交給李老太太照管。李耀晶馬上給他母親寫信，説自己早已在上海結了婚，並且有了一個女兒，因為“夫妻”二人工作太忙，收入又有限，想把“女兒”送回老家跟奶奶過。那位盼孫心切的老奶奶喜出望外，立即給未見過面的“兒媳”和“孫女”寄來了盤纏，讓她們趕緊回老家。

豈料就在這時，李耀晶和張文秋的“家”被突然破壞了!一天，李耀晶去市區開會，被叛徒告密，當場被捕關進監獄並慘遭殺害。組織上讓張文秋以“妻子”的身份出面處理了烈士的後事。 由於國內外形勢急劇變化，共產國際的機構被撤銷了，張文秋奉命回到中共黨內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直至1937年，組織上才決定讓張文秋帶着女兒回到延安黨中央這個“家”。

踏上西去的列車，張文秋心頭異常沉重，她想起自己一個又一個“家”，一個又一個比親人還親的戰友和同志，他們有的不幸犧牲，有的不知去向，她閉上淚眼，腦海裏不斷地浮現着李耀晶、吳照高、林育南、劉先源等“丈夫”的高大形象……

1931年4月5日，張文秋的第一任丈夫年僅34歲的劉謙初被槍殺，女兒劉思齊出生時。

1937年冬天，張文秋和彭德懷的老部下陳振亞結婚。第二年秋天，張文秋又生一女，取名少華（小名安安），後來叫邵華。

1941年夏，年僅41歲的陳振亞被毒害致死。張文秋生下第三個女兒少林。

1949年，張文秋的長女劉思齊與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結婚。

1960年，次女邵華與毛澤東的次子毛岸青結婚。 ^[5-6] 

2002年7月11日晚9時，毛澤東主席的親家、革命家張文秋老人因病離開人世。近日，筆者作為邵華將軍的朋友，前去悼念。將軍含淚回憶了張文秋老人平凡的生活片段，為了紀念這位有傳奇經歷的老人，邵華特整理下文：

我的媽媽張文秋今年100歲，在一個世紀的漫漫征程中，媽媽歷經坎坷，她的兩位丈夫、兩個兄弟和一個女婿都為中國革命獻身，媽媽傳奇式的一生，以及與開國領袖毛主席雙重親家的特殊身份，國人盡知。但在我的眼裏，媽媽只是一位平凡的母親。

從我識事起，很少看見媽媽有空閒的時候，白天她在辦公室忙於工作，晚上回來總是在燈下加班到很晚很晚。媽媽教誨我們三姐妹的一句口頭禪是：“家裏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工作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們三姐妹在媽媽的教育和影響下，從參加工作時起，個個都很認真，盡職盡責。媽媽對我影響最深的有兩點，一是她辦事細緻。年輕時，媽媽受周恩來的派遣，做過國際情報工作，從那時起，她就養成了收集資料的習慣。記得我剛上初中時，學校組織我們觀看動畫片《七朵紅花》 ，老師佈置寫一篇觀後感。由於是第一次看動畫片，我確實被其中的情節所打動，並將真實情感寫了出來，老師對這篇作文厚愛有加，先是在班裏講評，繼而在年級交流，後來上了學校的牆報。這件事已經過去50多年了，可前不久，我在整理媽媽的資料時，竟然發現了老師對那篇作文寫的評語，原來它一直被媽媽收藏着。90年代初，媽媽出版了一部回憶錄，書中還收集了她兒時的照片。這些年，媽媽由於年事已高，視力不好，但她仍然戴着老花鏡，手裏拿着放大鏡，堅持看書讀報，碰到好的文章，總是拿剪刀剪下來再貼到剪貼本上，年輕的工作人員勸媽媽不要費事，媽媽笑着説：“留着，沒準兒哪一天就用上了！”在媽媽的“博物館”裏，我找到了許多價值連城的珍寶。

另一點是媽媽樂觀向上的精神時刻激勵着我。在媽媽的一生中，曾兩次入獄，在敵人的牢房裏度過了十個春秋。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媽媽孤身一人，把我們三姐妹撫養成才。從小一直跟着媽媽長大的妹妹的女兒李傑，有一次好奇地問姥姥：“您坐在牢裏有什麼感想？”媽媽用手指着天：“你看那烏雲再厚，總也遮擋不住太陽。我們坐在牢裏面，想着總有一天會出來的！”媽媽這種樂觀向上的性格一直沿襲到晚年。離休後，她一直與我和岸青生活在一起，我們的生活因為有了開朗健談的媽媽，變得更充實。近年來，我業餘時間開始搞攝影，媽媽看我挎着相機，也要仿效，成了一名名副其實的“發燒友”。現在，她手不離照相機，遇到什麼有意思的就照下來，就是在醫院裏住院也不閒着，她在病房裏拿着相機照電視裏的畫面，只要看到好的節目，她就按動快門，當然她的相機裏十之八九都沒上膠捲。媽媽第一次端起相機是一次外出，保姆為其安裝了膠捲，心急的媽媽在車內就將一卷膠捲照完了，結果洗出來一片空白。後來，我就讓保姆為她裝好膠捲不開鏡頭蓋，這樣一來，媽媽怎麼按相機就是不動。有時候我去看演出也帶上媽媽，她坐在輪椅上，對着舞台不停地按動快門，結果沖洗出來的照片一半是舞台上方，一半是舞台下沿，當保姆將她拍的照片與我拍的照片做對比時，媽媽突然發現了一個問題，肯定是相機不好，保姆對她説：“二姨的相機好。”

媽媽再見到我時果真開口要我的相機，弄得我哭笑不得。 去年12月1日是媽媽的生日，在此之前，她就找我要一台一次成像的相機，媽媽説：“我過生日，你得給我買一件紀念品。”其實，她心裏想着，當場照當場出片子，你們總糊弄不了我。媽媽生日那天，我精心為她打扮了一番，真的借了一台一次成像相機，並託人買了兩盒膠捲。這一天，來祝壽的人比較多，大家爭着和媽媽合影，結果一次成像相機派上了用場，媽媽好開心，好高興。等客人離去後，清理照片，只留下我和媽媽合影的一張，餘者都被人拿走了。一次成像相機沒有底片，媽媽嚷着要照片，誰也沒辦法。到後來，她自己也只好發出無奈的笑聲。

這就是我的媽媽，三言兩語説不盡的媽媽！

影視：《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編劇：薛壽先、龍泰嶺及於海峯；導演：張今標。 ^[8] 

書籍：《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回憶錄》；作者：張文秋；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書籍：長篇回憶錄《踏遍青山》；作者：張文秋。

書籍：《毛澤東親家張文秋詩影選》；作者：張文秋。

書籍：《張文秋與毛澤東的親家緣》；作者：趙則訓；出版社：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 年12月版。

書籍：《我的媽媽——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作者：邵華 ；出版社：中國盲文出版社2004月1版。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