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康

陳康（1902-1992），現代哲學史家。又名陳忠寰，江蘇江都人。1929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哲學系，後去英國倫敦大學留學，次年赴德。1940年以《亞里士多德論分離何題》論文獲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先後任西南聯大、中央大學、北京大學、同濟大學等校教授。1948 年任台灣大學教授。1958年去美國，歷任埃默裏大學、蒙大拿州立大學、得克薩斯大學、南佛羅里達大學等校教投。退休後留居美國。哲學思想上受德國現代哲學家尼古拉·哈特曼影響較大。其博士論文探討亞里士多德哲學與柏拉圖哲學的聯繫與區別，認為：

（1）柏拉圖的理念是目的論的，是個別事物追求的目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存在於對理念的追求之中，彼此之間的“距離”只是對理念完備程度或性質上的差別，而非空間意義上的距高。個別事物雖及不上理念。但可以無窮地縮小其間的距商。

（2）亞里士多德從未將柏拉圖的哲學説成是個別本物同理念相分離，分離之説是當時學園中某些柏拉圖主義者的主張，而非柏拉圖本人的觀點，故亞里士多德同柏拉圖在這一向題上的見解是統一的。

陳康精於古文字校刊、詞句釋義和歷史考證，重視方法和義理的研究,注意論證步驟的分析、思想源流的探求和論證內容的評價。在研究前人思想時，以原著為據，不將邏輯的與歷史的混為一談，研究問題以中物實況為準，不唯權威的定論是從，不作空泛斷語，不“飾智驚愚”。 ^[2] 

陳康是中國現代古希臘哲學學科的奠基人和開拓者。 ^[1]  陳先生在1976年出版的、可以説是概括了他畢生研究亞里士多德哲學成果的巨大著作 Sophia. Tke Science Aristotie Sought 一書的序言中，對他自己，思想的發展作過 一番簡略的回顧：

“每個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學者都可以看出這本書是在耶格爾（ W. Jaeger）影響下產生的，雖然本書的一般結論成許多解釋和耶格爾的有所不同。我要説明 一下這種影響是如何形成以及這本書是如何發展成的。本世紀三十年代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復活了本體論 , 井且給了它一個文字定義，這定義實際上是亞里士多德方式的德文翻譯。1940年我結束了論文 Das Chorisma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以後，想對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作一番更一般的探討。當時我是在哈特曼的影響之下的。我考感的計劃是將亞里士多德的本體論和他的神學分開，單獨進行研究，但在進行過程中發生了不少因難。

這時候我接受了國立北京大學的聘書，它是戰爭時期設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的一個經成單位。從‘五四’運動以來，北京大學是胡適博士領導的‘漢學’（它多少有點相當於西方的Altertumwissenchaft【古學】）的中心——實際上是唯一的處所。我到昆明時，這個傳統在西南聯大仍然存在，我以前的老師、後來的同事和朋友湯用彤教授是其領導人。這個新的學術環境恢復了我對‘古學’的興趣。我重讀了耶格爾的《亞里士多德》，進而堅信必須用他的發生方法去研究亞里士多德。結果是我從哈特曼轉向了耶格爾。我對亞里士多德的研究也從系統的方法轉為發生的方法，研究對象也擴大為包括亞里士多德的本體論和神學兩個方面。

幾年以後，在台灣我用學術補助費買到一批西方書籍，其中有歐文斯（Joseph Owens）的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這位作者的解釋引起我的興趣，但不能令我信服。這樣我的研究範圍就更加明確了：要從發生觀點研究亞里士多德關於存在和關於神的兩種學説之間的關係。這就成為現在這本書的對象。

歐文斯神父的著作由於他的博學得到我的讚賞，同時也使我認識到在台灣因為缺乏足夠的書籍不可能完成我的研究計劃。結果是1958年我被選為中國哲學會的代表去參加意大利威尼斯舉行的第十二屆國際哲學會議。我原來想會後留在梵蒂岡工作，但由於語言的障礙不可能實現，所以來到美國。最初我想用六個月的時間查閲最重要的有關文獻，但這是不現實的。我需要多留些時候，便接受了Emory大學的聘書，開始在美國教書。……”（Sophia: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pp．VII—VIII）

由此可見，陳先生的思想主要是受哈特曼和耶格爾的影響。他從這兩位學者各自接受什麼思想影響？本書內《亞里士多德哲學中“哀乃耳假也阿”和“恩泰萊夏也阿”兩個術語的意義》一文開始處，陳先生作過概要的論述。他指出：一方面，亞里士多德的本體論（陳先生譯為“萬有論”）思想被長期忽視，直到哈特曼才重新恢復這方面的問題；另一方面，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從古代開始就被視為一個完整的體系，直到耶格爾才開始用發生方法去研究他思想的發展變化。因此，重要的問題是用發生方法研究亞里士多德的本體論。陳先生説：

“然而從Jaeger門下訓練出來的人未受Hartmann的哲學訓練，雖然已能做歷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但還未能認識萬有論方面的問題；從Hartmann門下訓練出來的人，未受Jaeger的歷史研究訓練，雖然已能認識萬有論的問題，但仍不能做歷史研究的工作。因此在二千年的亞里士多德哲學研究史上至今還無一人從發生的觀點去研究亞里士多德的萬有論。現在的情形是：一方面這個研究工作正待人去做，另一方面卻無適當的人才獻身於這樣的工作。為了不使這個無結果的僵局繼續延長，以致我們忘了自己學識的淺薄，不揣譾陋地來作一個嘗試。”

這項工作可以説是陳先生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研究所作的重要貢獻。這本論文集中的許多文章是這項研究工作的開始和若干組成部分，總的研究成果則是1976年出版的Sophia: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一書。這項工作，西方的亞里士多德研究者中還沒有人做過，也就是説，陳先生的研究工作有開創意義。中國人研究西方哲學史（特別是對西方已經研究了二千多年的希臘哲學史），要能和西方專家一爭短長，是很難能的。1944年陳先生應當時由賀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會”要求譯註《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在“序”中曾説道：

“現在或將來如若這個編譯會里的產品也能使歐美的專門學者以不通中文為恨（這決非原則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為！），甚至因此欲學習中文，那時中國人在學術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於全世界；否則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現武藝，往斯巴達去表現悲劇，無人可與之競爭，因此也表現不出自己超過他人的特長來。”（《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1982年版第10頁。）

雖然陳先生後來許多重要著作仍舊是用外文發表的，但是這番話卻表達了我們中國研究西方哲學史的工作者應有的抱負。 ^[4]